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所以接下來，在新聞實驗室，我也會對這些影響信息質量的平臺做更多的監督和評價，也希望所有的人都能關注到這個問題，希望你關注到手機上的各種APP，它們可能都會在相當程度上影響我們。我在生產內容，在做媒介素養的普及，這兩件事情都很重要但可能都還不夠，還有需要倡導更好的互聯網平臺來承載優質信息的傳播。

Photo by ROBIN WORRALL on Unsplash，本文來自 微信公衆號：新聞實驗室（newslab） ，作者：方可成：2月20日，在香港浸會大學兼職教課的張潔平邀請我以Skype連線的方式和同學們做一次分享。在分享中，我回顧了自己在過去幾年中做的一些主要的事情，以及背後的一些思考。這對我來說也是一次很好的整理。今天與各位分享我修訂之後的分享實錄。錄音稿的初稿由蔣瑋琦同學協助整理，在此致謝。

讓更優質的信息，指引我們作出更明智的決定

謝謝潔平。大家好！因爲時差的緣故，我今天起了個大早來參與這次遠程分享。這是一次很好的機會和大家交流，我自己也可以做一些梳理和思考。聽說你們最近在討論翟天臨事件，討論到知網，討論到知識民主化，潔平跟我說：你做的那麼多事情和這些都可以串起來，來課上講講自己的學思歷程吧。

她剛說的時候我內心是拒絕的：這三四十分鐘能講完我目前爲止的人生麼？

但後來我自己又仔細想了一下，可能差不多真的可以。不管是我的主業還是副業，我當時爲什麼要學新聞，爲什麼去《南方週末》工作，爲什麼到賓大來讀博士，爲什麼做政見，爲什麼做新聞實驗室，甚至爲什麼前段時間寫了 《搜索引擎百度已死》 這篇文章，可能都可以串起來，都可以用一個大的關鍵詞來解釋。

這個詞就是informed citizenry。我最早看到這個詞是十年前的時候，2009年，當時奧巴馬剛剛上任美國總統，他到中國訪問，只接受了一家媒體的採訪，那就是《南方週末》。

其實採訪本身是很乏味的，問題都是審過的，但是採訪完之後奧巴馬和編輯記者親切合影，還寫了一段話，我覺得他的那段話也可以很好地解釋我在做的事情：

To the Southern Weekly and its readers–

I look forward to continuing the ties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and congratulate you for contributing to the analysis and flow of vital political information. An educated citizenry is the key to an effective government, and a free press contributes to that well-informed citizenry.

致《南方週末》及其讀者，我希望繼續維護我們兩國間的關係，並祝賀你們在傳遞關鍵的政治信息和分析上的貢獻。受過教育的公民是建立一個有效率的政府的關鍵，而自由的媒體對這一知情的公民羣體大有助益。

這段話說得非常好。這種“知情”（informed）非常重要。我們每個人每天在這個世界上都會做很多決定，作出決定的基礎就是我們是否能充分掌握信息。比如中午去哪裏喫飯、要不要去香港讀研究生、要不要和某個人談戀愛、選擇從事怎樣的工作，等等等等，我推薦大家都在儘量知情的情況下作出決定。

除了個人生活的決定，還有公共參與的決定——你要不要在網絡上發言，你要怎麼發言，你是否參與小區的業主委員會，是否要給某個公益項目捐錢，是否要參與提倡低碳環保的活動，等等，這些也都要以知情爲基礎，不是閉着眼睛決定的。在西方民主國家，這些決定還包括選誰當總統。美國人上一次的決定可能做得就是糟糕的，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爲選民在做出決策的時候對候選人的政策不夠了解，受到了很多虛假信息的誤導。

