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黃益平解讀宏觀經濟:中國沒必要過度悲觀

第十四屆中國地產金融年會系列專題 之四

新地產 新時代,橫盤 長效 探尋新增長極——第十四屆中國地產金融年會上週在北京成功舉辦。

在中國經濟、中國房地產都走到十字路口的關鍵年份,各界正在共同面對一場長期的市場盤整,長效發展機制亟待破局。本屆年會遍邀各界領袖,共同探索新的增長極。思維碰撞,觀點迸發,思想盛宴精彩上演。

“當前中國經濟正處在一個從經濟奇蹟向常規發展的階段當中,在這個轉變過程當中,有四個變化值得關注:增長速度會下降,收入分配會有所改善,經濟結構會更加平衡,產業升級會不斷地加速。10月19日,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教授黃益平在以“橫盤、長效、探尋新增長極”在主題的第十四屆中國地產金融年會上如此表示。

黃益平首先談到,過去40年可以把它分成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就是前面30年,第二個階段就是後面10年,中間以2008年爲界。在2008年前後,我們看到了宏觀經濟和金融表現幾乎是180度的大反轉。前面是增長速度很快、結構失衡很嚴重、金融體系相對比較穩定,但是2008年以後看到的是增長速度不斷地往下走,經濟結構似乎出現了再平衡,金融風險問題成爲最大的擔憂。

談到出現反轉的原因,黃益平認爲,一是過去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的路上,我們的政策、市場化的策略其實是不對稱的。即產品市場基本上放開,由供求關係決定價格。但是要素市場的勞動、土地、能源、資本,政府幹預還都很多。

具體的體現有兩個方面,第一體現在把成本的人爲壓低,第二個體現在資源配置當中比較偏好大型企業和國有企業。它的實質其實就是我們老百姓在不斷地補貼企業、補貼投資者、補貼生產者。

出現這種政策干預實際上跟雙軌制改革有關係,即一方面繼續支持國有企業的運行,保持經濟政治的穩定;另一方面力求爲民企的發展創造更好的條件。但是在雙軌制的政策下,國企效率比較低,要繼續支持它運行,只能通過外部的政策。財政沒有錢,政府採取的方法就是干預要素市場。

在金融上的干預主要體現兩個方面,第一是銀行的貸款利率非常低,第二是銀行信貸配置的時候比較偏好國有企業和大型企業。直接導致的結果就是我們經濟增長速度越來越強勁,但是經濟結構失衡的問題變得越來越突出。

黃益平同時表示,2008年以後我們看到的一系列變化,一方面是要素市場開始走向市場化,另外一方面是勞動力市場的狀況開始發生改變——原來是嚴重過剩,到後來變成了短缺,直接導致增長速度不斷地往下走,同時經濟結構變得更加平衡。

黃益平認爲,之所以在2008年後逐漸發生這樣的變化,一是因爲我們過去對要素市場嚴重扭曲的狀況有所緩解,導致經濟和金融表現發生改變。第二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人均GDP的快速增長,2007年我國人均GDP是2600美金,到去年已經漲了8800美金,從過去的中低收入國家,發展到現在中高收入國家。

黃益平表示,政府過去一直在做三大攻堅戰,其中兩大攻堅戰,一是環保,一是防範系統性風險,如果再加上已經開始的去產能,這三方面的政策一下子全部實施,雖然是好政策,但是它可能不可避免地導致短期的經濟疲軟。

黃益平最後談到,要重視民營企業在經濟發展當中的作用。我們現在確實面對很多政策型的挑戰,其中最大的經濟挑戰,就是有沒有創新能力。爲什麼有的經濟可以變成高收入經濟,有的經濟變不了?決定性的因素就是有沒有創新能力。如何看待民營企業,民營企業如何看待市場機制至關重要。

