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30歲棄政從商，40歲賣掉公司退休做公益，免費爲支教老師打造安身之所

　　他努力說服大衆接受一個新的東西，將“榮耀之箱”的模式和理念複製推廣，最終，將顧佳斌這個名字與公益綁定。

　　顧佳斌

　　大城小愛慈尚會創始人

　　撰文：楊莉楠

　　來源：《中國慈善家》2018年8月刊，原文標題《顧佳斌：80%先生》

　　從上海飛來北京接受《中國慈善家》採訪之前，顧佳斌中途轉機到西安，在機場點了一份在當地聲名大噪的“桶子雞”外賣。心滿意足之後，再次登機。

　　他有着一張偶像明星的臉，外表溫文，衣着時尚。T恤下襬繫着一個結，配上白鞋白襪，是上海男人特有的精緻感。拍照之前他從酒店房間拿出一盒吸油紙，細細整理了面容，面對鏡頭表現欲十足。幾個月前，在上海電視臺錄製一個公益真人秀時，導演一度覺得他不像做公益的素人而差點將他換掉。

　　40歲時把公司賣掉退休，將所有時間都用來照顧家庭，享受美食，打高爾夫，做公益，是顧佳斌想要享受的人生的全部。在往昔辛苦打拼的歲月裏，他也沒有放棄過，“一路走一路還是要看風景的”。

　　爲了宣傳公益，在進行自我包裝時，他將自己定位爲80%先生——什麼都不會做到極致，但是什麼都能達到80%，“綜合起來就是完美的人設”。

　　這需要付出一定的代價，他不在意。他對社會潮流以及自己的優缺點有清醒認知，對人性亦有深徹洞察，這得益於他天性養成的思維模式和從政從商多年的歷練。他不會爲難自己，這讓他兩次在臨近人生高點時改變人生方向，做公益時也選擇了一個令自己舒服的角度和方式。

　　但這並不意味着顧佳斌只能遊走於邊緣。他不掩飾自己的野心——在公益領域，以一個具有審美意味的創意公益項目提供者的身份成名，甚至成爲一個公益領袖。奔走于山野鄉間和時尚場合兩極，他努力說服大衆接受一個新的東西，將“榮耀之箱”的模式和理念複製推廣，最終，將顧佳斌這個名字與公益綁定。

　　這條路走通了，他將名利雙收，成爲一個“正確先生”；走不通，他也想得開，至少項目的影響力還在。

　　在他的人生裏，他已隨時準備好接受那20%的不完美。

　　賓利大昌行聯合大城小愛慈尚會在廣州嘉洲小學舉辦“與愛童行”愛心助力活動，顧佳斌與當地外來務工人員的子女一起參加道路安全體驗遊戲。

　　不惑

　　做出退休的決定似乎來得毫無預兆。

　　40歲時，顧佳斌讀了一本名爲《規劃40歲退休》的書，心中震動，“覺得40歲退休這件事很酷”。2013年，將近41歲之時，他把公司賣掉，正式退休。

　　也有過糾結。公司在一片紅火的房地產市場已經耕耘了10年，資源極佳。最終，“賣了可以吹一輩子牛”的想法佔了上風。

　　漫長的盡職調查結束後，買方不解：佔着好地段好項目，爲什麼要賣？

　　“拿錢換時間。”顧佳斌說。

　　在80歲時用錢換幾年苟延殘喘和現在用錢換10年風華正茂之間，他選擇了後者。他想要在最合適的年華享受天倫之樂，在父親與兒子的角色之間無縫轉換。

　　“我自己再做兩三年可能多賺兩個億，但是（賣掉公司）之後我想去看孩子的時候就去看了，不會被什麼會議、工作拖累。”

　　他想要逃離這樣的生活已久。在房地產業10年，見過太多的勾心鬥角，顧佳斌認爲中國的房地產業不過是一場資金遊戲，“哪怕搭建成火柴盒一樣的項目，都賣得出去。只講地段，用不到很多創意的，只要去研究跟銀行跟拿地部門搞好關係就可以了。”

　　這是他第二次調整人生方向。

　　1995年，顧佳斌畢業於同濟大學建築規劃專業，進入上海市住房和城鄉建設管理委員會工作。一度，他對城市規劃的設想是，“具有感性和創造性”，對自己的規劃是，做到主管這一塊的“副市長級別”。

　　即將提拔爲住宅發展局副局長時，一位官居區長的朋友告訴他，“其實官當得越大，越會覺得自己的能力低。”對方的意思是，需要考慮的東西太多，束手束腳，包括情懷在內的很多東西難以發揮。

　　上世紀90年代的上海，流行在住宅小區周圍建商鋪。這一做法背離了顧佳斌心目中的城市規劃原則，灰撲撲的捲簾門將小區內的綠化完全遮擋，“影響了上海的城市風貌”。作爲堅決的“改革派”，他堅持小區要“透空透綠”，但這一方案屢遭反對。甚至在方案流產之後，他幾次三番被人“報復”。

　　“用什麼樣的一種形式報復？就是有機會就在酒局上灌你酒，把你灌得拼命吐。”

