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北京大学

编者按

人文学部自2016年3月10日起开始规划建设“北京大学人文学科文库”。

截至2019年初，文库共立项18套丛书，现已有253部专著立项。截至2019年3月已有23部著作正式出版。

今天官微君特为您奉上已出版著作中的五部，请读者先睹为快。

为了弘扬北京大学人文学科的学术传统，推进学术创新，促进研究向纵深发展，鼓励跨学科研究，彰显新时期北大人文学科的整体实力、优秀成果和研究特色，人文学部自2016年3月10日起开始规划建设“北京大学人文学科文库”。

文库的成果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获得“方李邦琴北京大学人文学科文库出版基金”的支持。

文库建设的参加者基本上都是北大人文学科的精兵强将，在各自的研究领域有深厚积累，研究水平总体处于国内领先和国际一流。

截至2019年初

文库共立项18套丛书

“北大中国文学研究丛书”

“北大中国语言学研究丛书”

“北大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丛书”

“北大批评理论研究丛书”

“北大中国史研究丛书”

“北大世界史研究丛书”

“北大考古学研究丛书”

“北大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丛书”

“北大中国哲学研究丛书”

“北大外国哲学研究丛书”

“北大东方文学研究丛书”

“北大欧美文学研究丛书”

“北大外国语言学研究丛书”

“北大艺术学研究丛书”

“北大对外汉语研究丛书”

“北大古典学研究丛书”

“北大人文古今融通研究丛书”

“北大人文跨学科研究丛书”

文库立项限于北大人文学科教师撰写的有创新性和研究深度的学术新作（专著，不含编著、论文集、译著和再版书）。现已有253部专著立项，并将逐年增加新的立项。

由近20套研究丛书联手组成“文库”，可以把松散的“指头”握成“拳头”，促进学科间的交叉融合，形成更大的学科影响力，为推动中国和世界的人文文化建设做出重要贡献。

今天，就让我们看一看“文库”中的五部著作，一起感受北大人文学科著书立说的魅力吧！

陈晓明《无法终结的现代性——中国文学的当代境遇》

简 介

本书试图揭示出当代中国文学寻求自身道路的精神状态，集中探讨了陈晓明教授近年来一直关注的主题，即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共通性和差异性、中国文学创造性融会的文学传统经验与现代主义的关系、某些激进探索对汉语小说边界的拓展。

本书关注那些指向开创、拓展和越界的新的文学经验，如何体现了文学的当代性，体现了中国文学的当代境遇。

摘 录

在现代主义的历史观中，“当代”只是现代主义观念性的显现（“英雄化”的意志），当代瞬间化也就是虚无化，它只是在归属于现代的总体化中才有显现意义。

杰姆逊试图建立的“当下本体论”，也就是具有未来面向才使得当下具有本体性的存在，当下无论如何都不能凭借自身获得自主的存在，它之所以被命名为“当下”“当前”以至于“当代”，是因为只有否定自身才能在过去的归属或未来的开辟中获得存在。

作 者 的 话

在21世纪初，中国社会更全面地进入全球化，但是中国文学却是更深入地走向乡土叙事，在乡村的历史记忆和文化传承里、在乡村的大地上，中国文学却有了更为丰厚而充实的收获。

不管我们以何种立场和角度去看待中国当代文学，相当一部分乡土叙事作品代表了当代中国文学最高的成就。

这确实不得不让我们去思考：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有其独特的道路，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可能会相当复杂，中国文学与世界优秀文学的经验。

比如，现代主义的关系，就不会像1980年代那样，只是直接明显的借鉴关系，可能需要在中国乡土文学的原创性意义上来重新梳理。

这里的本质问题还是如何认识和评价当代中国文学，这显然不是什么单纯的思想评价和艺术评价，根本是要清理和把握住这些基础性的问题：

乡土与传统、现代性与当代性、中国的现代主义与世界性、抵御与逃逸、革新与越界等等，这些问题其实全部纽结在一起，它使中国文学处于一种特殊的历史境遇中。

赵家祥《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研究》

简 介

本书的核心是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等各个组成部分构成一个完整统一的整体。

全书除导论外共分五编，导论从六个方面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正文则分别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的整体性、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的整体性、马克思主义物质生产理论的整体性、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理论的整体性、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及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理论的整体性。

只有从整体上理解马克思主义，我们才能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完整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

摘 录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关系就是交往形式与个人的行动或活动的关系”“个人相互交往的条件”。

“起初是自主活动的条件，后来却变成了自主活动的桎梏，这些条件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构成各种交往形式的相互联系的序列，这种交往形式的联系就在于：

已成为桎梏的旧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方式的新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会成为桎梏，然后又为另一种交往形式所代替。

由于这些条件在历史发展的每一阶段都是与同一时期的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所以它们的历史同时也是发展着的由每一个新的一代承受下来的生产力的历史，从而也是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

这说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的不断产生和不断解决，造成了新旧社会形态的不断更替。

作 者 的 话

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三个组成部分构成的一个有内在联系的统一整体。

只有把这三个组成部分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才能完整、准确、深入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

本书就是从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的内在有机联系上论述马克思主义一系列基本原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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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哲生《古代北京与西方文明》

简 介

北京作为元、明、清三朝古都,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举足轻重,其历史地位堪与汉、唐长安媲美。

