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自：《黨史博覽》， 作者：陳輝。

沙飛，解放軍第一位專職攝影記者，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第一個新聞攝影機構的第一任領導者，中國攝影史上第一個提出攝影武器論的人。

作爲新華社駐北京軍區軍事記者，筆者是這樣認識沙飛的：一次，筆者在北京軍區《戰友報》觀看社史圖片，意外發現沙飛的照片，當時他任《戰友報》的前身《抗敵報》編輯部副主任；一次，筆者在北京軍區檔案館查資料，意外發現1950年3月8日《華北解放軍》報登載的華北軍區司令員聶榮臻、政委薄一波等簽署的“沙飛目無法紀殺害人命，軍法處判決處以極刑”的華北軍區訓令和華北軍區軍法處對沙飛的判決書；一次，筆者與同事郝建聊天，意外得知他父親郝德貴曾是沙飛生前的護理員；一次，在釣魚臺國賓館八一學校校友會上，筆者與沙飛槍殺的日本醫生津澤勝的女兒池谷田鶴子意外相遇；一次，筆者到北京軍區下屬的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採訪，聽到了許多沙飛當年住院的往事。

1946年3月20日，解放區三大攝影家石少華、吳印鹹、沙飛（從右至左）在張家口合影

驚奇的發現，意外的巧合，功與過的強烈反差，使筆者對沙飛這位中國革命攝影史上的領軍人物產生了好奇。於是，筆者開始探尋沙飛那傳奇而帶有悲劇色彩的人生。

沙飛結緣魯迅，併爲之拍下一系列照片；創辦八路軍第一份畫報

沙飛原名司徒傳，祖籍廣東開平。1912年5月5日，出生於廣州一個藥商家庭。1926年，14歲的沙飛在無線電學校畢業後毅然從軍，在北伐軍中當電臺報務員。他隨軍先後去了上海、寧波、濟南、北京等地。北伐勝利後，他在廣西梧州軍用電臺工作了3年。1935年6月，沙飛加入上海黑白影社。1936年9月，沙飛離開汕頭，來到上海。從此，他開始用相機記錄中國現代史上一幕幕重要的瞬間。

1936年10月8日，上海八仙橋青年會第二屆全國木刻展覽會舉行，沙飛見到了敬仰已久的魯迅併爲之拍照。10月28日，廣州《民國日報》發表沙飛的文章《魯迅先生在全國木刻展會場裏》。

沙飛拍攝的魯迅在第二屆全國木刻展覽會的照片，刻畫出魯迅“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爲孺子牛”的軒昂氣質，成爲魯迅留在人們心中永遠的肖像。這是沙飛拍攝的第一組新聞照片。他一舉成名！這組照片奠定了他作爲職業攝影家的基礎。

1936年10月19日，沙飛得知魯迅去世的消息後驚呆了，隨即背上相機，直奔魯迅寓所。他默立在魯迅遺體前，深深鞠了三個躬，然後打開相機，連按了幾下快門，用相機記錄了葬禮的全過程。

沙飛爲發表魯迅的照片，要起一個筆名。他熱愛祖國、嚮往自由，希望像一粒小小的沙子在祖國的天空中自由飛舞。於是，“沙飛”從此誕生！他以沙飛的筆名把照片投寄給上海、廣東各大報刊。《作家》“哀悼魯迅先生特輯”、《生活星期刊》、《良友》、《中流》、《時代畫報》、《光明》、《文季月刊》先後刊登了署名沙飛的《魯迅先生最後的留影》、《魯迅遺容》等照片。

1936年12月3日至5日，沙飛的第一個個人攝影展覽在廣州長堤基督教青年會舉行，展出作品114幅，其中紀念魯迅的照片26幅。有人形象地說：“魯迅先生走了，攝影家‘沙飛’誕生了。”

1937年10月，沙飛在河北阜平，經晉察冀軍區司令員兼政委聶榮臻批准，加入八路軍，並正式由司徒傳改名爲沙飛，成爲人民軍隊第一位專職新聞攝影記者。12月，到晉察冀軍區《抗敵報》編輯部任副主任。

參加八路軍不久，沙飛就和戰友一起創立了華北敵後抗日根據地攝影工作室。1939年2月，晉察冀軍區政治部宣傳部新聞攝影科成立，沙飛任科長。這是根據地最早的新聞攝影機構。

