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述曾这个名字,熟悉历史的朋友,多数也闻所未闻,虽然他老人家的青铜塑像,就站在湖北武汉的光谷广场上。

但陶述曾却有个知名的弟弟,叫陶希圣,知道的人就很多了。后者原名汇曾,希圣是他的字。前者也有个字,叫翼圣。陶希圣,蒋介石的二号笔杆子,一号是陈布雷,陈布雷死后,他就成了国民党的一号文胆,做过侍从室的组长,全面负责过国民党的舆情和文宣工作。陶希圣有个儿子叫陶晋生,学宋史的师友就更熟悉了,姚从吾的学生,何冠环的老师,而姚从吾又是胡适的学生。顺便说,姚从吾的侄子姚瀛艇先生,又是家师苗书梅先生的老师。

陶家本在湖北黄冈,如今划到武汉的新洲区。他们的父亲陶炯照,字月波,后来以字行。那时的人还是有名有字,称字不称名是尊称,叫的人多了,大家便知其字不知其名。蒋介石、吴稚晖、梁实秋,乃至我党的刘伯承也是如此。

▲武汉光谷广场的陶述曾塑像

陶月波当年也是个学霸,曾在荣禄家做过家庭教师,光绪甲午科乡试经元(第三名),癸卯(1903)科进士及第,新开的经济特科,首场考了一等第三十五名,二场复试考了一等第四名。

所谓经济特科,是清末新政特设的科举科目,原由南开大学创办人之一,时任贵州学政的严修,在戊戌变法时提出设立的,旨在选拔“洞达中外时务”的新型人才。但是戊戌变法那会儿,没搞起来就被慈禧太后给废除了。到了1901年,朝廷认识到再不搞新政,就得完蛋了,国家亟需了解新形势,能应付新问题的新型人才,所以到了1903年,慈禧太后亲自下诏,恢复经济特科进士选拔,要求各部、院长官和各省督抚、学政保荐自己看重的青年才俊参加考试,陕西提学使沈卫推荐了在西安宏道大学堂任教的陶月波。

1903年是为光绪二十九年,天干地支的传统纪年法作癸卯,这科在全国推荐来的363人,最终参加考试的有186人。陶月波得感谢出来捣乱的瞿鸿禨,生生为前者抢了个一等第四名。

癸卯经济特科原本第一场考出来的第四名叫张一麐,苏州才子,中秀才那年才11岁,也就如今小学五六年级而已。中举也不过18岁,在苏州民间号称“考中三个举人”。他自己考中一个,后来在苏州府紫阳书院读书,猜题答的卷子,在江南乡试中竟然蒙对了。更巧的是还有他的亲朋中,正好有两人此年应试教,偏又对此文印象极深,稍事修改就交了卷,结果两人都中了举。

▲1918年时任民国参议院院长的梁士诒

张一麐前面的三位:状元梁士诒、榜眼杨度和探花李熙。杨度我们都熟悉,梁士诒后来做过国务总理,唯李熙名气不大,也做过学部参政,大抵相当于今天教育部的司局长,有人说他就是红楼梦索隐派的开山鼻祖王梦阮。

张一麐后面的第五名宋育仁,光绪十二年丙戌进士,做过翰林院庶吉士和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公使参赞的宋育仁。这位最出名的,就是甲午战败消息传到伦敦,密谋组织澳大利亚海军雇佣兵,奇袭日本,改变颓势。当然清廷没敢听,不过前署理台湾巡抚唐景崧却敢推荐这位维新派积极分子,戊戌六君子之一杨锐的同学,参加本次考试。张之洞翻到一张试卷,里面有句“臣曾采风泰西”,就颔首笑曰:“此必宋芸子(宋育仁的字)!”能入南皮法眼,还如此印象深刻,可见人才难得。

按理说,此皆一时英才,朝廷得好好用吧?

慈禧却疑神疑鬼,这边考试刚一结束,就问身边的红人、军机大臣瞿鸿禨:“外间言特科品流庞杂,心术不端,有所闻否?”

▲1917年康有为送给瞿鸿禨的照片,同为遗老,抱团取暖称兄道弟,真此一时彼一时。

瞿鸿禨言之凿凿,说这些人都是不是梁康分子,就是革命党:“一等第一名梁士诒,系广东人,为梁启超之弟,其名末字又与康祖诒(康有为)相同,梁头康尾,其人可知。”

戊戌变法后,慈禧因痛恨康梁,最忌讳广东人,可梁士诒是三水人,梁启超是新会人,论年纪,梁士诒还大梁启超四岁。瞿鸿禨睁眼说瞎话,其实根子全在阅卷总裁官是湖广总督张之洞身上,瞿和张是政敌,张又支持瞿的死对头、直隶总督袁项城,关键时刻当然要出手阴你!

