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載春秋 百萬言菁華

——《梁啓超全集》出版始末

《梁啓超全集》 湯志鈞 湯仁澤 編著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梁啓超手稿

編者按

梁啓超作爲中國近代思想史上一個百科全書式的思想家，爲我們留下了十分寶貴的精神財富。爲紀念梁啓超逝世90週年，《梁啓超全集》近日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全集》是迄今爲止梁氏論著的集大成之作，收錄了梁啓超中舉前至去世，即1889年以前至1929年所見的梁啓超全部著述，分爲論著、演說、詩文、譯文、函電五大類，共20輯，每類以時間排序，另附全集篇目索引及相關資料。作爲“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重點項目，《全集》出版歷時幾十載。主編湯志鈞、湯仁澤父子嘔心瀝血，爲學界奉獻了一部迄今爲止最爲詳實、完備、可信的梁氏文集。

今日，我們約請全集主編之一湯仁澤與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賀耀敏撰寫文章，介紹《全集》的出版始末與文化價值。

早在上世紀60年代，《梁啓超集》的相關整理編輯工作就受到國家有關部門重視。最早在商討出版事宜時，梁思成先生也曾參與過。後因“文革”等原因，計劃被擱置。到了1982年4月，中華書局論證修訂《中華書局1982—1990年古籍整理出版選題計劃》，把《梁啓超集》列爲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重點項目。當年8月23日，中華書局邀請我父親湯志鈞和金衝及、龔書鐸、王慶成、曾業英、王好立、梁從誡等，就整理編輯《梁啓超集》事宜進行座談，並委託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組織人力整理，由我父親擔任主編。

這一本原是中華書局近代史編輯室的項目，最終未能實現。2003年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列入出版計劃，並作了大量的籌備工作，然而還是擱淺。最終由清史纂修工程將其列項，列入文獻叢刊項目，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負責出版。2014年下半年，在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領導的關心和支持下，《梁啓超全集》申報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取得成功，時年我父親已90歲了。

經歷了30多年的漫長歲月，《梁啓超全集》終於出齊。其中包含着編集者的艱辛，也包含着各方的努力與支持。30多年來，父親與我伏案書海、夜以繼日，資料堆滿了屋子。在整理、校勘和出版過程中遇到重重困難，但我們都一一克服。有評論曰：本書“不僅是目前爲止規模最大，最全面的梁啓超著作集，在內容結構和點校質量上，也堪稱迄今梁任公文集中最佳版本”。當初在開始這項浩大的工程前，我們定的編纂目標是：要整理、編纂出一部翔實全面、校訂精確的《梁啓超全集》。我想，我們的目的達到了。

“斯人不出，如蒼生何”

戴逸先生在致我父親的一封信中，曾不無感慨：梁任公一代偉人，著作等身，澤被全國。逝世九十年，迄無《全集》問世。每念及此，輒以爲憾。幸吾公寢漬於斯，致力多年，積稿盈笥，真有“斯人不出，如蒼生何”之感。

然而，梁啓超著述如百科全書，不計其數，要搜輯齊全、體例完善、點校精確，難度很大。

父親研究戊戌變法多年，不間斷地收集、整理近代文獻資料，對梁氏的佚文散札積累豐厚，特別是檔案抄件、佚詩佚文及他寫給親朋好友的書信。還利用赴臺灣、香港、澳門及日本、美國、新加坡等地講學交流的機會，在各大圖書館檢索書藏，蒐集散落在港臺澳及國外的部分詩詞、文稿、信札等資料。

《全集》中，《〈乘桴新獲〉中的梁啓超佚札輯存》是父親於上世紀80年代初訪日期間蒐集整理的梁啓超佚文散札，有些藏件未曾露布，十分珍貴。《致伊藤博文、林權助書》《致大隈重信書》《與志賀重昂筆談記錄》《致山本梅崖書》以及《致犬養毅書》中的一部分，是梁啓超初到日本時寫的，對“保皇派”的“勤王”活動有參考價值。《湖南時務學堂答問》《湖南時務學堂札記》選自《湖南時務學堂遺編》，是學生的讀書心得和先生（教習）的批語，由於論述用詞“激進”，遭到守舊派的猛烈攻擊，學堂被迫停辦。後經戊戌政變能存於世，實屬不易，梁啓超50歲生日時，熊希齡將此《遺編》“爲先生壽”。梁啓超在序言中說：“迄今將三十年，諸劄冊散佚殆盡，秉三顧拳拳守此卷，幾於秦燔後壁中《尚書》矣。……嗚呼！此固吾國教育界一有價值之史料。”《梁啓超年譜長編》等摘錄有限，我們則收錄齊全。

《全集》所收或錄自手稿，或錄自梁啓超手訂、手校的較早出版物，或錄自最早刊載其著作的書籍報刊，特別是近年來陸續發現的梁氏佚文、信件等，如“南長街54號梁氏函札”等，爲此前的梁氏各版本文集中從所未見，呈現了梁啓超著述的原貌。這些新發現爲全集增添了新內容，也爲學界和讀者提供了珍貴的文獻資料。

“板凳甘坐十年冷”

我於1983年開始參與《梁啓超全集》的編纂，我的參與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必然性有兩點：首先，作爲兒子，父親需要你幹什麼，只要力所能及，沒有推脫的理由；其次，我本科畢業於歷史系，專業對口，學有所用。偶然性也有兩點：其一，自1983年安徽師範大學歷史系畢業後，我進入安徽阜陽師範學院任教，時間正好在父親接手《梁啓超全集》蒐集整理工作後不久。其二，我1996年結束了日本的留學生涯回國，成爲上海社科院歷史所的一員，得知父親仍在蒐集整理梁氏佚文、信函等，並發現、解決了一系列問題，完成了大量的編輯點校工作，但參加編集的同志，或退休、或轉行、或出國，身邊正缺幫手。所謂“上陣父子兵”，我有義務協助父親完成這項艱鉅的任務。