1938年12月，爲了更好地發揮新聞攝影的宣傳作用，沙飛萌發了舉辦戰地攝影展的想法。於是，他和戰友們緊張籌備，把一年多來拍攝的晉察冀邊區的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等各類照片底片印成小樣片，貼在馬糞紙上，再縫在長條布上，掛在了軍區駐地平山縣蛟潭莊的大廟裏。1939年元旦，華北敵後抗日根據地晉察冀攝影展覽正式推出。八路軍官兵和周圍數十里村莊的羣衆爭相前來觀看，受到極大震撼。聶榮臻觀看展覽後高興地說：“照片形象鮮明真實，戰士和老鄉們容易看懂。照片是一種很好的宣傳教育工具，要是能夠放大，羣衆會看得更清楚，那就更好了。”影展結束後，聶榮臻還派人將照片送到延安和重慶，受到毛澤東的讚賞。

影展取得成功後，沙飛就一直思索如何落實聶榮臻的指示，擴大新聞攝影宣傳教育的效果。於是，他大膽地提出了創辦畫報的設想，得到了聶榮臻的肯定和大力支持。1942年3月20日，首試出版《時事專刊》，喜獲成功。5月1日，晉察冀畫報社在平山縣指角溝村正式成立，沙飛任主任，全社100餘人。6月，沙飛加入中國共產黨。

爲了出版《晉察冀畫報》，沙飛連續工作，累得吐了血。7月1日，第一本五色套版精印的《晉察冀畫報》創刊號問世了，爲黨的21歲生日獻上了一份厚禮。畫報內容新穎，圖文並茂，共發表新聞照片150幅，其中沙飛一人作品就有82幅。隨後，《晉察冀畫報》創刊號正式出版發行了1000冊，通過各種方式和渠道，發送到中共中央、八路軍總部、重慶、晉察冀邊區黨政軍民各單位、其他抗日根據地及蘇聯、美國、英國、菲律賓、新加坡、越南等國家，引起了強烈反響。

截至1948年，畫報社在6年時間裏，共出版《晉察冀畫報》13期，還出版了《解放畫刊》、《時事專刊》、《旬刊》等17種畫報、67萬餘冊讀物，面向國內外發行。此外，沙飛還先後派人協助各抗日根據地創辦了《冀熱遼畫報》、《冀中畫報》、《人民畫報》、《山東畫報》等。這些畫報和讀物的出版發行，對鼓舞抗日軍民鬥志，分化瓦解敵軍，爭取國際支援，發揮了重要作用。

在12年槍林彈雨的歲月中，沙飛以相機爲武器，視攝影爲生命。通過攝入鏡頭裏的一幅幅畫面，見證了祖國遭受的苦難，謳歌了中國軍民的英勇抗戰。他用數以千計的作品，樹起了中國攝影史上的一座豐碑。

沙飛不僅用影像記錄歷史，而且還特別注重對攝影底片的保存。自創立華北敵後抗日根據地攝影工作室之日起，沙飛就要求攝影工作者要把照片底片當做生命一樣看待。他經常強調：“攝影底片是畫報社的命根子，是晉察冀邊區黨政軍民與日寇浴血奮戰的縮影，是揭露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實行‘三光’政策的歷史見證，是教育子孫後代的珍貴資料。”當時，沙飛還專門提出了一個口號，叫做：“人在底片在，人與底片共存亡。”

1948年5月25日，晉察冀畫報社、人民畫報社、冀中畫報社三社合一，成立華北畫報社，沙飛任主任。

沙飛的鏡頭下有白求恩，有聶榮臻與日本小姑娘，等等

沙飛反映國際主義戰士白求恩爲八路軍救死扶傷的照片給中國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沙飛的女兒王雁說：“父親生前還有一位要好的國際朋友，就是白求恩先生。他拍攝了《戴着八路軍臂章的白求恩大夫》、《白求恩與晉察冀邊區軍政首長合影》、《白求恩和八路軍戰士在一起》、《白求恩和八路軍哨兵在一起》、《白求恩和自衛隊員合影》等照片。

“白求恩大夫以身殉職後，在遺體告別時，人們無不痛哭失聲，就連身經百戰，親眼看過無數親密戰友傷亡，曾經以‘鐵石心腸’自稱的聶榮臻將軍也潸然淚下。父親一邊流淚一邊撳動快門，拍下了這些動人的歷史鏡頭。白求恩在遺囑中要求，將他心愛的柯達相機贈給沙飛同志。後來，白求恩送給父親的柯達相機和盛放着他所拍攝的魯迅先生生前最後留影底片的小鐵盒子，總是隨身帶着，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