　　沉浮7年，顧佳斌體會到在體制內推行改革的艱難，於是選擇“下海”。“我是管理房地產的，沒有能力使所有的項目都變得好看，那就自己出去做，確保自己做的是好看的吧。”

　　在房地產業10年，幻想亦漸漸破滅。這一行業給他的空間並不大，用時間“慢慢地去精雕細琢一個個小小的項目”的夢想無法實現。

　　但是他也感謝這10年。他獲得了財富，它們令他自由，讓他在40歲評估自己的人生時有足夠的膽氣說，“只有工作是最不重要的”，而生活纔是不能放棄的。

　　顧佳斌認爲，幫助一個施者，即可以幫助很多個受者。“榮耀之箱”幫助支教老師，旨在幫到很多學生。

　　反向而行

　　慈善與公衆人物，包括政要、商界名流、明星一直有着緊密的關聯，當顧佳斌最早以“被慈善”的方式進入這一領域時，他曾經對此不解。尤其令他印象深刻的是戴安娜王妃，“當時就想不通她一個王妃爲什麼老去非洲跟艾滋病兒童在一起。”

　　正式進入公益領域，是一個從被動到主動的改變。

　　爲自己衣食無憂的孩子規劃人生時，顧佳斌意識到，做公益最開心而且無壓力，於是乾脆決定先替孩子嚐個鮮。“所以我退休並不是爲了做公益，而是我發現，除了享受生活，還可以享受幫助別人這件事，而且這本是爲孩子設計好的（路），既然我有這個能力去體驗一下，何樂而不爲？”

　　2013年，賣掉公司之後，顧佳斌創立“慈尚會”，3年後將之更名爲“大城小愛慈尚會”。他認可類似時尚芭莎慈善夜的做法，認爲慈善應該跟時尚相結合，“把有意義的事情做得有意思，要有藝人、明星參與。”

　　與衆多關注受者的機構不同，“大城小愛”幫助的是施者，以幫助其“圓行善的夢想”爲宗旨。顧佳斌認爲，幫助一個施者，即可以幫助很多個受者。同時，他不想被公益“綁架”。“像江一燕那樣每年都到鄉村去，我喫不了那個苦，所以就想爲那些喫苦的人做些什麼。”

　　這一理念最早在他擔任副會長的同濟大學高爾夫球會獲得推行。

　　顧佳斌嗜好打高爾夫，他的一些明星朋友，比如孫楠，即是在高爾夫球場上結識的。去年孫楠發起重塑未來基金，顧佳斌捐贈了100萬元。

　　同濟大學高爾夫球會有二十多支球隊，曾經，顧佳斌打算在高爾夫球會舉辦慈善晚宴，向“大城小愛”進行捐贈，但一番思考後最終放棄。“你（大城小愛）所運作的項目並不是二十幾個球隊裏面1000個人都認可的。”另外，從商多年令他對人性有清醒認知，“把很多錢集中到一個人身上，人家可能會嘀咕，你會處於一個很不利的地位。”

　　反其道而行，他決定讓每支球隊各選擇一個公益項目運作，他扮演“裁判”的角色，按照項目品質的不同分別配資。“到時候就評選嘛，比如我拿出幾百萬的預算，名次靠前的配得多，名次靠後的配得少。他們都非常願意做這件事情，覺得太好了。”

　　在這一過程中，“大城小愛”的定位漸漸成型——不做募捐與拍賣，爲有捐助意願和能力的人尋找、對接有創意的公益項目,“做公益也要考慮審美。”顧佳斌將“大城小愛”的平臺比作“公益項目超市”，“超市裏面東西多了，肯定激發你的購買慾嘛。”他視其爲“公益界的一場供給側改革”。

　　2016年，顧佳斌到廣西柳州融水縣，評估當地一個苗寨的民宿項目是否符合“大城小愛”的資助標準。該民宿項目的預算在20萬元左右，其設計初衷是既有營收，又可供在苗寨做公益的人士居住。

　　和苗寨村民聊天時，對方提到，融水縣原來有不少支教老師，但因爲住宿環境太差，“兩個禮拜不能洗澡”，老師們都“逃走”了。

　　事實上，當地的對口援建機構——香港大學建築系曾爲融水縣捐建了公共廁所，但在當地人的理念中，管理公共廁所不如繼續使用旱廁方便，於是公共廁所被閒置，甚至裏邊比外邊還髒。

　　顧佳斌聽完，脫口而出：“那就不對了，你要給支教老師用好的，就得給他們獨用的衛生設施。”

　　“榮耀之箱”是爲支教老師設計的配備獨立衛生間和基礎廚房設施的“單身公寓”，其設計嚴格遵循“標準化”的原則。不少設計師免費爲“榮耀之箱”設計了不同版本的裝修方案，經過公開評選，居住面積15平方米的“榮耀之箱”現在主推的方案是上下鋪。其所需的家裝用品，全部來自於各企業的捐贈。

　　瞬間，爲支教老師裝修配備有獨立衛生間和基礎廚房設施的單身公寓的設想，在顧佳斌腦中浮現。但一個房地產商的直覺提醒他，要將這個想法以工程的方式實現，施工隊伍浩浩蕩蕩翻山越嶺，成本與品質將會難以控制。思考了一整天，集裝箱住宅的方案點亮了他的思路。