榜眼杨度也身份可疑,湖南师范生,湖南的革命党多是如此,何况在日留学期间,确有对朝廷不满的言论,搞不好是唐才常的自立军余孽,跟谭嗣同也有瓜葛。你张之洞推荐这样的人,就别怪我出手阴你!

此时慈禧的心情可想而知,本来她就不愿意大量选拔这些新派人士,是张之洞让她骑虎难下,还挟洋自重,非说搞不好还要贻笑洋人。这里外里,不过是慈禧和瞿鸿禨的双簧,防着革命党是假,防着张之洞尽收天下英才于其彀,进而遍植亲信于朝堂,专擅而不可控才是真。

▲大革命失败后,我党特别党员杨度为《红旗》写的刊头。

御史周树谟也参了一本,特别点了梁士诒、杨度和宋育仁等十多个名字,说这里面不但有康梁分子和革命党,还有大量的哥老会,也就是黑社会啊!

慈禧想来想去,决定再搞一次复试,先把弥封取掉,露出来卷子上头的名字,然后对照周树谟提供的疑似各路不稳定分子的名单,一一抽走,再发给阅卷大臣们校阅,以确保万无一失。

于是碍眼的一百多位,悉数出局,只取了27人,陶月波因祸得福,在第二轮复试中脱颖而出。从一等三十五名,变成了一等第四名。他前面仅保留了张一麐,提格榜眼,状元袁嘉谷和探花方履中,都是原来首场二等出来的,分别是二等第七名和第四十七名。

赚最大的袁嘉谷,他成为云南科举史上唯一的状元,也是本次癸卯经济科特中,唯一点翰林的进士。剩下的进士,慈禧本来也想都送到翰林院里培养出来,再分发各处,毕竟各路诸侯推荐的人才,不能因噎废食不是?

▲张一麐,袁项城的机要秘书。

但军机大臣王文韶又站出来反对,此公在官场素有“琉璃蛋”之称,向来装聋作哑,却在其他军机大臣都想画个句号,就此了结之时,起来抗议:“若辈皆讲求新学,屡以废科举为言,何必再以科甲与之?但求皇太后赏以饭碗,可也。”

当时连瞿鸿禨都认为千年科举制度已经走到头,到了不能不改的时候了,可王文韶还是坚决反对废除科举,认为四书五经才是救世秘方,所以他最痛恨经济特科,认为你们不是动辄主张废除科举,讲求新学吗?我就要把你们一勺烩,特别是你们选拔的这些新派分子,必须彻底赶到地方上去,让他们再难进入中央,省得给我心爱的科举制度捣乱!

这么荒唐的处理意见,慈禧竟然认可了,于是陶月波这样有举人资质的,多数以知县、候补知县分发。有些只有秀才身份的,只得了从七品的州判,就这样王文韶还不满意,觉得没把你们打到县衙门里,弄个从九品的主簿、典史,也就是秘书长和公安局长,已经是很厚道开恩了!

榜眼张一麐,发往直隶以知县补用,等于不给出路,毕竟在光绪朝,候补实缺,等个一二十年都是有的,只好去给袁项城做幕僚。袁识货,委以重任,让其参与机要,负责代拟信函和各项电令文稿,成为首席文案幕僚。

▲最右侧的就是云南唯一的状元袁嘉谷,法国摄影师方苏雅拍摄

袁嘉谷被时人视作“假状元”,晚清头号名士王闿运更是不以为然,说我压根没听过这人的名字,但以一个滇南山区,都挨着国境线小地方出来的做状元,我实在不好吐槽什么了。事后,时任学部行走的翰林院编修袁嘉谷担任首任编译图书局局长,倒是成果斐然。缪荃孙、罗振玉、王国维、高步瀛等著名学者,都是他聘请而来的,他还是中国最早主持编纂中小学教科书的第一人,我们今天习惯用的“星期”,就是在袁嘉谷主持下制定的。原本要用“七曜”的,袁认为太拗口,使用起来不方便,与同事们商量后,将一周称一星期,以星期几依次指称周内各日。

顺便说一年后的1904年,科举制度就废除了,最后一次科举考试的举办地在当时河南的省会开封,举办地在河南贡院,也就是今天河南大学的老校区。因为八国联军毁了北京的顺天贡院,1903到次年的国家级会试,连带顺天乡试都放在了开封,把会试放在都城以外的地方考试,在千年科举历史上属于首次,也是最后一次。更有趣的是,河南大学同时见证了中国科举制度的终结,也开启了新式高等教育。这座校园里,也便有了中西合璧的贡院执事楼和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校门。

咱们再说陶月波,他跟张一麐一个待遇,都是以知县补用,刚分发河南的时候很苦,一天三顿喝稀饭,还好碰到了新来的河南巡抚陈夔龙。陈这个人很有胆识,郑州开埠就是他任上搞起来的,戊戌变法失败后,他公然在刚毅面前,为变法派领袖李端棻挡横儿。李还是梁启超广东乡试的座师,也是后者的大舅哥。