一開始父親並不看好我的標校能力，我則認爲：大學畢業連個標點都不會？父親告誡我：《飲冰室合集》無標點，還有大量的人名和書名，大量的引文和典故，不注意就會出錯誤。直到實踐，我才知道其中的學問有多大。

全集，蒐集只是前期工作，後期的校對尤其重要。我們擬定的《編輯原則》中有一條：本全集收錄資料，除手稿外，如系發表在當時報刊的，錄自報刊。例如《時務報》《新民叢報》《國風報》《庸言》等。如有多處刊載的，則經互校後選擇較好的作爲底本，有錯字、漏字，則訂補之，參校本的異文及校記，注於頁末。如已編印成書，則錄自較早的版本。這樣編纂的目的，爲的是更真實更準確地反映著述的原貌，糾正錯誤，同時爲讀者提供方便。因爲找尋雜誌類較容易，但手稿、信函以及圖書館、博物館的收藏件，就很難看到了。

記得2012年10月，父親與我來到北京參加“南長街54號檔案”展覽，還開了一個研討會，擬定了編校方針。回到上海兩個月後，我收到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呂鵬軍編輯寄來的第一批校樣，是《全集》的第二集、第三集和第十一集。自那以後，我們便共同開始了長達六年的校訂生涯。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通過快遞往返校樣，通過電話、短信、微信校對，有時爲一字一句，爭論不息。六年間，楊宗元、李紅、王琬瑩、呂鵬軍、吳冰華、符愛霞、羅晶、胡明峯、李文、王磊、許微微、王鑫、曹磊、丁桃榮等編輯耐心細緻地編校，我們共同克服了重重困難。

在接受這項任務時，我是滿頭黑髮的青年。而今回首，我已垂垂老矣。然而“板凳甘坐十年冷”，爲了這一項巨大的工程，我辛勞其中，也歡樂其中。

“報答平生未展眉”

梁啓超生於清末，活躍於民國初期。他與康有爲聯合各省舉人發動“公車上書”，力主維新變法。創辦《時務報》，宣傳“新民”。在海外推動君主立憲。辛亥革命之後一度擔任司法總長，之後對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等嚴辭抨擊。他倡導新文化運動，支持五四運動。一生可謂風雲際會。

現在我們出版《梁啓超全集》，紀念梁啓超，爲的是進一步研究梁啓超及中國近代史。進一步瞭解梁啓超及近代社會，對傳承、保護和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和意義。梁啓超的家國情懷，他對祖國的摯愛和救國的使命感，我在澎湃新聞記者訪談錄《湯仁澤：父親湯志鈞和我用了36年編纂〈梁啓超全集〉》中有所論述，現在說說梁啓超怎樣注重人格的培養。

梁啓超著書立說、執教育人，目的是教人學做人。在《讀書法講義》中說：“二十四史，列傳佔了十之七八，以現代歷史觀念而論，可以說內中所記載，有一大半不應入歷史範圍。但中國無論何種著述，總以教人學做人爲第一目的。各史列傳，大半爲這個目的而存在，與其認爲社會史蹟的資料，不如認爲個人修養的資料。”又說：“孔子說‘古之學者爲己’。讀這類書專以自己直接得着益處爲主，把自己這個人訓練好了，才配說有益於社會。”

梁啓超重視求知和修養，說“人一日不二食則飢餓，豈惟口腹有飢餓，智識亦有飢餓，道德亦有飢餓。一日廢學問，則智識之飢餓立見矣；一日廢修養，而道德之飢餓立見矣。”

梁啓超教育子女也是如此。在家書中，梁啓超說：“爹爹雖是摯愛你們，卻從不肯姑息溺愛，常常盼望你們在困苦危險中把人格力磨練出來。”梁啓超養育了九個子女，人人成才，又各有所長，被譽爲：“一門三院士，滿庭皆俊秀”。

梁啓超的著述中，有許多值得我們去探究的地方。例如梁啓超熱愛中國傳統文化，他在評論《禹貢》的價值時說：“這本書則不獨爲我國地理學開山之祖，且使人知我族所棲之國土如此其弘大而優美，則感懷天賜，不敢自暴棄也。又知夫山脈水絡，互相聯屬，知國土之不可分，而統一觀念油然生也。 此《禹貢》之書所以可尊也。”在總結乾嘉學派的得失時說：“他們（指清代學者）若能把精力和方法用到別的方面，成就或者可以很大，僅用之幾部古經，已覺十分可惜。即以經學論，講得越精細，越繁重，越令人頭痛，結果還是供極少數人玩弄光景之具，豈非愈尊經而經愈遭殃嗎？”他還說：“以清一代唯一史家章實齋，生乾隆極盛時代，而其學竟不能爲斯學界衣被以別開生面，致有清一代史學僅以摭拾叢殘自足，誰之罪也？”一針見血的批判，實在寓意深刻，發人深省。

梁啓超並非孔子，也非有弟子三千，但他“文名滿天下”，他的文章“大都夕殺汗青，朝被鉛槧”，適應社會和讀者的需要，影響了一代又一代人。梁啓超曾告誡青年學子說：“青年諸君啊！須知學問的殖民地豐富得很，到處可以容你做哥倫布，只看你有無志氣有無耐性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