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1811年11月26日-1872年3月12日)，漢族，初名子城，字伯涵，號滌生，宗聖曾子七十世孫。中國近代政治家、戰略家、理學家、文學家，湘軍的創立者和統帥。與胡林翼並稱曾胡，與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並稱"晚清四大名臣"。官至兩江總督、直隸總督、武英殿大學士，封一等毅勇侯，諡曰文正。

曾國藩出生於晚清一個地主家庭，自幼勤奮好學，6歲入塾讀書。8歲能讀四書、誦五經，14歲能讀《周禮》《史記》文選。道光十八年(1838)中進士，入翰林院，爲軍機大臣穆彰阿門生。累遷內閣學士，禮部侍郎，署兵、工、刑、吏部侍郎。與大學士倭仁、徽寧道何桂珍等爲密友，以"實學"相砥礪。太平天國運動時，曾國藩組建湘軍，力挽狂瀾，經過多年鏖戰後攻滅太平天國。

曾國藩一生奉行爲政以耐煩爲第一要義，主張凡事要勤儉廉勞，不可爲官自傲。他修身律己，以德求官，禮治爲先，以忠謀政，在官場上獲得了巨大的成功。曾國藩的崛起，對清王朝的政治、軍事、文化、經濟等方面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曾國藩的倡議下，建造了中國第一艘輪船，建立了第一所兵工學堂，印刷翻譯了第一批西方書籍，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學生。曾國藩是中國近代化建設的開拓者。

主要成就

政治

曾國藩

曾國藩作爲近代著名的政治家，對“康乾盛世”後清王朝的腐敗衰落，洞若觀火，他說：“國貧不足患，惟民心渙散，則爲患甚大。”對於“士大夫習於憂容苟安”，“昌爲一種不白不黑、不痛不癢之風”，“痛恨次骨”。他認爲，“吏治之壞，由於羣幕，求吏才以剔幕弊，誠爲探源之論”。基於此，曾國藩提出，“行政之要，首在得人”，危急之時需用德器兼備之人，要倡廉正之風，行禮治之仁政，反對暴政、擾民，對於那些貪贓枉法、漁民肥己的官吏，一定要予以嚴懲。至於關係國運民生的財政經濟，曾國藩認爲，理財之道，全在酌盈劑虛，腳踏實地，潔己奉公，“漸求整頓，不在於求取速效”。曾國藩將農業提到國家經濟中基礎性的戰略地位，他認爲，“民生以穡事爲先，國計以豐年爲瑞”。他要求“今日之州縣，以重農爲第一要務”。

受兩次鴉片戰爭的衝擊，曾國藩對中西邦交有自己的看法，一方面他十分痛恨西方人侵略中國，認爲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鼾睡，並反對借師助剿，以藉助外國爲深愧”；另一方面又不盲目排外，主張向西方學習其先進的科學技術，如他說過購買外洋器物……訪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習，繼而試造，可以剿發捻，可以勤遠略。

摺疊

軍事

曾國藩提倡忠君衛道、以儒家學說治軍的這一宗旨還貫徹在選將、募兵、軍隊管理以及協調軍內外關係等方面。曾國藩的軍事思想內涵極豐，集顯過人之處。他認爲，兵不在多而在於精，“兵少而國強”，“兵愈多，則力愈弱；餉愈多，則國愈貧”。主張軍政分理，扣負其責。他購買洋槍、洋炮、洋船，推進中國軍隊武器的近代。

曾國藩治軍把選將作爲第一要務，他說，“行軍之道，擇將爲先。”他的選將標準是德才兼備，智勇雙全，而把德放在首位，並把德的內涵概括爲“忠義血性”。他提出，“帶勇之人，該求我黨血性男子，有忠義之氣而兼嫺韜鈐之祕者，與之共謀。”又說“帶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計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大抵有忠義血性，則相從以俱至，無忠義血性，則貌似四者，終不可恃。”曾國藩認爲，“忠義血性”的將領主要應從既受封建禮教薰陶又少官場惡習的儒生士子中去選擇。羅爾綱在《湘軍兵制》中統計，凡姓名、籍貫、出身、職務可查的湘軍將領179人中，儒生出身的104人，佔58%。以如此衆多的儒生爲將，這在歷代軍事史上都是罕見的。