沙飛結識白求恩實屬巧合。1938年5月，沙飛因爲身體不好，住進山西五臺縣耿鎮河北村的晉察冀軍區衛生部衛生所休養。6月的一天，白求恩率領醫療隊從延安到達五臺縣金剛庫晉察冀軍區司令部駐地。正在住院的沙飛得知白求恩來到軍區後，便借了一匹馬一路揚鞭趕到司令部，拍下了第一張白求恩的照片。

在晉察冀軍區期間，白求恩致力於改進八路軍的醫療和戰地救治工作，組織製作多種醫療器械，給部隊醫務人員傳授醫療知識和技術，編寫醫療圖解手冊，舉辦醫務幹部實習周，加速培養衛生幹部。在他的推動下，軍區後方醫院被評爲模範醫院。

1938年9月15日，聶榮臻等人蔘加了晉察冀邊區模範醫院落成典禮。那天，身着八路軍服裝的白求恩顯得格外精神，沙飛拍攝了不少珍貴鏡頭。沙飛住院期間，與白求恩有過幾次接觸，他用並不流暢的英語同白求恩進行交流。白求恩也是一位攝影愛好者，兩人一見如故，很快就成爲摯友。沙飛給白求恩講述的大多是中國軍民英勇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感人故事，白求恩給予沙飛更多的是精神和藝術的啓發。

白求恩逝世的消息傳來，沙飛十分悲痛。他立即前往醫院，爲白求恩拍攝遺容照。照片上的白求恩靜靜地躺在牀上，頭髮有些凌亂，臉頰顯得瘦削，身上蓋着一牀舊軍被。

在1942年7月出版的《晉察冀畫報》創刊號上，沙飛精心選編了一組“紀念國際反法西斯偉大戰士諾爾曼·白求恩”的專題攝影報道，以表達中國人民對白求恩的緬懷之情和他對異國戰友的深切懷念。

目前中國保留的白求恩參加抗戰的照片，都出自沙飛之手。

1980年5月，在中日之間掀起了一股“中國元帥與日本小姑娘”的熱潮，其根源是沙飛40年前拍攝的照片《聶榮臻將軍與日本小姑娘》。

1940年8月，百團大戰打響。21日，八路軍在攻打日軍佔據的河北井陘煤礦戰鬥中，搶救出兩名日本小女孩美穗子和美子。

美穗子姐妹倆很快被送到了前線司令部，晉察冀軍區司令員聶榮臻聞訊後前來看望。他安排一名戰士給5歲的美穗子做“保姆”，並給不滿週歲的美子找了奶孃。聶榮臻原想收養她們，經再三考慮還是覺得送回日本爲好。爲安全起見，聶榮臻專門給駐守在石家莊的日軍軍官寫了一封信。8月25日，他派老鄉用籮筐挑着兩個小姑娘，一村又一村，採取接力方式送到駐守石太線微水車站的日軍，後由微水車站副站長岡部義太郎將姐妹倆送到石家莊。日軍收到兩個孩子後，給聶榮臻回信表示感謝。1940年10月，美穗子的伯父加藤國雄從石家莊將她接回故鄉日本宮崎縣都城市。妹妹美子因病死於石家莊石門醫院。

百團大戰開始後，沙飛一直跟隨部隊參加戰鬥，聶榮臻擔心他在前線有危險，專門去電將其召回隨司令部行動。沙飛剛回到司令部，就目睹了聶榮臻照顧美穗子姐妹的情景。他敏銳地拍攝了20多張珍貴照片，留下了不朽的名作《聶榮臻將軍與日本小姑娘》。沙飛曾對戰友說：“這些照片幾十年後發到日本，可能會發生作用。”

沙飛的預見，40年後得到了驗證。1980年5月29日，《解放軍報》、《人民日報》刊登了姚遠方的文章《日本小姑娘，你在哪裏？》和沙飛當年拍攝的《聶榮臻將軍與日本小姑娘》一組照片，將這段往事公之於衆。

第二天，日本一些報紙就報道了這則消息。此事在中日兩國引起極大反響，廣大讀者對聶榮臻在40年後還記掛着日本小姐妹非常感動，並十分關注美穗子姐妹倆的命運，紛紛給報社寫信或打電話提供線索。經過多方尋找和詳細覈實，《讀賣新聞》記者終於在宮崎縣找到了美穗子。當時的美穗子已是三個孩子的母親，和丈夫經營一個五金商店。美穗子也看到了報紙關於尋找她的報道，心情格外激動。她立即給聶榮臻寫了一封熱情洋溢的信，感謝當年救命之恩，並希望能早日到中國，當面致謝。