回過頭來看過去十年中國經濟的表現,從大勢來看,民營企業在中國經濟當中變得越來越重要,這樣的一個方向沒有改變。民營企業利潤率更高、生產效率更高,他們在就業、產出,在總利潤當中的佔比持續在上升。當然在一些年度之間有一些波動,但這個方向沒有改變。黃益平表示,我們現在確實碰到很多困難,有很多關鍵的政策因素我們需要作決策。但是往前看一段時間,我們沒有必要過度悲觀,中國經濟還是會穩步地向前走。

以下爲黃益平發言實錄:

黃益平:我分析一點關於宏觀經濟的看法。總結一下我今天要講的內容,大概是兩句話,第一句話確實現在大家非常悲觀,但我覺得可能有一點過度的悲觀。第二句話,我們的經濟進入了新發展階段,我們現在面對的挑戰和我們過去40年面對的挑戰可能有很大的變化,這個對每個行業可能都是這樣的。

今年大家都知道,我們在慶祝改革開放40週年,經濟學界也在開各種會回顧我們過去40年的改革開放的政策,展望未來應該做一些什麼樣的事情。我個人看我們過去40年,我覺得可以把它分成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就是前面30年,第二個階段就是後面10年,中間以2008年爲界,前面30年和後面10年有什麼樣的變化?我覺得我們幾乎在2008年前後看到了宏觀經濟和金融表現的一個大反轉,幾乎是180度的大反轉。

第一,我們可以看一下增長速度。在2008年以前,中國的GDP增長平均達到10%左右,2008年以後,我們的增長速度一直在往下走,今天上午公佈的第三季度GDP的數據6.5%,跟第一季度的6.8%和第二季度的6.7相比,似乎還在往下走。6.5在全球來看不是一個非常低的數字,但我覺得可能我們有所焦慮和擔心的問題是這個往下走還要持續多久,到底底在什麼地方。

如果大家關注宏觀經濟分析的話,我相信大家有一個印象,我自己的印象是我們過去每過兩個季度就會有人出來說經濟很快會觸底回升,過兩個季度就說觸底回升。有的時候看上去似乎是觸底了,但後來發現觸底之後又在下行,也就是說下行趨勢似乎沒有改變。這個是令人擔憂的。

第二個比較大的反轉是關於經濟結構。在2008年以前我們一直很擔心的一個事情就是經濟結構失衡的問題,所謂經濟結構失衡就是投資佔比太高,出口佔比太高,消費佔比不斷地下降,這是我們說的三駕馬車,主要就是兩駕馬車在推動,這是我們過去一直擔心的問題。

出口佔比太高,尤其是反映到我們貿易順差或者是經常項目順差佔GDP的比例很高,也就是說我們自己生產的產品我們自己不用,都賣到國際市場上去。這個在國外很多政客感覺是有問題的,原來大家覺得這樣的數字可能反映中國的人民幣被低估了,過去一直說中國的人民幣被低估,要強迫中國的人民幣升值。2008年以後這個問題已經過去的,去年我們的經常項目順差只有到GDP的1.4%,今年基本上是持平,0左右。意味着我們原來一直很擔心的經濟結構失衡的問題一下子已經不在了,消費已經成爲推動中國經濟增長很重要的力量。這是第二個,從嚴重失衡到不斷地走向再平衡。

第三個很重要的變化是2008年以前我們的金融體系大致保持比較穩定,但2008年以後,最近大家都知道,防止系統性金融危機已經成爲我們經濟政策很重要的任務。所以,以2008年爲界,我們看到前面是增長速度很快、結構失衡很嚴重、金融體系相對比較穩定,但是2008年以後看到的是增長速度不斷地往下走,我們的經濟結構似乎出現了再平衡,但是金融風險問題成爲我們最大的擔憂。

我們當然要問的就是到底發生了什麼?我覺得有幾個方面可能值得我們關注,爲什麼會在這十年之間發生這麼大的變化。第一個,我覺得比較大的變化是我們過去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的路上,我們的政策、市場化的策略其實是不對稱的。不對稱什麼意思?就是我們的產品市場基本上放開來,由市場上的供求關係來決定價格。但是我們的要素市場,我們的勞動、土地、能源、資本,市場上的政府幹預還都很多。

