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怎樣輸掉對美貿易戰

　　發生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的日美貿易戰，最終以日本失敗告終。筆者有幸閱歷了20世紀80年代日本經濟的繁榮，也見證了20世紀90年代日本泡沫經濟的破滅，以及由此帶給日本的一連串災難。站在第三者立場研判日美貿易戰，從中應該汲取哪些教訓？如何避免重蹈日本的覆轍？回答這些問題，也許會對人們有所啓發和參考。

　　1985年9月22日，紐約廣場大酒店，（左起）西德、法國、美國、英國和日本的財政部長

　　日美貿易戰日本戰敗的外因

　　任何事物發展和變化都源於外部因素和內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日本在這場貿易摩擦博弈中鎩羽而歸，外因是美國主導對日經濟政策強硬化，內因則是日本缺少大局觀，沒有從戰略角度處理當時的問題。陰謀論也好，外因論也罷，美國在日本經濟泡沫化及10年衰退與低迷中確實扮演了一個不負責任的角色。

　　一是“廣場協議”限制了日本政府調控經濟能力。1985年，美國主導西方五國在“廣場協議”上簽字。五國同意聯手干預外匯市場，讓高估的美元實現軟着陸，以及繼續維護以美元爲中心的國際金融體系。此後我們看到日元連續10年升值，從240日元比1美元升至79日元比1美元，升值幅度達67%。其間，日本政府一直堅守“廣場協議”，維護美元地位，明知美元資產在貶值，也不得不指導日本企業大量購買美元資產；明知經濟有些過熱，卻不能收緊銀根，結果刺激日本經濟過度擴張。顯然，遵守“廣場協議”，捆住了日本政府的手腳，導致經濟有所失控。

　　二是“廣場協議”堵住了日本經濟復甦出路。美國政府幹預外匯市場走勢，不僅一直削弱日本產品的競爭力，而且還隱含某種特殊目的。在1993年和1995年日元急劇升值的高峯期，正值日本經濟依靠出口帶動恢復的關鍵時期，而出口增速回落，日元升值速度也回落。20世紀90年代，美國政府始終在主導干預外匯市場。

　　美國對日經濟強硬政策的背景

　　一是美國難容日本咄咄逼人的發展勢頭。20世紀80年代，日本經濟不僅規模大、增長快，而且“擠壓”了美歐國家發展的空間。相形之下，美國經濟長期受到貿易、財政和消費三大赤字困擾，“滯脹”局面難以擺脫。1987年，美國經濟經歷“黑色星期一”，股市暴跌，經濟衰退，危機四伏。隨着洛克菲勒總部大樓落入日本人手中，有人認爲美利堅合衆國正面臨着與大不列顛相同的命運。日本不斷有評論家口出狂言，稱“21世紀將是日本的世紀”。美國政治家布熱津斯基也嘆息“冷戰結束了，輸者是蘇聯，贏者卻不是美國，而是日本”。20世紀80年代末,美掀起“日本威脅論”，得到了各界廣泛認同。冷戰結束，美國具備條件，可以對日本採取強硬政策。

　　二是美國在反覆要求日本開放封閉市場無效後，最終採取外部封堵措施，痛下殺手。

　　一片混亂的證券交易所

　　日美貿易戰日本戰敗的內因

　　一是過多地依賴國際市場。出口不僅成爲戰後日本經濟迅速發展、追趕美歐的功臣，更是日本國家的光榮與驕傲。然而，日本經濟不管環境如何改變，繼續追求出口利益，在全世界“一花獨放”，最終使自己成爲衆矢之的。

　　二是日本堅持發展製造業、完整的產業鏈和過分擴張產能，形成扭曲的結構。日元急劇升值以後，日本出口產業主動調整，將“重、厚、長、大”的產品進行積極改造，大力發展“輕、薄、短、小”的產品。於是，日本電器、自動化辦公設備、精密儀器、機器人、半導體芯片、汽車、高端鋼鐵等產品迅速成爲新一代出口主力。美歐國家企業幾乎無法抵禦，市場份額大量淪喪。強大的競爭力進一步刺激日本製造業加大投資，擴張產能，發展出口，形成了過剩產能，經濟結構發生扭曲。

　　三是日本第三產業發展嚴重滯後。與發達的製造業相比，日本金融、信息、創新和知識產業發展滯後。特別是金融業競爭力弱，缺少國際知名的一流企業。1990年，摩根士丹利指出，日本股市已經達到危險的程度，應該賣出。於是，國際流動資本率先離去，引起日本股市最初暴跌。但日本四大證券公司幾乎沒有反應，等到股市一路下跌直至1995年，日本金融機構才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再想採取措施，爲時已晚。

　　四是日本政府的失誤。

　　首先，日本政府在“廣場協議”上簽字、採取對美協調政策，卻沒有從根本上考慮如何處理內外經濟關係，沒有從整體戰略考慮問題，更沒有對經濟發展模式進行調整。

　　其次，在國際政治意識上，日本沒有認識到冷戰結束、東西方格局打破後，美國已經可以騰出資源全力發展自己，以及爲了保持在世界上的強大地位，有條件地對具備挑戰者資格的國家採取措施，包括採取強硬措施。

　　再次，日本政府任由國內外流動資本大量流入股市和房地產。日本央行甚至沒有對大量國際資本的流入進行監控。當泡沫破滅時，日本政府又沒能及時指導銀行等金融機構，提出妥善處理不良資產的對策。

　　從次，日本政府認爲出口大量增加是經濟競爭力高的表現，貿易順差和外匯儲備增加是國民財富的增加，這對日本有利無害。日本製造業出口產品競爭力強，這是日本的驕傲，卻也是將日本經濟送上“斷頭臺”的始作俑者。過度發展出口，與和諧發展的基本準則背道而馳。

　　最後，日本政局動盪，政策過於搖擺。20世紀90年代，面對泡沫經濟破滅這個史無前列的難題時，日本前後更迭總理九次，改組內閣十幾次。頻繁的政策搖擺，令日本政治家和經濟智囊迷失了方向。（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