1980年7月10日，恰逢美穗子44歲生日，她帶着一家人如願來到了北京。年過八旬的聶榮臻在人民大會堂親切接見了美穗子一家。

美穗子一家還特意來到河北井陘礦區參觀訪問，並贈送沙飛家人一張全家福照片，表示對沙飛的感謝之情和深切懷念。

悲劇發生，沙飛槍殺了日本醫生津澤勝；又一幕悲劇發生，沙飛被華北軍區軍法處處以極刑

1948年5月，沙飛因肺結核住進位於石家莊的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以下簡稱和平醫院），給他治病的是日本醫生津澤勝。

1949年12月15日，悲劇發生了。這一天，在按照沙飛要求診病之後，津澤勝給他開了兩種藥。當津澤勝轉身出門，剛走了兩三步時，沙飛對着他開了兩槍，津澤勝頓時倒在門口。緊接着，沙飛又從牀邊走到津澤勝跟前，對着他的頭開了一槍，打中腦門正中。

筆者同事郝建的父親郝德貴，1949年6月參加解放軍，離休前任269醫院政委，當年他在和平醫院擔任沙飛的護理員。郝老回憶了沙飛住院、誤殺津澤勝和被執行極刑的全過程：

認識沙飛是在1949年，那時我還不滿13週歲，是當時華北軍區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年齡最小的小兵，在一部(內科)當看護員。這裏住的病人都是師團職幹部，病人中沙飛給我的印象最深。那時，他帶有兩名警衛員，一看就是個大幹部，還聽說他是畫報社主任，我們都叫他沙主任。他隨身帶着照相機，桌子上還擺着一個留聲機，當時我對這些東西都很好奇。

由於歷史原因，當時我軍醫院中有不少日籍醫護人員，僅和平醫院日籍人員連同他們的家屬就有200餘人，他們分佈在醫院各個科室，津澤勝就是其中一個。津澤勝時任和平醫院一部主任醫師，他工作嚴謹，認真負責，在病人中頗有聲望，沙飛當時就是他主治的病人之一。

1949年12月15日這一天，正處農曆大雪時節，天氣陰冷。病人開過午飯後正在午休，突然從對面病房傳來兩聲槍響。正當我驚魂未定時，“啪！”又響了一槍，當時我被這連續的槍聲驚呆了。我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稍微鎮定後，我開門出去了。這時候走廊裏已有不少人，醫生和護士長他們正在忙着把津澤勝抬上擔架緊急送往手術室，機關來的人吩咐要保護好現場，協理員和幾個病人正在圍着沙飛說些什麼。只聽沙飛不住地說：“人是我打死的，我負責，他暗殺我，我有證據。”

事後，我聽警衛員講了事情發生的經過。

午飯後，沙飛顯得十分煩躁，在病房裏坐臥不寧。警衛員催他午休，沙飛卻不耐煩地說：“不忙，你去把給我治病的津澤勝喊來，我有事找他。”

不一會兒，門外傳來腳步聲，沙飛從牀上站起來。門開了，進來的是警衛員，他對沙飛說：“津澤勝大夫一會兒就來查房。”

過了一會兒，門被推開了，這次先進來的是津澤勝的女助手張富雲醫生，然後進門的是津澤勝。進門後，張醫生站在沙飛的右側，手裏拿着病例夾子不時地記錄沙飛回答津澤勝查詢的病情，兩個警衛員侍立兩旁。沙飛表現得極度狂躁不安，他極不耐煩而又心不在焉地回答着津澤勝對於病情的詢問。有時答非所問，有時拒不作答，令津澤勝十分尷尬，只好暫時離開病房。