所以對我來說well informed citizenry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線索。我們都希望這個世界變得更好，那麼如何讓它變好？有很多具體的方式。比如你可以給社會創造更多的財富，讓更多人脫貧，或者可以開發更便捷的日常用品，或者創造更多的藝術作品。而對於我來說，讓世界變得更好的方式就是讓大家更加知情，讓大家擁有更優質的信息，同時這些信息能夠被接受和消化，這樣我們的社會作爲一個整體就會作出更明智的、更有利於人類發展的決定，我們就能擁有更多的共識和寬容、更少的割裂和仇恨。

可以說，這就是目前的我對自己在公共生活中的角色的一個比較基本的定位。

剛剛說到我是2009年看到這句話的。其實inform citizenry是一個英文表達，在中文裏沒有直接對應的說法，翻譯過來都蠻費勁的。但我會想到在那之前的五年，也就是2004年的時候，我進入北大新聞與傳播學院讀書，其實很大原因也就是這個。我爲什麼學新聞？爲什麼做記者？因爲記者的職責是挖掘和傳播真相，讓大家對這個世界更加了解。這樣看來，我走上新聞這條路的原因也就是朝着informed citizenry去的。

2013年，我離開業界進入學界，開始研究傳播，其實也是沿着這樣的路徑。我現在的一個研究領域是政治傳播，這是傳播學和政治學的交叉。政治傳播的研究有一個基本的假設，就是我們剛纔說到的：知情的公民是一個民主社會運轉的基礎。

中國的一些宣傳經常會說西方的民主制度有很多問題，一個經常被提及的說法是：“民主不是選主。”雖然這是帶有目的性的宣傳，但這句話本身是有一定道理的。民主確實不是選主，把民主等同於選舉投票，是一種過於簡單的理解。選舉要能運行，它背後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假設是：大家投票的時候真的是知情的、是經過思考的，你需要知道這個候選人當選之後準備幹嘛，你需要知道誰當選對你是有好處的，你知道誰當選是對世界有好處的，這時候才能做出更好的選擇。

也就是說：民主制度在選舉之外，還需要有一套機制來支持，這些機制包括對公民基本權利的保護，也包括如何保證選民的知情。

我們回頭來看一下奧巴馬那段話的最後一句——他強調的是自由媒體的作用。他說，自由的媒體對知情的公民大有助益。

的確，自由的媒體是達到well informed的重要條件。但十年之後回頭看，我不知道如今的奧巴馬本人會不會想在這句話後面加點什麼，尤其是在經歷了2016年被假新聞淹沒的大選之後。我們看到美國仍然有言論自由，而且這種自由更多強調的是“不去幹涉就好了”。但是，這種“不干涉”的理念現在卻面臨着假新聞的挑戰，很多傳播假新聞、陰謀論和仇恨言論的人高舉的大旗就是“言論自由”。待會兒我會具體說到，現在大家可以先想一下：奧巴馬這句話是否需要加更多的東西在上面？除了自由之外，我們還需要些什麼才能保證informed citizenry？

將學術界的思想資源引入大衆視野

說回我自己做的事情，在學校和報社之外做的事情。2011年下半年的時候，我發起了政見CNPolitics這個團隊，這個和大家最近討論的知網是直接相關的。

發起政見的時候我還在《南方週末》工作，最初有這個想法的人其實不是我，是我的編輯馬昌博。他後來去了《壹讀》做主編，現在做一個叫“視知”的科普視頻項目。他在《南方週末》提出做政見的想法之後就跳槽了，當時我覺得自己可以來接手這個，因爲這個項目的基本定位是：把學界對於中國政治和社會的研究用通俗易懂的的方式介紹給讀者。我爲什麼有興趣來做這個呢？因爲我一直覺得，學界的思想資源和大衆在媒體上看到的言論文章之間存在着嚴重的不平衡。