▲河南大学校园里《河南贡院碑》

陶月波先在巡抚衙门做文案,看来跟各方面的人际关系相当不错,陶希圣后来还回忆:偶尔还会跟着老爹,在巡抚衙门东花园的玻璃房子,蹭一碗肉丝汤面。所以没多久,就外放夏邑署理知县,也就是代理县长了。然后历任新野、叶县和洛阳等地知县,民初还做过河南省政府秘书、河南汝南道尹,在河南官场门生故吏无数,人脉关系深厚。

在河南官场,陶月波最出名的就是捉拿强盗。清末河南已经是土匪的渊薮,他任职过的地方,都是盗匪活动猖獗的地区。南阳的河北镇总兵的谢宝胜,是调动巡防营和民团,四处堵截,陶知县没有谢总兵的资本,却独辟蹊径,搞了今天SWTA的办法。

所谓SWTA,就是Special Weapons And Tactics,意为“特殊武器与战术”。拥有先进技术战术手段的反暴力、反恐怖特别执法单位,也就是特警队。陶知县的特警队,当时叫捕快小队,只有十来个人,却都是武艺高强,思维敏捷,马上步下,拳脚快枪的特聘人员,由其亲自选拔,缉盗的时候还亲自带队下场。

清末的河南土匪,还是相对遵守规矩的,不像进入民国整个社会内卷化严重,彻底没了底线。陶月波最初在豫东夏邑,也就是孔夫子的老家做知县,遇到过两个案子,正好是当日土匪信仰的折射。

▲1937年的陶希圣,最右侧的小朋友就是宋史著名学者陶晋生。

先抓到一个土匪,问及同伙,坚不吐口,却盛赞老爷青天,为民除害做得好,顺便应承下本县积年积案,皆其所为。陶月波不吃这套,别以为你奉承我,替我销案立功,我就不追究了,我非折腾出你的同伙不可,不然社会治安,永远没个好!

可最后各种酷刑都用了,这人死了,也还是没招出一个名字。当夜尸首就搁在县衙门口示众,烧纸钱、祭酒摆胙肉,来哭拜的络绎不绝,据说有几百人之多。陶月波就有点怵了,只当没看见,也不穷究下去。当然这话你也可以说,陶知县讲义气,对江湖道义褒有起码的尊重。

没多久又抓了一个江洋大盗,这人很有趣,一板子没揍,招了!只是没招别人,招出来的是他亲兄弟,为什么呢?

这位老兄说得好,我老弟是个采花贼,绿林行最忌讳这个,我没本事劝他管他,让他走正路,只能跟他断绝来往,划清界限,如今好了,您抓了我,就请您这位青天大老爷为民做主,赶快抓了他,也算为民除害,替我们家和我们这个行业,清理门户。

但陶月波这个人绝非酷吏,他夫人规定,县狱中每日每餐饭粥,须先送上房,由她亲自看过,饭要新鲜,粥要浓厚,才许送到监狱中,分给犯人们吃。如果饭粥不合规定,狱吏要受到严厉责罚。别小看这个,能如此人道的对待犯人,在中国历史上都是很少见的,南唐后主李煜为犯人,夏天准备蚊帐,冬天准备厚稻草,还被宋太宗讥笑。

拆迁前的开封双龙巷,陶家当年居住于此,据说赵弘殷从洛阳迁居开封

也在此安家,宋太祖、太宗便在这里长大,故曰“双龙”。

一来二去,陶月波在河南官场的名气就很大了,连带在老家湖北也很有影响,黎元洪都给面子,民国元年请他去自己的老家黄陂做知县。

陶述曾兄弟的基本教育,都在开封完成的,考上中学的时候,陶述曾只有九岁,按道理起码得十二岁,但耐不住人家学习好,个子高,一考就考上了,索性冒充十二岁,读下去。毕业那年,正逢辛亥革命,陶述曾脑子一热,回湖北老家,参加革命,先入武昌革命军政府将校补充团,后考入第二预备军官学校,也就是前清的武昌陆军中学,如果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下一步就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了。粤军大将余汉谋就是陶述曾的预校同学,不过余汉谋学的步兵,陶述曾学的工兵。

1913年,陶述曾因病退学,又回到河南。两年后的1915年,他带弟弟陶希圣到北京,同时考取了北京大学预科,只是两兄弟一个学工,一个学法。

1921年,河南兰考一带秋冬严重干早,小麦没有种下去。到次年春初,草根、树皮也几乎被吃光。河南省议会想起要救灾,向督军赵倜、省长张凤台请求,得到批准。赈款由省政府向华洋义赈会借出,一部分用来在灾区分设粥厂教急,一部分用来雇灾区民工修建黄河北岸延津、封丘境内的大堤。