不料津澤勝和張富雲剛走，沙飛又要警衛員李有志把津澤勝找回來，說有要緊的事。

李有志回來了，津澤勝緊跟其後，進門後回身把門帶上，剛轉過身來未及說話，只見沙飛的右手飛快地從褲兜裏掏出手槍朝津澤勝連開了兩槍。這兩槍射出的子彈一發擊中津澤勝的前額，一發在他的左邊擦肩而過，津澤勝當場倒在地上。此時，兩個警衛員都驚呆了，一齊前來奪沙飛手中的槍，沙飛猛地轉過身來，將槍口對着警衛員，趁其不備，右臂猛地往前一撞，歇斯底里地吼道：“他暗殺我，我就要打死他。”沙飛趁警衛員被他撞得後退數步之際，又湊到津澤勝近前，朝津澤勝的額部正中又開了致命的一槍。這時，兩個警衛員一齊向沙飛撲過去，一人抱住他，一人奮力奪下他手裏的槍，然後一人留在現場，一人飛快跑到院部報告。

津澤勝遭槍擊後，被醫護人員迅速送往手術室搶救。消息瞬間傳遍了全院，傳到北京，人們被這突如其來的事件震驚了，同時也在日籍人員中引起極大的恐慌和不安。院領導迅速抽調人員組成精幹的搶救班子，一面爭分奪秒搶救津澤勝，一面抽調幹部下到各部做好日籍人員的安撫工作，穩定他們的情緒。

爲了搶救津澤勝，軍區調派專機從北京送來了最優秀的外科專家和最好的藥品。全院人員都企盼着能從死神手裏早日奪回津澤勝的生命，醫院播音室不斷向全院報告津澤勝的病情。當人們得知打入津澤勝顱骨的子彈意外掉出時，彷彿看到了一線希望，盼望着奇蹟的出現，然而終因津澤勝傷勢過重搶救未獲成功。

1950年新年過後，《華北解放軍》報刊登了華北軍區政治部關於開除沙飛黨籍的決定。2月24日，華北軍區政治部軍法處下達判決書，判處沙飛極刑。《華北解放軍》報還全文刊登了由司令員聶榮臻，政委薄一波，副司令員徐向前，政治部主任朱良才，副主任張南生、張致祥共同簽署頒發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華北軍區訓令》昭告全軍。

3月4日，在和平醫院操場召開了對沙飛的宣判大會。判決書大意是，沙飛因狹隘的民族主義，對津澤勝醫生在治療過程中懷疑對他有謀害行爲，查無任何根據，純屬臆想，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違犯了國家法律，違反了黨的政策和軍隊的紀律，特別判處沙飛極刑，以嚴肅法紀而保障人權。隨後，沙飛被執行極刑。

在沙飛人生的最後歲月有一件必須交代的往事。被關押期間，監守人員搜查時，從沙飛貼身的襯衣上兜中，發現了用蠟紙或者說防潮紙層層包裹的魯迅遺像底片。監守人員要拿走，沙飛死死地捂住衣兜，並大吼：“這是我自己的東西，這是我參加革命前自己的東西！”監守人員當即向上級彙報了這一情況。上級派來一名幹部和沙飛講道理，讓他自己拿出來查驗一下，如確係照片底片，可以允許帶在身上。沙飛這纔拿出來當場查驗，確係魯迅生前最後留影的底片，又還給了他。

沙飛走後，他的遺物被拿到了華北畫報社（解放軍畫報社前身）。戰友吳羣、李遇寅發現沒有魯迅的底片時，立即寫信追問底片的下落。他們都知道，沙飛對魯迅底片很珍愛，用紙單獨包好每張底片，再把十幾張底片放在一個小鐵盒裏，13年來，他一直把這個小鐵盒放在上衣口袋裏。

1950年4月5日，負責關押沙飛並行刑的華北軍政大學政治部保衛部就魯迅底片回函：“關於沙飛所攝製之魯迅先生的底片，來時他要求自己保存，怕給別人遺失。當時負責檢查的同志認爲那是和他的案情無關的東西，爲了照顧他的情緒，就交給他了。但最後處決他的時候，由於工作上的疏忽，已忘了這回事，沒有給他要過來。可能是在他身上放着埋葬起來了。”

數年後，沙飛的家人曾多次查找沙飛的墓地。但由於沙飛死後，墓地經過兩次遷移，一直沒有找到。

被沙飛槍殺的日本醫生津澤勝是個什麼樣的人？他與沙飛有過歷史恩怨嗎

帶着諸多的疑問，筆者來到了位於北京紫竹院附近的一座小樓中，拜會了開國少將、總後勤部衛生部原副部長殷希彭之子殷子烈。

殷子烈退休前任中國國際企業合作公司總經理，退休後任晉察冀老區繼承先烈遺志協會祕書長。他與津澤勝的女兒池谷田鶴子和沙飛的女兒王雁是榮臻小學（今北京八一學校）的校友，對津澤勝比較熟悉。他給筆者講述了抗日戰爭剛剛勝利時，發生在華北軍區衛生系統的往事：