一方面，學界有很好的研究在那裏，但是往往在英文寫成的幾十頁的論文裏，很難被普通人看到；另一方面，大衆媒體上的觀點文章質量參差不齊。特別是之前有一種文體非常流行，叫做時評，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需要看這些，或者新聞課要不要寫。我覺得時評在一定程度上啓迪了民智，但我後來對這種文體的評價其實蠻低的，因爲那段時間看報紙上經常出現的時評作者可能翻來覆去就那麼幾個人，而那些人寫時評的方式就是看到一則新聞後，就把新聞套用在他們之前常用的幾個框架裏面去，快速地在一天之內炮製出來，甚至一天可以炮製很多篇。

我覺得這些新聞只是用新出現的材料（這些材料還是記者採訪到的，並不是時評作者貢獻的）套到大衆喜聞樂見的框架中，看完之後大家可能“爽”了一下，但是沒有更多的啓迪，因爲這些時評中沒有什麼新的思想。

當時的時評作者還往往是中年男性，其中有些人在某些議題上的觀念其實相當落後，相當油膩。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這兩年暴露在大家眼前的五嶽散人的性別歧視、侮辱女性言論。你們可能不知道，在當年，五嶽散人可是時評界的一個鼎鼎有名的存在，佔據着相當多報紙的時評版面。

五嶽散人，油膩的“時評家”

這些就不多吐槽了，反正當時我想解決的一個事情就是：一方面有好東西在那裏，但是大家看不到；另一方面，在大衆媒體上大家能看到的東西，其實很多是質量不太行的。

所以我想做的就是把好的東西引進到稀缺的平臺上來。政見做的就是這樣一件事。後來正式做起來的時候，因爲一些原因，並沒有設在《南方週末》裏面，而是做成了一個獨立團隊。

潔平給大家看了我當時寫的關於政見的理念的文章，裏面提到了Aaron Swartz這個人。他的自殺在美國是引發強烈震動的一件事。他做的事情和我上面說的這些有一定的聯繫，他的基本理念也是有那麼多好東西大家看不到，這些學術出版商收很多錢，你下載一篇論文最少十幾美元，貴的可能要幾十美元，這算什麼道理？所以他就去大學圖書館把這些論文都下載下來，然後免費開放給大家使用。

這是他的基本理念，有人覺得這是在違反規則、侵犯學術出版商的利益。其實，這裏面有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這種暴利是否公平？是否正義？

學術出版商的利潤率很高，賺的錢誇張一些說是無本萬利的。因爲大家看我們寫學術論文，發表在學術期刊上，是拿不到任何稿費的。而且在論文發表的過程中，還需要多位匿名審稿人的審稿——也就是說，你給期刊投稿後，期刊需要找兩三個該領域的專家來仔細評審。審稿人的投入也很大，但也是沒有任何收入的，也是完全的義務勞動。在這個過程中有編輯和他們的助理，也許從出版商那裏拿到非常少的補貼。但整體來看，在整個論文的出版流程中，出版商基本不在裏面負擔什麼成本。

那麼論文的成本是誰負擔的？其實是納稅人負擔的。

學者寫論文、審稿，拿不到稿費，但我們總要活下去對吧。那我們無非就是拿着大學的錢，大學養着我們來寫這些東西，或者是我們從政府申請到的課題經費來支持我們寫這些東西。政府經費對於開展研究來說尤其重要。

所以說，學者的知識生產基本上是一件由公共財政支持的事情。不管說你是寫還是審還是關鍵的研究環節，基本都是公共財政支持的。但是當你寫成了論文發表之後，公衆要去看你的研究成果的時候，卻需要花費很多錢去看，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不公平的事情。

Aaron Swartz

Aaron Swartz做的事情，就是要讓這些由大衆支持的研究，可以被大衆免費看到。我很支持這樣的想法，但是我覺得這還不夠。我們可以做一個極端的假設：如果全世界的論文都免費下載了，這個世界就會變化很大麼？我覺得會有些變化，但是可能也不是會太大。

可能某個國家的神童，上中學的時候就把這些期刊上的論文免費下載下來看過一遍，然後發明了一個火箭什麼的。這種事情是有可能的，但是往往只出現在那些最有學習能力和學習意願的人當中。絕大部分人還是不會去看這些論文的，即便是免費的。特別是在中國，你要去看英文的期刊是很困難的，你連英文的媒體都不願意去看，何況是英文論文？