將清朝的世兵制改革爲募兵制，也是曾國藩建立湘軍的首要一着。他說，“數年來痛恨軍營習氣，武弁自守備以上無一人不喪盡天良。故決計不用營兵，不用鎮將。”因此，他組建湘軍時，主張不在市民而在鄉農中招募兵員。其用意就是鄉農中招募的兵員樸實壯健，有利於灌輸封建的忠義倫理思想和便於適應艱苦殘酷的戰爭環境。曾國藩還規定，“招募兵勇，須取具保結，造具府縣、里居、父母、兄弟、妻子名姓、箕斗清冊。各結附冊，以便清查。”凡無保者，概不招募。曾國藩的這一做法，完全是承襲了明末抗倭名將戚繼光的募兵思想。曾國藩對綠營的編制方面也進行了改弦更張。湘軍的編制以營爲基本作戰單位，營以下設哨，哨以下陸師爲隊，水師爲船，馬隊爲棚。湘軍之始，營以上不再設官，各營全轄於曾國藩一人。其後營數增多，纔有統領和分統的稱謂。曾國藩要求以將必親選、兵必自找、層層節制的原則組建軍隊，自統領至兵勇都是逐級進行募選，改變了綠營中“兵與兵不相知，兵與將不相習”的弊病，但也明顯暴露了建立私家軍隊的用心，並從此就開創了近代中國“兵爲將有”的先例，軍閥擁兵割據的局面也就初顯端倪了。

曾國藩在治軍方略上苦費心機，主張用儒家學說治軍，即用封建倫理綱常去教育官兵，以仁禮忠信作爲治軍之本去陶冶官兵，他的目的就是要以此來維繫軍心，培植出一支完全絕對服從於自己的私家軍隊。所以他認爲，“用兵者必先自治，而後制敵。”

曾國藩的軍事思想好影響了幾代人，且不說其同時代的湘、淮將領以曾國藩爲楷模，就是其後的黃興、蔡鍔等資產階級軍事家對曾國藩治軍方略也推崇備至，張之洞、袁世凱等在甲午戰後採用西法編練新軍時，還採納了曾國藩治軍的許多做法。民國軍事家蔣方震在他的《國防論》中讚賞曾國藩是近代史上“一個軍事天才家”，還說凡領軍者都應該效法曾國藩。蔣介石則明確表示要師承曾國藩，要求國民黨軍隊中的將領必須“認清歷史，效法曾胡”。曾國藩治軍最重視精神教育，毛澤東一生很注意這點，曾國藩的“愛民爲治兵第一要義”，毛澤東建立紅軍之初便制定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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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

曾國藩繼承桐城派方苞、姚鼐而自立風格，創立晚清古文的“湘鄉派”，乃湖湘文化的重要代表。他論古文，講求聲調鏗鏘，以包蘊不盡爲能事；所爲古文，深宏駿邁，能運以漢賦氣象，故有一種雄奇瑰瑋的意境，能一振桐城派枯淡之弊，爲後世所贊。曾氏宗法桐城，但有所變革、發展，又選編了一部《經史百家雜鈔》以作爲文的典範，非桐城所可囿，世稱爲湘鄉派。清末及民初嚴復、林紓，以至譚嗣同、梁啓超等均受他文風影響。所著有《求闕齋文集》、《詩集》、《讀書錄》、《日記》、《奏議》、《家書》、《家訓》及《經史百家雜鈔》、《十八家詩鈔》等。不下百數十卷，名曰《曾文正公全集》，傳於世。另著有《爲學之道》、《五箴》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