父親殷希彭，1900年出生在普通人家，發奮學習，追求着人生一世“不爲良相，即爲良醫”的夢想，20歲以優異成績考入河北大學醫科就讀。畢業後被送往日本東京慶應大學醫學部，獲醫學博士學位。1930年回國任河北省立醫學院病理學主任教授。1938年參加八路軍。1945年3月，任晉察冀軍區衛生部部長，同時兼任由白求恩醫科學校爲骨幹組建的華北醫科大學校長。

日本投降以後，學校進駐張家口，與張家口醫學院合併，命名爲白求恩醫科大學，我父親仍兼任校長。爲使學校更快發展，他吸收原張家口僞蒙疆中央醫學院的醫生、教師及其他衛生人員參加我軍併到白求恩醫科大學工作。經過多方工作，院長、著名病理學教授稗田憲太郎和20多名日籍教師、醫生、護士參加八路軍，到白求恩醫科大學工作，這其中就有被沙飛誤殺的津澤勝。

殷子烈介紹，津澤勝是稗田憲太郎的學生、好友，也是難得的醫學人才。當時，他在北平和妻子開了一個小診所，稗田動員他們夫婦到張家口參加了八路軍。

津澤勝的女兒池谷田鶴子寫文章回憶自己的父母：

我父親出生於日本熊本縣，在滿洲醫科大學畢業後成爲內科大夫。父親是個誠實、認真、對病人不擺架子和無論什麼樣的病人都一視同仁的人，技術也不錯。1943年，我父母在北平東單西觀音寺衚衕開了個診所，他們兩人都是內科大夫。病人大部分是中國人，還有日本人、朝鮮人。從小我就跟衚衕周圍的中國孩子們玩，說的也就是當時的北平話。

1945年10月，父母帶着我和妹妹由利子從北平來到了張家口，跟隨父親的導師稗田憲太郎一同參加了八路軍。在那個年代，有不少的日本技術人員留在了中國。爲了建設一個新國家，他們在各個方面都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當時張家口剛剛被八路軍解放，成了邊區的根據地。……我父親在白求恩醫科大學附屬醫院任內科主任。晉察冀軍區的衛生部長是殷希彭教授，曾留過日的病理學者。這兩位教授一見如故。殷部長對日本工作人員關照得很周到。

後來，我們又隨着八路軍從張家口轉移，行軍走了三個月來到了河北省唐縣葛公村。在這裏我們停留了近兩年。我們這些孩子則離開父母被送進榮臻子弟學校學習。1949年，白求恩醫科大學遷到石家莊。12月，在醫院發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我的父親因此離開了人世，這是我的童年時代受到的最大的打擊。

津澤勝的女助手張富雲也回憶了她心目中的津澤勝：

我與津澤勝大夫認識於1948年10月初，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從河北獲鹿縣杜北村遷入石家莊市現址，當時醫院有100多名日籍醫務人員。

內科主任是津澤勝大夫，中等個，微胖，能說漢語。我剛大學畢業，聽說主任查房，特別緊張。報告病歷後，他領着我們逐個查看病人，面帶笑容，和藹可親，耐心詢問病人的症狀，認真細緻地查體。每次總能發現新體徵、新問題，指出診斷和治療方針，解決疑難問題。

對我們工作中的差錯，他從不呵斥，而且善意地說“這樣不對或不好”，同時教你如何如何做。搶救病人時，他更是不分晝夜，不顧勞累地在現場指導，直至病人轉危爲安。他的精湛醫術和良好的醫德，受到全體工作人員和病人的稱讚。漸漸地，我們由衷地敬佩他。他像老師，又像長者，至今仍然令人念念不忘。

津澤勝先生是最早參加日本反戰同盟的成員之一。對八路軍的政策有相當的認識瞭解。他的工作精神很快融入到以白求恩的名字命名的國際和平醫院。他認爲自己能成爲這所具有光榮傳統醫院的一員是他一生的幸運和理想。他的善良和美德、工作極端負責給我們留下深刻的印象。