所以即使免費，中間還是有一道牆在那裏。即使沒有任何的錢的問題，但是也有意願和能力的問題。所以政見團隊想做的實際上就是解決後面這個問題，如何讓大家能夠在現有的閱讀能力和意願的基礎上儘可能吸收學術界的思想資源。

這件事在國外也有一些人在做。一個比較有名的項目叫做Monkey Cage，是一羣政治學家自己發起的通俗博客，後來被《華盛頓郵報》買下來了，所以現在是《華盛頓郵報》的專欄。還有一個叫The Conversation，是一個非營利媒體，就是來介紹學術界的研究成果，有時候是學者自己寫，他們也有記者去報道這些成果。還有一個叫Jstor Daily。Jstor是一個學術的數據庫，Jstor Daily是學術出版商自己做的事情，它等於是一個推廣，用Jstor裏面的論文爲基礎，邀請一些作者把裏面的觀點介紹出來。

國外的這些項目，要麼是非盈利的，要麼是出版商支持的，要麼本來是自娛自樂的事情後來有了金主的支持。政見團隊則是志願的、非盈利的運轉模式，因爲我們沒有出版商、基金會或其他金主支持，這樣很自由，但也會出現很多問題，比如團隊如何來維繫。如果大家長期關注政見會發現最近的更新頻率也下降了不少。確實一個完全志願的團隊維持了這麼多年之後想再繼續下去就是一個挺難的事情。

一個解決方式可能是商業化，但我們一直不想去嘗試，因爲這中間就會涉及到度如何把握的問題。中國嘗試做學術通俗化的除了政見之外，還有一個項目叫做浪潮工作室，包括大象公會的一些文章也有這個意思，也是基於學術界的一些研究來寫的。

這些項目的一些文章寫得很好，但也有一些文章呢，學界的一些人並不是特別讚賞。因爲他們是商業化運行的，並且本身不是學術圈中人，有時候選擇的內容不太可靠，中間還涉及到很多標題黨的推廣方式，選擇做更能有賣點的內容。這樣你當然能大量地提高傳播度，但是中間你可能會形成某種程度上信息的扭曲。它們都沒有達到像Monkey Cage或The Conversation那樣的水準。

這當然是一個艱難的平衡。因爲如果你做得太謹慎，是會影響到傳播度的，最後沒有多少人看到，比如政見現在就有點類似這個狀態，看我們的更多還是學術界的人或者學生，沒有到達更廣泛的大衆。但是如果擴大的話我們勢必要在內容上做一些妥協，中間如何把握是一個一直需要考慮的事情。

培養大家分辨信息的能力

下面我再來說一下新聞實驗室這件事，新聞實驗室是我做的一個公號，它的主要定位是普及媒介素養，也就是獲取和使用信息的能力。

這個就會聯繫到我之前說的一個情況，那就是現在互聯網上有大量豐富優質的信息。一個沒有上過大學的人，如果善於利用互聯網的資源，是有可能通過自學達到甚至超過一個大學畢業生的水平的。

但問題是：發現這些優質信息的能力不是每個人都具備的。這個年代的信息爆炸，可能更多是垃圾信息的爆炸。大家生活的這個年代可能很難想象2000年左右洋溢着的非常樂觀的情緒：我們接上了信息高速公路，接下來是一個信息唾手可得的時代。大家可能很難想象信息匱乏的時代獲取信息多麼困難，然後出現了被稱爲“信息高速公路”的互聯網，大家非常樂觀，覺得之後一定會越來越好，因爲信息極大豐富了。

但我們現在能看到，是的，信息豐富了，但我們看到更多的可能是垃圾信息。

信息爆炸之後，反而更難選出更優質的信息。大家學新聞傳播，肯定會聽過“數字鴻溝”（digital divide）的概念。“數字鴻溝”有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你有沒有條件上網？之前這是困擾很多人的問題，因爲之前大部分人都沒有設備。但現在基本上所有人都有智能手機了，這個鴻溝已經基本上不存在了。