具體的體現有兩個方面,第一個方面的體現就是把成本人爲的壓低,第二個體現是在資源配置當中比較偏好大型企業和國有企業。簡單說這樣一個政策的實質是什麼?它的實質其實就是我們老百姓在不斷地補貼企業、補貼投資者、補貼生產者,這就是我們過去這樣一個政策。當然如果要更深一步推,爲什麼會有這樣一個政策?我覺得是跟我們經常說的雙軌制的改革有關係。

什麼是雙軌制改革?就是一方面繼續支持國有企業的運行,保持經濟政治的穩定。另外一方面,爲民企非國企的發展創造更好的條件,這是我們過去的雙軌制。但是在這樣一個雙軌制的政策下面,國企效率比較低,但要繼續支持它運行,只能通過外部的政策。財政沒有錢,政府採取的方法就是干預要素市場。

在金融部門我們可以簡單把它看成兩個方面,第一個方面是銀行的貸款利率非常低,第二個方面,銀行信貸配置的時候比較偏好國有企業和大型企業。所以這樣一種信貸和金融資源的配置,在一定意義上來說是相當於一種實質性的補貼。這個結果就是居民補貼投資者和出口商,直接導致的結果就是我們經濟增長速度越來越強勁,但是經濟結構失衡的問題變得越來越突出。

2008年以後我們看到的一系列變化,一方面是要素市場開始走向市場化,另外一方面是我們勞動力市場的狀況開始發生改變,原來是嚴重過剩,到後來變成了短缺。所以,勞動工資上升,融資成本上升,大家都看到了,這個變化直接導致的結果就是我們原來推動經濟增長速度很快,但是結構失衡這樣一個政策機制發生了改變。現在我們看到的是增長速度不斷地往下走,同時我們的經濟結構已經變得更加平衡。

我們曾經提出中國經濟當前正處在一個從經濟奇蹟向常規發展這樣的一個階段當中,在這個轉變過程當中,起碼有四個方面的變化值得我們關注。增長速度會下降,收入分配會有所改善,經濟結構會變得更加平衡,產業升級會不斷地加速。我覺得現在我們回過頭來看過去這幾年這四個方面的變化,似乎都在發生當中,所以這是第一個,爲什麼在2008年前後發生了這樣的變化,其中的一個原因就是我們過去對要素市場嚴重扭曲的狀況有所緩解,導致了我們經濟和金融表現發生改變。

第二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們人均GDP從2007年的2600美金到去年已經到了8800美金。當然從數字上聽起來也聽不出什麼,從三千不到到九千不到,本質的差異就是過去是中低收入國家,現在一箇中高收入國家。中低收入國家的優勢就是低成本,在低成本的基礎上,可以粗放型地擴張製造業,支持經濟增長。

簡單的說,一個農民從農村移到城裏頭,他的經濟效率就會提高,經濟就會發展。到了今天接近九千美元的時候,我們已經進入中高階段,成本還在不斷地上升,我們需要做的就是要面對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

簡單說就是過去支持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兩駕馬車,一駕是支持投資的,主要是在東北、西北的的資源型的重工業。另外一駕是出口,是在東南沿海的勞動密集型的製造業。這兩個行業現在都失去了競爭力,那麼中國經濟的下一輪增長需要我們培養和發展一大批新的有競爭力更高技術更高附加值的製造業或者服務業。這個轉型正在發展當中,所以我們今天看到中國經濟增長速度不斷地下降,到現在還沒有見底,我覺得核心的考驗,什麼時候能觸底,真正觸底回升看我們新舊動能的轉換什麼時候完成,我們的增長速度纔有可能回升。

今天我們看到的是我們仍然在這個中等收入陷阱當中搏鬥,當然核心的挑戰就是我們的創新做得怎麼樣。我們如果看宏觀的數據,這是創新研發開支在GDP當中的比重,簡單一個結論就是,和其他的國家相比,中國的研發開支的增長速度是非常快的,我們現在的水平已經超過了很多同等發展水平的國家研發支出的比例。