通過衆多當事人的回憶，可以看出日本醫生津澤勝與沙飛無冤無仇，而且爲沙飛治病，爲解放軍的衛生事業作出了很大貢獻，他被沙飛槍殺完全是無辜的。

沙飛爲什麼要槍殺津澤勝，是精神失常嗎？歷史沉澱之後，沙飛一案如何平反

華北軍區司令員聶榮臻與沙飛有着特殊的感情，華北軍區許多珍貴的歷史照片就出自沙飛之手。殺沙飛對聶榮臻來說是個艱難的選擇。

沙飛槍殺津澤勝事發後，如何處理沙飛的請示很快送到了聶榮臻的面前。沙飛的生死大權要由聶榮臻來決定。聶榮臻當時存有疑問，他當即提出：“沙飛精神是否正常？”

聶榮臻希望能夠找到證據。但由於沙飛是間歇性發病，其神經正常時，思維、言行與常人無異，書信也字跡清楚、文筆流暢。調查結果終於報了上來：“沙飛在醫院檢查神經健全。”最終，聶榮臻考慮到國際影響及中日兩國的關係，無奈地作出了一個痛苦的決定：“揮淚斬馬謖，厚葬沙飛，他貢獻大。”

沙飛果真“神經健全”？事隔多年後，許多當事人提供了相反的事實和結論。

沙飛生前的護理員郝德貴回憶：

沙飛住院後情緒極不穩定，性情變得古怪多疑，有時甚至狂躁不安，這種現象下午爲重。

在我的記憶中，沙飛對日本侵略者無比仇視，每當談起日本鬼子的法西斯暴行和滅絕人性的“三光”政策時，他恨得咬牙切齒。他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滿腔怒火和他的憤恨心情，對於沒經歷那場災難的人來說是難以理解的。他甚至憎恨所有日本人，包括爲他治病的津澤勝也不例外。

進入初冬的一天下午，我和警衛員陪沙飛在院子裏散步，他忽然問我：“小鬼，你說津澤勝是不是好人呢？”我當時想，他怎麼會問這樣奇怪的問題呢？於是，不假思索地回答：“當然是好人。”沙飛聽了很不高興，生氣地說：“你這個小鬼太單純了，看問題太片面，你要學會辯證地看問題，要透過現象看本質。比如津澤勝要我多散步，冬天多曬太陽，這表面上看是爲了病人好，但是隻是想通過散步消耗我的體力，通過曬太陽，利用紫外線殺傷我的細胞減少我體內的抵抗力。這就好比他平時給我透視照相一樣，想利用放射線殺滅我體內的細胞，藉此達到他殺人的目的是一樣的，你怎麼還說他是好人呢？”

我和警衛員看他越說越離譜，情緒越來越激動，趕緊把話題岔開，勸他回病房休息。回來後，我把沙飛的情況向醫生作了彙報。

2007年1月，津澤勝的助手張富雲在和平醫院建院79週年時，作了這樣的回憶和分析：

沙飛有嚴重失眠，抑鬱的心情，津澤主任也常給予耐心解積安撫。沙飛平時對醫生、護士語言不多，但也平易近人，性情內向，有時他很幽默。沙飛入院後經一年多的休養治療，肺結核病己吸收鈣化痊癒。他要求出院，經津澤主任審查他的病情之後，同意病人意見可以出院。

事發後，我和同志們也一起議論過，以沙飛那樣的高級幹部，怎麼會對黨的政策不理解，對日籍醫務人員參加我院的工作持那麼大反感呢？怎麼能對勤勤懇懇地爲他醫治好了疾病的津澤主任那樣懷疑和仇恨，竟不顧國法軍紀而致人死地呢？

今天回顧事件發生的原因：一是當時我剛從學校畢業，缺乏臨牀實際經驗。當時的醫學水平對精神病知識瞭解甚少，經驗不足。對沙飛病中的長期失眠，憂鬱焦慮症狀，認爲是他長期戰爭緊張過度造成的，是結核病的一般心態，未能考慮他是精神病病態，應給予必要治療。經過我幾十年臨牀工作經驗，也治過不少精神病人，目前醫學對精神病的理論也豐富多了，被人們重視多了。以現在醫學分析，沙飛具有典型精神病的表現，如抑鬱、焦慮、偏執、多疑等症，這種抑鬱症常會導致自殺或傷害他人的行爲，過去我們沒認識到，對他的某些語言總是向常人方面想，可能是文藝家的語言性情。

其二，原因是醫院從戰爭年代延續過來，沒有正規的管理制度。譬如，戰爭年代，住院的首長都帶着警衛員、馬伕、手槍，這是造成這一事件的重要條件。這次事件的性質實際上是一個精神病人殺害了一位無辜的醫生。

