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憲兵逮捕了300多名盟軍在滬僑民，也被關入海防路。該收容所先後關押了英、美、丹麥、比利時、希臘等國的360名外僑，年齡最小者21歲，最大者74歲，日軍甚至危言聳聽地稱他們爲“危險的戰犯”

徐家俊

監獄史學者

二戰期間，日本軍隊從1938年建立第一個集中營起，到1945年抗戰結束，在上海共建立了23座集中營，在押人員包括美國人、英國人、中國人在內的10多個國家的戰俘和平民。按其關押對象來說，大體上可分爲：上海僑民集中營、教會人員集中營、上海盟軍戰俘營和中國戰俘集中營。這些集中營的舊址，至今還是上海標誌性的機構，如提籃橋監獄、華東師範大學、上海中學、上海社科院大樓等。

其中，海防路俘虜收容所舊址位於靜安區海防路372號。該地最初是中國富人建造，大院裏有兩處大型建築。因當時政局不穩，房屋的住戶於1941年11月離開上海到外地安身，此後美國海軍陸戰隊駐紮於此，一度成爲美國海軍陸戰隊第四軍團第二營的軍營。

太平洋戰爭後，日本人獨佔租界，這裏成了日本人的集中營。1942年11月5日清晨，日本憲兵逮捕了300多名盟軍在滬僑民，也被關入海防路。該收容所先後關押了英、美、丹麥、比利時、希臘等國的360名外僑，年齡最小者21歲，最大者74歲，日軍甚至危言聳聽地稱他們爲“危險的戰犯”。

海防路俘虜收容所所長大寺敏，當時大約50多歲，留着長長的白色八字鬍鬚，戰俘們稱其爲“八字鬍漢克”，海防路俘虜收容所總務主任是30多歲的本田同。俘虜收容所的管理人員對被囚人員無情地剋扣伙食，壓低他們的伙食標準，使囚禁者長期處於飢餓或半飢餓狀態。

據知情者披露，收容所中在押的300人的食品數量一度僅相當於普通居民30人的數量。冬季關押人員的囚室毫無禦寒設備。患病俘虜名義上住在醫院，但對肺病患者不予隔離，致使病菌擴散蔓延。該處鄰近儲藏軍火的軍火庫，當飛機空襲時，海防路俘虜收容所的管理人員不顧俘虜的安全，仍然命令他們各就各位，不準散開避險，聽任命運的擺佈。 國際紅十字會送給海防路俘虜的包裹、糧食常被管理人員沒收或私吞。日軍管理人員對俘虜更是常常毆打、虐待。寄來的信件，也常被日軍管理人員私自禁燬及丟棄。不能容忍的是，收容所對被關押者隨意打罵虐待，同時還強迫他們強言歡笑向日軍管理人員頻繁敬禮。

英國人蘇達立，1921年到達杭州，1928年10月任杭州廣濟醫院(今浙醫二院前身)院長。1937年至1942年間，他帶領着許多醫務工作者爲杭州百姓提供避難所，積極救治從淞滬戰場上撤退下來的傷兵，救護逃難至杭州的難民，人們稱他爲“杭州的拉貝”。

1942年11月11日，蘇達立被日軍逮捕，次日被押送到上海海防路俘虜營監禁。據蘇達立記載：“營犯中時常有人隨時被憲兵提到總部詰問或被特別拘禁，時間從24小時到3個月不等。各國男女混雜，擁擠污穢，受盡凌辱和飢餓。”

隨着抗戰勝利天平越來越傾向中國，日軍瘋狂反撲，一方面抓緊構築防禦工事，另一方面將在上海日軍集中營的外僑轉移。

轉移之前，英國人蘇達立醫生、美國籍主教華德、荷蘭人斯畢爾門等人年齡都已超過60歲，還有一些患病者。蘇達立代表他們給收容所的主任寫了一封書面材料，該材料的主要內容是：按照有關規定，凡是患病的病人及超過60歲的老年人可以不必送往外地，應該留在上海。 但是書面材料送交後，沒有了下文。1945年7月，海防路俘虜收容所將被關押的全體僑民運往北京郊區的豐臺，仍由大寺敏等負責管理。患病及年老的俘虜也不能留在上海。

運送途中火車擁擠，空氣渾濁，被俘人員沒有座位，更沒有睡覺的鋪位，連續站立達96個小時以上。火車開車36個小時，即一天半以後，負責押送的人員纔給被押送者每人一磅麪包或餅乾、兩杯清水。當時天氣炎熱，加上車輛老舊，設施較差，車廂悶熱異常，這些人一路辛苦、一路顛簸來到豐臺車站，但是該處離目的地還有一段路程，他們還需自己拿着行李負重步行。

不少人因途中勞累而得病，豐臺收容所的環境及食物比上海海防路俘虜收容所更差，100多人擠在倉庫裏，空氣窒息，光線昏暗，設備簡陋，加上北方氣候比較乾燥，用水不便，食用雜糧，許多人無法適應。

另一部分外籍人員則被日軍強行移送到豐臺一個“在日軍嚴密軍事管制防衛，甚至連日軍士兵都不允許閱讀任何報紙”的集中營，直到日軍投降。

抗戰勝利後，聯合國僑民向各國領事館報告。海防路俘虜收容所所長大寺敏在上海被戰犯管理所扣留。本田同儘管匆匆逃往北方躲避，但是仍被美軍在天津捕獲，解送上海軍事法庭。他們兩人因虐待戰俘罪，經上海軍事法庭的偵訊後提起公訴。1946年11月18日，上海軍事法庭對海防路戰俘收容所所長大寺敏、上海海防路俘虜收容所總務主任本田同虐待戰俘罪進行審訊。

在一次庭審時，一位牧師到庭作證稱，對於蘇達立醫生所提請留滬的患重病者和老人，這是收容所內多數僑民的意思，本田同應負責。本田同則推卸責任，他說是執行日軍第13軍司令部的命令。出發前日本軍醫官曾對外遷人員做過身體檢查，認爲他們無礙外出，所以該事情屬於醫官的範圍。大寺敏、本田同均否認少給俘虜食糧。對於其他被控的罪行，他們也大多含糊其辭。

但是，十多位被俘外僑的報告和罪行調查表，以及證人證詞，使得本田同、大寺敏儘管百般詭辯與推脫，也逃避不了法律罪責。

1947年5月17日、6月10日、6月28日、7月5日，上海軍事法庭又多次開庭審訊大寺敏及本田同。庭審期間，當年曾在該收容所中備受虐待8位英美人士也出席作證，揭露海防路俘虜收容所管理中的黑幕。

1947年7月26日，上海軍事法庭進行宣判，其中“大寺敏於作戰期間，違反戰爭規例，對拘捕之盟國人民加以虐待，處有期徒刑7年”。本田同“違反戰爭規例，對拘捕之盟國人民加以虐待，處有期徒刑10年”。

後來，上海軍事法庭對大寺敏改判有期徒刑3年半，本田同改判有期徒刑4年。

責任編輯：馬蓉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