　　“其實我很早就知道集裝箱住宅了，覺得那是一個蠻酷的東西，最大的優點就是質量和成本控制。你不能說這個項目因爲下雨天材料運不進去，又要誤工費，別人捐了這個點還要比人家貴5000塊錢。但現在反過來，我是給工廠一個任務，你給我一個標準的產品，這對推廣和品質都是有利的。”“榮耀之箱”項目自此生成。

　　將項目產品化，是顧佳斌多年做房地產開發和工程隊鬥法得出的經驗。如今，單個“榮耀之箱”按照市價評估的成本是12萬元，其中包括單筆支出最大的運費，和落地之後挖化糞池及接上下水的費用。

　　“榮耀之箱”內部環境

　　集裝箱內的設計也嚴格遵循“標準化”的原則。不少設計師免費爲“榮耀之箱”設計了不同版本的裝修方案，經過公開評選，居住面積15平方米的“榮耀之箱”現在主推的方案是上下鋪，“主要考慮支教老師的家人朋友如果去探望，可以有相同的居住環境。”

　　“榮耀之箱”所需的家裝用品，則全部來自於各企業的捐贈。以潔具爲例，十多年前流行過的紅色或藍色馬桶不但通過這一方式清理了庫存，而且經過設計師的搭配，重新煥發生機。

　　雖然接受捐贈，但爲了保證管理品質，除了箱體本身可以接受二次利用，“榮耀之箱”其餘所有的捐贈物品均要求全新。顧佳斌希望“榮耀之箱”可以變成一個平臺，發動企業利用自己的閒置資源做公益，“這比讓他們實現銷售，收回資金，更能調動主動性和積極性。”

　　兩年多時間裏，“榮耀之箱”在全國落地了20多個。

　　慢，漫

　　兩年多時間裏，“榮耀之箱”在全國落地了20多個。在這些箱子承載的理念被大多數人接受之前，顧佳斌並不急於投放更多箱子。

　　“這些畢竟是鐵盒子，活動的房子，如果運到一個有颱風的地方被吹翻了，住在裏面的人有生命危險或者受傷，大家可能會把所有的責任歸結到這些箱子，而不是當地氣候或者別的因素上，那這個項目就胎死腹中了。”

　　管理上的問題也讓顧佳斌在推廣階段不得不謹慎。比如，是否存在被佔用的情況。“多了你也不好去管呀，50個、100個了，只有10個是支教老師在用，你怎麼辦？”

　　顧佳斌自認想得多，但是爲了確保事情往正確的路線上推進，他需要做得慢一些。“布點落地越慢，出問題的可能性越小。”

　　事實上，他的理念也決定了“榮耀之箱”的落地不會快。

　　“榮耀之箱”的具體運作包括兩種方式，一種是由企業認領榮耀之箱裏面的某一類東西，一種就是地域情懷。“比如一個山西煤老闆，如果他捐得多，我希望他在當地成立一個專項基金，不要把捐款弄到上海來，（而是）把一個地方給全包了。實際上（捐款）還是他用，可能對發動他身邊的人還會更好一些，（不然）別人會問他怎麼把錢捐到上海去對吧？”

　　這兩種方式均足夠務實，但是顯然，不能給一些相關方帶來利益。比如，捐贈數字不是很好看。另外，因爲項目落地於不同地方，打得很散，“不利於地方在精準扶貧中作爲爆點拿來進行宣傳”。

　　同時，要改變公衆的慣性思維也殊爲不易。“做支教就是應該喫苦”，顧佳斌在高校演講時，有老師曾這樣向他表達對支教學生的期待。顧佳斌覺得這種觀念不對。“從支教老師的角度——我是來改變你們的，我不能跟着你們露天上廁所、不洗澡呀。”他說，“你越是把這個弄得神聖，就越是有人把它當成一個鍍金的方式，我們可以選擇的師資力量就越狹隘。”

　　顧佳斌覺得，每個地方都有先富起來的人，他希望這個項目今後能像免費午餐一樣，有更多人認領。另外，也能夠得到國家層面的認可，“變成今後希望小學的一個標配，那樣纔可以讓所有的地方都被覆蓋到。”

　　爲了推行自己的理念，顧佳斌現在的精力主要放在宣傳上，包括差旅和宣傳的費用都由他自掏腰包，“所以我已經不需要說顧佳斌自己捐了多少個箱子，用了多少錢在哪裏。”

　　宣傳初見成效。上海凡之專項基金爲貴州省遵義市認領了一批“榮耀之箱”。在合作方式上，顧佳斌堅持平臺底線，將商業上的“加盟”理念嫁接到公益行爲之中。“我不要錢，只輸出‘榮耀之箱’的標準和創意。如果每年又要去運作幾千萬元的話，我又得像開個公司一樣。這不是我想要的。”

　　今年4月，參加“我們在行動”公益真人秀拍攝時，顧佳斌向潘石屹介紹了“榮耀之箱”。後者當即表示，這個項目挺好，要採購一批，捐到家鄉甘肅天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