筆者從和平醫院的歷史資料中，看到了當事人還有這樣的回憶：由於津澤勝是科班出身的日籍醫生，又在醫科大學當過教授，所以很注意儀表禮節，工作起來嚴謹認真，不苟言笑。這一切在沙飛眼裏，都好像帶着一股武士道精神似的。尤其使沙飛起疑的是，津澤勝在給病人切脈時，那食指和中指輕按病人脈上的手勢，同他在電報局發電報的手勢幾乎一樣。有時還一輕一重地一按一點，簡直就是把病人的脈腕當成了發報機的按鍵了。因此沙飛斷定，這個表面溫文爾雅，面頰時時浮現謙和微笑的大夫，一定是潛伏下來的日本特務。另一個日本大夫高永信，常對沙飛施行“叩診”，被沙飛稱爲“重打診”，認爲完全是津澤勝的幫兇。

沙飛一生中最崇敬的人就是魯迅。沙飛曾對著名畫家司徒喬說，在魯迅先生的葬禮上我聽人議論，先生是被給他治病的日本醫生害死的。魯迅是被日本醫生害死的，成爲沙飛心中永遠抹不去的陰影。後來沙飛在住院期間，幾次對家人說，日本醫生害死了魯迅，現在又害我。

目睹了日軍的慘無人道，沙飛的精神受到強烈的刺激，患上了迫害妄想型精神分裂症。但這種病情爆發是瞬間、短暫的，平時與正常人一樣，當時的醫療手段和醫療技術很難作出準確的診斷。

沙飛事件發生近半個世紀後，在其親屬和社會各界共同努力下，經由專門的精神病研究機構對沙飛的病案反覆論證後，作出診斷：迫害妄想型精神分裂症。

筆者在北京軍區軍事法院瞭解到，沙飛的家屬對該案多次提出申訴，要求再審。北京軍區軍事法院經數年調查，複審查明：沙飛是在精神不正常的情況下，槍殺日籍醫生津澤勝，其行爲不能自控，不應負刑事責任。1986年5月19日，北京軍區軍事法庭爲沙飛錯案平反，撤銷原華北軍區政治部軍法處判決。6月11日，北京軍區紀律檢查委員會決定，恢復沙飛黨籍。

沙飛槍殺事件發生後，對中日友誼產生了什麼影響？對兩個家庭產生了什麼影響

池谷田鶴子還談到了沙飛的平反以及和平醫院對他父親作出的評價：

1949年12月，當時醫院已經搬遷到石家莊。15日那天，父親被一個病號在病房中用手槍擊中，不久以身殉職。這個病號沙飛是在抗日戰爭期間拍過很多具有歷史意義照片的攝影家。這個事件有着一些複雜和微妙的問題。這一事件的發生對於各方都是一個不幸的事件。那以後，我們一家在中國的那些日子裏，得到醫院和衛生部的很多照顧，在生活上也沒有發生任何問題。

從那件事開始，已經快60年了。母親和弟弟正志都已去世。我和妹妹們已進入老年。聽說在80年代沙飛也恢復了名譽。這幾年，日中雙方有人開始知道這件事，他們知道我們的心裏一直希望給父親一個公正的評價。幸虧得到各方面的理解和支持，2007年6月，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給父親頒發了榮譽證書。至此，這件事纔得到圓滿解決。

沙飛沒有被歷史忘記。1981年初，《中國攝影》雜誌發表了中國新聞攝影學會會長蔣齊生的文章《沙飛開創中國人民革命攝影事業的攝影革命家》一文，追憶了爲中國革命攝影事業作出傑出貢獻的攝影家沙飛。

1992年，中國新聞攝影學會等單位聯合舉辦了沙飛誕辰80週年紀念活動。此後，沙飛攝影展與觀衆見面。

2004年5月20日，在石家莊市雙鳳山陵園舉行了沙飛銅像揭幕儀式。人民日報社、新華通訊社、解放軍畫報社、中國攝影家協會、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魯迅博物館、北京軍區戰友報社、石家莊日報社等單位的代表，沙飛的老戰友、全國文聯主席周巍峙，聶榮臻元帥的女兒聶力，中國攝影家協會主席邵華等人，還有沙飛的五個子女及親友參加了揭幕儀式。

沙飛離開我們69年了，但他反映中國革命的不朽攝影作品卻永遠留在人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