這40年改革中國經濟發生了什麼變化？

1977年改革前一年，中國的人均GDP折算成美元是198美元；2017年是8836美元。如果用人民幣不變價衡量的話，人均GDP大概漲了30倍。用美元的不變價格衡量，大概是15倍。

其他的一些數字，比如城鎮化率，1977年中國的城鎮化率是17.5%，也就是說80%多的中國居民是農民，當時農民的生活狀況是很差的。2017年城鎮化率58.5%，農村居民下降到40%多。官方的統計，1953年-1977年這25年經濟增長率GDP增長率是5.9%，但是居民的人均收入增長率只有1.7%。5.9%應該說是中等速度的增長，但是1.7%的人均增長率明顯是低增長。

改革以後，從1978-2017年40年來經濟增長平均是9.6%，居民的人均收入增長是7.4%，明顯地高於改革以前。

改革開放的四大進展

這40年改革我們是怎麼走過來的？經歷了什麼事情？我個人大概梳理一下主要在改革方面的主要進展。

第一，從過去的計劃經濟轉向了市場經濟。

第二，從一個封閉的國家轉向了開放。改革前中國對外貿易非常有限，既沒有對外投資，也沒有外來投資，世界各地之間也幾乎不交往。現在變成了一個總體上開放的經濟，我們目前已經是世界第一大貿易國了。

第三，從過去的國有經濟一統天下到現在實際上民營經濟已經佔了主體地位了。改革開放以前，城市經濟基本上是國有經濟，在工業中間國有企業佔的比重接近80%，剩下的20%全部是集體所有制企業。現在非國有經濟佔工業產出的比重已經超過了四分之三，國有和國有控股企業大概佔不到四分之一。

第四，社會保障從特權享有向全面共享。改革以前國有企業的職工加上政府機關的工作人員是有保障的，基本上可以說是終身就業。除了這兩部分人以外都沒有社會保障。現在基本上有了一個全面的社會保障體系，還不能說是百分之百地覆蓋，但是大體上有一個全面的社會保障。

這40年改革在這些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變化是通過“摸着石頭過河”，也就是漸進式地改革取得的。這種改革方式如果和世界上其他國家，比如蘇東社會主義國家“休克療法式”的改革相比，有非常大的不同。漸進式的改革儘管每一步都不徹底，但是我們基本平穩地度過了，而“休克療法式”的改革帶來了重大的問題，則是你很難應對的。

漸進式道路不是十全十美，到現在還遺留下了很多問題。改革期間收入差距在不斷地擴大，而且在很長一段時間腐敗盛行，這種情況最近幾年有所改變，但是我們還不能說這個問題已經解決了。

同時，我們的改革並非徹底？改革也仍然還不完整，不完全。漸進式改革沒有完全規劃，不同的時期，改革都是不同的內容。

2010年以後的改革，特別是十八大以後的改革，首先就是反腐，遏制了當時出現的大面積腐敗的趨勢。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口號“市場要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包含了60項改革措施，具體有300條以上，這些改革措施有非常重要的意義，目前很多領域的改革在深入推進，還有很多領域需要繼續推動。另外一方面，收入差距擴大趨勢有所抑制，基尼係數最高的時候達到過0.49，最近幾年下降到0.47-0.48之間。結構再平衡也有所進展，但是很多地方還期待深化。

改革期間，前37年，中國經濟都保持了10%左右的高速增長。2010年以後經濟增長逐漸下降，去年爲6.9%。下降意味着一些結構失衡的現象給經濟增長帶來了影響。特別民營經濟的增速也在明顯放緩，而且首次增速低於國有企業。產能過剩、房地產過剩、槓桿率過高、效率下降，都是結構失衡的因素。最近幾年雖然推進結構再平衡有進展，但是目前很多政策的落實，主要通過行政手段，有些深層次的體制問題還沒有解決。

未來改革的主要方向

接下來怎麼辦？我們需要展開哪些領域的改革？

首先是政府改革。改革以前政府幾乎集中了全部資源，掌握了資源配置。改革之後，市場發揮了資源配置的效率優勢。政府在基礎設施投資，經濟發展導向中發揮了作用。但目前面臨的很大的課題還是政府和市場的關係需要進一步理順。

其次，反腐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還需要進一步夯實反腐敗的制度基礎。

第三，防金融風險工作基礎夯實。貨幣政策開始調整，去年M2增長率從過去的百分之十幾降到8.2%。雖然高於GDP增長，但是比以前是放緩了，這是一個積極的變化，需要能持續繼續。這關係到未來中國如何避免重大的金融風險的問題。

第四，關於政府的公共職能。在公共職能方面，政府對物質基礎設施是非常熱衷的，這方面大量投資進展迅速，但是社會基礎設施仍然嚴重欠缺，比如公共醫療、教育、社會轉移支付的制度建設有待加強。政府必須要有爲，但是必須有邊界，尤其是不能把市場配置資源的功能抓到自己手裏來，變成政府配置資源。向服務型的政府轉型，就要把政府和市場之間的關係理清楚，資源配置交給市場。政府做好公共服務、社會保障、收入再分配、基礎設施建設、法治建設、推進科技進步等方面。

產品市場方面，市場導向發揮主導的作用，但是市場需要更充分公平的競爭。要素市場方面，整體來看發育不良，影響了資源配置效率，也影響了收入公平分配。國有企業的改革還有很多事要做，過去職能定位不清楚，競爭性領域國有企業應該是扮演一個平等競爭者的角色，而非簡單的要做大做強。企業管理制度，政企分開沒有完全解決。

競爭性領域的關鍵問題就是實現公平競爭，優勝劣汰，誰做得好誰就有理由做大做強，誰做的效率低就需要改革，改革再不行就淘汰。天然壟斷性的領域國有企業要發揮重要的作用，擺正企業和公衆之間的利益的關係。不光需要政府監督，還需要社會監督。公益領域，醫療、教育這些領域還有很多課題需要破題。公益企業或者公益事業單位迴歸公益，同時還要防止官僚化、行政化的趨勢。

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方面，大體上形成了一個全面覆蓋的體系。但是目前城鎮三分之一的居民是沒有戶口的，這些沒有戶口的新城鎮居民，長期在城市裏打工，但是最後無法在城市安居，都要選擇回鄉。再分配體系仍然還有很多缺失，包括戶籍制度的改革、公共服務均等化，這些方面如果不推進的話，我們就沒有辦法實現一個公平、有效、合理的分配。

財政體制改革方面，需要推進稅制改革實現更公平的賦稅。居民的個人所得稅、工薪所得稅是累進的，從3%到45%，但資本所得、財產所得、偶然收入都沒有那麼高的水平。我們一直在說實現綜合的所得稅稅率，但是到現在沒有做到。公共資源的管理有待改善，政府支出結構有待改善，特別是政府支出的重點需要從投資轉向服務於民生。

土地制度改革需要推進，獨家徵地和賣地的方式要改變，十八屆三中全會說了要形成城鄉統一的土地市場，這方面還需要深入推進。

宏觀管理方面，需要回歸中性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方面我們需要把重點放到民生政策方面。

總體而言，中國還有巨大的增長潛力，如果我們能超出預期的順利推動改革，2030年人均收入可以達到兩萬美元，中國可以成爲一個高收入國家，可以成爲一個更加公平、和諧、充滿活力的社會。來源：21世紀經濟報

王小魯，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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