那麼第二個階段的數字鴻溝就是：你有沒有技能去使用互聯網？能不能讓互聯網最有益的那一面爲自己服務？現在，站在數字鴻溝這頭的人，可以充分利用互聯網的優質信息，實現自我成長；而站在數字鴻溝那一頭的人，則很容易陷入垃圾信息當中，每天花很多個小時在手機上，卻基本上一無所獲，甚至獲得了虛假的信息。

現在大家基本上都有可以上網的設備了，使用設備的能力差別就成了現在主要的數字鴻溝

新聞實驗室想做的就是提高大家的信息獲取和使用能力。也就是說，政見更多是想要生產更多的好內容，而新聞實驗室是在消費者一端，幫助大家提高辨別能力。這種能力並不是天生具備的，它是需要後天學習和培養的。

比如新聞實驗室會有“媒體食譜”這樣的欄目，邀請那些在獲取信息方面非常有心得的人分享他們是怎麼獲取和使用信息的，他們是根據什麼原則來篩選內容的。目前已經請了十幾個人來分享。

再比如，教大家分辨假新聞的能力。也會以一些流行的熱門假新聞爲例，教大家一些識別技巧。

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媒介素養的過程就是一個不停地和人的一些固有的劣根性去鬥爭的過程。我們爲什麼願意接受錯誤的信息？爲什麼會被錯誤的信息欺騙？是因爲我們腦子有問題——也不是說腦子有問題，是說我們腦子有從幾百萬年前遺傳下來的固有的認知偏見。

比如我們對負面的信息特別敏感。這可能是因爲我們在遠古時代爲了生存下來，一旦有風吹草動就認爲有野獸出現就趕緊要逃走。現在雖然早已不是那個時代了，但是我們固執的偏見還是寫在腦子裏面。

再比如我們喜歡接受簡單粗暴的邏輯，而不願意接受複雜模糊的解釋，這可能也是因爲遠古時代的我們需要快速行動，沒有時間去考慮事物的複雜性。

所以，加強媒介素養是要和我們自身的種種偏見去作鬥爭的，這個是需要主動努力的事情，不是那麼簡單能發生的。而且可能需要從小普及，所以一些歐美國家可能從小就會有媒介素養課，從小普及如何來分辨信息。到大學之後再做，說實話已經有些晚了，但做總比不做好。

讓真理勝出，平臺需要主動負起責任

政見和新聞實驗室都在繼續做，但我也越來越意識到：無論是從生產端努力，還是從消費端努力，都有它的限度在那裏，我們可能還要從其他角度來思考如何提高信息質量，如何擁有更知情的公民。

去年，《科學》雜誌發表了一篇論文，研究Twitter上面的真新聞和假新聞誰能傳播得更廣。結果是：假新聞比真新聞跑得快多了。這也是一個符合我們日常的社交媒體使用體驗的發現——之前我們說“造謠動動嘴，闢謠跑斷腿”。其實不光是跑斷腿，而且是“然並卵”，因爲闢謠文章的傳播量一般都是大大低於謠言的傳播量。

這個現象就給我們此前的一個基本的理念提出了一個挑戰，這個理念叫做“觀點的自由市場”。它的基本假設就是：我們讓所有觀點自由競爭，真理就會自然勝出了。只要不去幹涉言論，大家就可以自然而然地獲得好的信息，就更加知情了。

這種理念是一些經典著作，比如《論出版自由》裏面提出的。彌爾頓在《論出版自由》裏面是這樣說的：

“雖然各種學術流派可以大量傳播，然而真理已經親自上陣，如果我們懷疑它的力量而進行許可和查禁，那就是傷害了它，讓它和謬誤交手吧，誰看過公開的交手時失敗呢？”