在日常的生活和經濟活動當中,我們看到新技術不斷地得到應用,在各個領域得到應用,這個應該是有目共睹的,也就是說創新在發生,但是創新能不能從現在開始支持中國下一輪的經濟增長,現在還不是很清楚。這是第二個因素,爲什麼我們的增長在減速,經濟結構在變化,就是我們現在遇到了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這樣一個挑戰。

第三個因素,增長在減速還有一個因素,我覺得今天我們看到的這個數據,很可能是有一些短期的因素導致的。短期的因素我把它分成兩類,第一類因素就是我們政府過去一直在做的叫三大攻堅戰,三大攻堅戰當中兩大攻堅戰,一個是環保,一個是防範系統性風險。如果再加上前面已經開始在做的去產能,這三個方面的政策如果是一下子全部實施下去,我認爲它們是好政策,但是它可能不可避免地會導致短期的經濟疲軟。

簡單來說,我們去一些地方調研會看到有些工廠關掉了,因爲它達不到環保的標準。當然,我們從改善環境的角度來說,這是一個很好的事情。但是從短期的生產或者經濟增長的角度來看,似乎是我們的動態變得相對比較疲軟。在這個裏頭,很多人擔心的當然不僅僅是增長速度還在不斷地放緩,更擔心的人是覺得現在我們的民營企業似乎受到了更大的打擊。

我個人覺得可能政府在採取這些措施的時候,並沒有特意地去制定政策去打擊民營企業,但可能在客觀上,無論去污染、去產能、去風險這三個方面的政策,從比例上來說,民營企業、中小企業受到的影響確實會比較大一些。但是我覺得這些政策可能還是必要的,現在的問題是我們有時候在制定和落實政策時,喜歡做一些運動式的方式。運動式的方式就是要麼不做,做起來力度非常大,短期造成的衝擊比較大。

第二個擔心的就是我們貿易摩擦對經濟的影響。下一輪比較大的影響可能更多是來自於對我們的產業供應鏈的重組或者是產業的重新定位。

所以,總結一下看,從過去40年看,2008年先後我們的宏觀和金融發生了逆轉,我覺得主要是三個方面的因素。第一個方面的因素是,要素市場的市場化程度在提高,或者政策扭曲在減少。

第二個因素,我們現在進入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挑戰,面對這樣一個問題,我們的產業結構需要做非常大的重組。

第三個,就是短期的一些政策也導致了我們經濟活動的一些波動。這樣短期的政策很可能過一段時間會過去,或者會緩解,或者政策會作適度的調整。但我覺得方向很可能不會改變,這就是我們未來可能要面對的一個問題。

這個對我們經濟政策造成的一個困難就是我們現在確實是政策面對很多的任務,起碼在短期內我們看到有三個方面的任務。第一個方面的任務是要支持產業升級換代,因爲我說中國經濟能不能持續增長下去,看我們能不能培養出很多新的產業來,有競爭力的產業。

這樣的挑戰,其實我們回過頭來看,亞洲四小龍在80年代、90年代就是面對這樣的問題,當時他們把很多勞動密集型製造業搬到了珠江三角洲,然後開始了產業升級換代之路。當時他們也很悲觀,覺得沒有事情做了。

現在回過頭來看亞洲四小龍,香港、臺灣、韓國和新加坡都成功地走過來了,而且走的路不是很一樣的,韓國主要是大型製造業,臺灣主要是中小企業創新和代工,香港基本上就是高端服務業,新加坡是一個組合。

其實你看走的是不同的路,但是最後達到了一個同樣的結果,我們中國可能要做的是同樣的事情。從政策角度來說,如何支持產業升級換代?這是我們面對的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第二個,當然我們同樣會面對的,既然是宏觀政策,就要支持宏觀經濟的穩定。增長速度如果是明顯疲軟,政府就要採取政策。最近我們已經看到無論是貨幣政策還是財政政策,都做了一定的調整。

第三個,現在我們特別擔心的就是系統性金融風險。系統性金融風險在2008年以後確實在上升,原因有很多,比如說我們增長速度下降,很多微觀層面的資產負債表就惡化了。比如說我們經過四萬億的刺激政策,確實是槓桿率大幅度地上升。