本书以研究元、明、清(鸦片战争以前)三朝来京的西方传教士和遣使的“北京经验”( The Beijing Experience)为主。

着重探讨西人来京的路线、途径，在京居住、生活、活动和通信手段，在京与朝野士人的交往，对北京建筑风俗、地理、历史的观察和研究，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情报的搜集和窥探，全景式地深度透析西方视野里的北京形象。

摘 录

17世纪作为中西文化交流一个崭新的起点，从利玛窦到汤若望、安文思、南怀仁，再到法国五位“国王的数学家”，传教的接力棒从意大利，传到葡萄牙，再传到法国，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过渡。

它表明，意大利、葡萄牙在早期的传教地位逐渐由法国传教士所取代，18世纪是法国人主导欧洲与中国关系的世纪，在传教、汉学这些领域尤其如此。

随着1688年法国五位“国王的数学家”耶稣会士的来京，一个属于法国耶稣会士的时代悄然而至。

作 者 的 话

写作《古代北京与西方文明》，对我来说既是一次学术转型，又是一次学术长征。

我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转向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在这一领域实际工作了十二、三年时间。

当初萌发研究这项课题的冲动，可谓天时、地利、人和诸种因缘际会，加上北京大学具有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与北京学的学术传统，这项课题实际上是我多重兴趣点的结合与贯通。

彭锋《艺术学通论》

简 介

本书试图对艺术学理论的系统和相关问题做出全面勾勒和初步研究，以建立一个完整的艺术学理论的知识体系。

全书分学科、问题和门类三个部分，共33章：

在学科部分，分章梳理与艺术研究有关的各分支学科的历史和现状；

在问题部分，分章选择与艺术研究有关的基本问题和热点问题，梳理问题的历史并尝试提出自己的解答；

在门类部分，分章分析和介绍有关艺术门类的理论研究，突显不同艺术门类研究所共有的问题。

摘 录

艺术在根本上是文化事务而非科学事务，艺术领域中的概念和共识与科学领域中概念和标准的确立方式和传播方式都不相同：

前者靠约定来确立，后者靠发现来确立；

前者在文化间传播需要解释，后者的在文化间传播无需解释。艺术领域没有标准，批评才有用武之地。

任何有明确标准的地方，都没有批评存在的余地。

正因为如此，科学批评无法参与构成科学真理，艺术批评却可以参与构成艺术价值。

作 者 的 话

随着艺术学独立为门类，艺术学理论成为一级学科，但是关于它的学科边界和身份的争议一直没有停止。我没有介入争议之中，而是用具体研究去勾勒艺术学理论的学科领地。

我将我心目中的艺术学理论称之为融合与集合的艺术学理论。融合体现为中西之间、古今之间、艺术门类之间等等的融合。在不能融合的地方，就采取集合的方式。

这种处理方式既有逻辑上的考虑，也有对习惯的迁就。对习惯的尊重，对文化的记忆，是人文学科的重要部分。

一般读者对于艺术学理论学科估计毫无兴趣，但如果对艺术有兴趣，尤其是对与艺术有关的具体问题有兴趣，可以随意从中挑选章节阅读。

只有对艺术学理论学科有兴趣的读者，在按照本书的章节安排从头至尾阅读一遍之后，才会明白这种处理方式的良苦用心，进而就有可能触及艺术学理论学科的边界。

边界从来就不是争论出来的，只有在其中耕耘的人才明白边界在哪。

金勇《形似神异 <三国演义>在泰国的古今传播》

简 介

中国的古典文学名著《三国演义》在泰国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昭帕耶帕康（洪）版经典译本已被泰国人视为本民族文学。

本书将从传播角度出发，从历时和共时的双重维度系统展示《三国演义》在泰国长达数百年的传播进程，并分析这套传播机制及其背后的深层动因，以及《三国演义》对泰国的文学、社会和文化的深刻影响及其本土化特征，并总结传播的总体模式。

摘 录

《三国演义》在泰国的传播是中泰文化和文学交流史上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也是跨文化文学传播的一个经典个案。

中泰两国在文化传统上的差异显而易见，正是这种文化上的异质性，使得《三国演义》在泰国落地生根并且保持长盛不衰显得尤为难得。

在泰国的文化语境下，《三国演义》能够获得泰国社会的广泛认可已殊为不易，更不用说它还被提升到国家文学的高度，这显然绝非一句它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就足以解释的，这背后有一个特殊的传播动力和一套复杂的传播机制。

本书写作的初衷，正是试图厘清这套传播机制及其背后的深层动因，探讨《三国演义》在泰国传播的模式。

作 者 的 话

本书不仅希望展现一个跨文化文学传播的个案，更希望提供一种观念和视角上的转变：

将文学传播嵌入到接受方社会和历史发展进程之中；从传播的效果入手，条分缕析，旁引曲证；

从关系的角度具体分析传播的动态进程，将各传播影响因素纳入关系结构之中；

认识到在传播过程中“集体”与“个人”作用并重，传播不仅是微观层面上某几个作者或传播个人的个体行为，也是宏观上更大范围内的集体行为。

这样做固然会牵扯出许多头绪，大大增加了传播问题的复杂程度，但同时也会让这个问题摆脱平面化、概念化的束缚，变得鲜活立体，充满张力和弹性。

相应地，这也对研究者提出更高的要求，不仅要熟悉原文和译文文本，也要熟知传播方和接受方的文化差异，对于接受方的社会文化和历史发展进程也要有相当的了解，这样才能敏锐洞察决定传播效果、左右传播走向的真正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