誰看過呢？不幸的是，你我都看得太多了！我覺得現在的情況是：“誰又看過真理在自由而公開地交手時勝出過呢？”

爲什麼“觀點的自由市場”這種理念在這個年代可能過時了？爲什麼我們需要重新思考呢？這裏面有一個重要的問題：觀點的自由市場中有一個核心的假設，就是我們信息太少了，所以要反對壓制信息的人，我們要保護自由的信息來加入競爭，這樣才能越辯越明。

但是今天，在這個信息爆炸的社交媒體年代，我們現在稀缺的不是信息，而是注意力。現在互聯網運轉的基本模式就是注意力經濟。信息一直在那，但注意力是有限的。只有注意力投放到優質的信息上面，真理才真的能夠勝出。

注意力經濟製造的大量信息垃圾消耗了我們的注意力

我很喜歡的學者、作家Tim Wu說：曾經，說話很難；現在，讓自己被聽見很難。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有洞察力的說法。回到之前的線索，曾經影響公民知情是因爲我們沒有更多的信息，但是現在更大的問題是被聽見的困難。……在這個年代控制信息的一個主要方式其實就是消耗注意力，讓你在各種信息中疲於奔命，無暇去辨識。

在一個信息爆炸、注意力稀缺的年代，純粹的觀點自由市場是行不通的。那麼怎麼辦呢？就需要去幹預這個自由市場。在爆炸的垃圾信息面前，市場的那隻手可能失靈了，那就需要去幹預。所以現在全世界一個非常重要的話題就是：怎麼去幹預對信息傳播起到關鍵作用的互聯網平臺？奧巴馬本人之前就受到很多假新聞的困擾，比如說他不是在美國出生的，這些假新聞很多在Facebook上傳播，那麼Facebook是否應該把這些假新聞刪掉呢？還是讓它留在那裏和闢謠文章去進行“公開的交手”？

我對這種“公開的交手”是不抱什麼樂觀期待的。在這個年代，提升信息質量，讓公民更加知情，互聯網平臺需要主動做更多事情。

所以我越來越從平臺這個角度來思考問題。比如，一個資訊app如果僅僅以提高用戶數量和活躍時長爲目標，那就可能大量呈現吸睛但無營養的內容，就可能對虛假消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因爲這類消息更能吸引點擊。在這種情況下，真理可能根本都不會被人看到，何談勝出？包括我寫百度這個事情，因爲百度是中國人瞭解信息的一個重要入口，甚至大家寫論文也都是從百度搜資料的，但是如果百度搜出來的信息很差的話，就會導致大家整體的認知都會下降一個層級。

在觀點的自由市場失靈的情況下，要怎麼去更好地要求這些平臺發揮主動的角色，提供更好的機制讓真理勝出，這是我現在非常關注的話題。這個事情更多要有公共的力量來做這件事情，比如是否能有一種來自公衆的對平臺監督的壓力。比如我之前寫百度，引發很大的公衆反響，這就是一種聚集公衆壓力的方式。

所以接下來，在新聞實驗室，我也會對這些影響信息質量的平臺做更多的監督和評價，也希望所有的人都能關注到這個問題，希望你關注到手機上的各種APP，它們可能都會在相當程度上影響我們。這不光是平臺自己商業的問題，更是廣泛的社會問題。

在歐美，科技巨頭處於公衆、媒體和議員持續不斷的監督之中

‍‍回到我最開始說的，我爲什麼關注這些問題，因爲我覺得世界變好的一個方式就是讓大家更加well informed。我在生產內容，在做媒介素養的普及，這兩件事情都很重要但可能都還不夠，還有需要倡導更好的互聯網平臺來承載優質信息的傳播。我也很希望能有更多的公衆參與到這種監督當中來，一起發聲，一起爲自己爭取一個更好的互聯網、更優質的信息環境。

本文來自 微信公衆號：新聞實驗室（newslab） ，作者：方可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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