▲如今黄河大堤开封段,当年两岸都是著名的险工险段,号称“豆腐腰”。

刚从北京大学土木系毕业的陶述曾,当时在开封河南省水利局水利工程测绘养成所教书,接到省府“驰赴黄河大堤工地督工”的委托书,成为督工专员。毕业半年,锐气正盛,让老爹的老部下,当即拿着委托书向开封县要了一辆单套轿车,第二天启程往兰封县去了。

到了兰封县城,兰封县如今叫兰考,是由兰封和考城两县合并而成的,而兰封也是由此前的兰阳、仪封两县合并而来的。陶述曾到了县衙门,却没找到县长,原来教民办的粥厂出事儿了,乱子是教民调戏领粥的妇女,引起公愤,粥厂被捣毁,县长怕酿成教案,亲自去镇压闹乱子的灾民。

前后折腾好几天,事情也办的差不多了,按道理要到省政府,找省长张凤台汇报工作。

吃过午饭,陶述曾早早过来,把自己的名片和一张请见省长的说帖交给门房,门房听差引进官厅(招待室)。此时,官厅里长板凳上,己经坐着三四个人了。

▲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时代的校门和1919年建成的博文楼(河南大学)

可是左等右等,到了下午三点钟,同座有的打瞌睡,有的啃烧饼,陶毕竟年轻人,坐不住了,跑去找门房听差,问省长什么时候出来会客?对方回答:谁知他啥时候传见……

陶无语了,干脆走吧?这都没准儿的事儿了,便请门房退还名片,对方急了:“名片交上去了,您走了,他传见,我怎么交代?”

只好继续等着,碰到个熟人贺某,既是湖北老乡,又是老爹的门生,在河南官场混得很开的县知事。此人就开小陶的玩笑:“你是初次上衙门吧?看你跟火烧屁股似的,坐不稳!在这个地方,要能一坐三、五个钟头,打一顿瞌睡,啃两个干烧饼,屁股还没动一动。没有三五年道行,是当不上县太爷的!”

好不容易挨到五点钟,门房听差来说:“省长传见贺知县,其他各位谢了。”也就说大家散散吧?今天只见贺知县。

▲1925年建成的博雅楼,如今是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所在地。

陶一路上,脑子里只有一句话:“这是民国十一年吗?”

陶述曾回家之后,把工作总结写好,差旅费票据贴好,托人送给省政府,顺便嘱咐句:差旅费报销后归你,我用不着。

本以为这事就完了,结果两个多月后,河南省政府的财政厅长上门了,站门口就大喊“报喜”!喜从何来?陶述曾懵了。这位拉着小陶的手,说:“省府对黄河修堤在工出力人员出了保案,保了几十个荐任官和一百多个委任官。荐任官里有四十多个省议员。您是督工委员,当然是保荐任官。”

这里普及下,从北洋到蒋记的民国政府文官体系里,分官等为特任、简任、荐任、委任四等,各等又分若干级。荐任官约等于今天的县处级,一般为中央各部局的科长和各省的县长,而委任官就差了,也就是各部的科员、县里的科长。陶述曾等于大学毕业半年,就给安排了县处级领导干部待遇,不吭不响便有了一线工作的优秀业绩,下一步就等着实职上岗了。这可是他爹中举之后,又折腾十几年,才熬出了的,当年是想都不敢想的前程。

▲落成于1934年的河南大学大礼堂,东北方向就是北宋铁塔。

到了这时候,陶述曾才明白过来,原来这一切都是财政厅长安排好的,因为这位杨厅长的父亲是陶月波的学生,陶月波又是省里的高干,自然从省长开始,大家都乐观其成,自己家的孩子,看着长大的,不安排一下,说不过去嘛!

但是陶述曾早已决心不走前辈封建官僚的老路,也不想依靠老爹门生故吏的提拔,所以也不去领这份县处级领导干部的任命书,拍屁股走人,离开河南,自谋职业,去吃技术饭了。

后来,陶述曾作为土木工程专家,长期致力于水利、河港及交通工程建设。抗战时期,他组织与参加修建滇缅公路、中印公路和昆明机场等工程;抗战胜利后,主持了花园口堵口复堤工程;新中国成立后,对长江、黄河防洪和水利建设做出了突出成绩。

▲1988年拍摄的河南贡院考棚,后来这里拆掉盖起了行政楼。

顺便说,抗战前,陶述曾还曾担任国立河南大学土木系教授、系主任,并兼职为黄河水利专科学校授课。黄河水专后来归入河南大学水利系,河大的木木和水利系,建国后都被从河大本体剥离,和众多专业一样,归了别人,如水利系另外组建武汉水利学院,至今河南大学也没能恢复水利系。

本文出自北朝论坛,作者 : 党人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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