還有,比如說我們過去的監管政策、監管框架有一些問題,因爲在正規部門監管比較多,所以金融創新很多,金融創新就體現在影子銀行、互聯網金融、民間借貸等等都很活躍,他們都是爲了支持實體經濟的各種活動。

問題是沒有獲得很好的監管,所以風險一下子就都爆發出來。所以下一輪我們的政策挑戰其實是比較複雜,要支持產業升級換代,要支持宏觀的經濟和金融的穩定,要控制我們的系統性的風險,政策的挑戰確實比較大。

在這裏頭當然我們其中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重組我們的金融體系。從去年年中,中央全國金融工作會議成立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開始,我們的監管框架、我們的金融政策其實在做很多的調整。我覺得可能核心問題還是要繼續走市場化的道路,走市場化的道路可能最重要的三個方面的工作。

第一個方面的工作,就是在融資結構方面,銀行的比重太高了,可能要下降,實際是說我們要發展多層次的資本市場。第二個方面是來看我們現在在資源配置當中,政府的干預還是比較多,能不能落實我們十八屆三中全會說的,讓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當中發揮決定性的作用。第三個,改善我們的監管,其實是怎麼樣守住我們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這是我們現在碰到的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總體而言,我們現在也有很多政策討論,這些問題有很多的爭論,尤其是下一步我們民營企業有多重要,我們應該怎麼樣重視民營企業在經濟發展當中的作用,市場機制要在下一步經濟發展當中發揮什麼樣的作用,對外開放有多重要,尤其是現在面對這樣一個挑戰。

最後,作一個結論,我主要說三點。第一點,確實是中國經濟已經進入了一個新常態,我用我過去研究的語言,就是已經從經濟奇蹟走向了常規發展。這個常規發展的一個基本特徵是增長速度會下降,我們的經濟結構已經在再在橫。過去中國如果曾經創造過世界性的故事,一個是出口,一個是投資,出口就是在勞動密集型的出口市場上,中國曾經佔到三分之一。

這個投資,我們曾經在全球大宗商品市場上的購買力非常驚人,中國一去買,價格就起來。所以在這兩個市場,我們曾經印證了中國買什麼,什麼就貴,賣什麼,什麼就便宜。但是這兩個在慢慢變弱,我們還是很重要的市場參與者,但是相對的力量在變弱。

如果中國下一步還有一個世界性的故事,我覺得是中國消費者的故事,當我們14億人的消費開始增長,而且在未來一段時間,我覺得消費的增長速度會超過我們GDP的增長速度。這個可能變成一個全世界都會關心的市場,這是我覺得值得大家關注的一個新的世界性的主題。

第二件想跟大家說的是我們現在確實面對很多政策型的挑戰,最大的經濟挑戰就是有沒有創新能力。世界銀行提出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這個概念,他是發現在1960年的時候,全世界有101個國家都屬於在中等收入這個區間。

過了50年以後,在這101個國家當中只有13個經濟變成了高收入經濟,其中包括日本和亞洲四小龍,剩下的88個國家或者經濟仍然處在中等收入水平。這就是我們所說的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你可能永遠都變不了高收入經濟,這是我們今天碰到的問題。

爲什麼有的經濟可以變成高收入經濟,有的經濟變不了高收入經濟?決定性的因素就是你有沒有創新能力,這個對我們來說是很重要的。前面說的民營企業如何看待市場機制,如何看待民營企業至關重要。

我有一個同事做過一個研究,我們政府花了很多錢,我剛纔說,研發的開支補貼非常多。但你發現絕大部分的研發開支都去了國有企業,但事實上誰做的主要的創新,基本上就是民營企業貢獻了大部分的創新。

所以像這樣一個政策未來怎麼定位、怎麼做,是一個非常大的挑戰。金融穩定是一個挑戰,我們一直說中國過去40年來是主要新興市場經濟體當中唯一一個沒有發生過系統性金融危機的國家。這樣的一個紀錄還能保持多久?這是值得我們關注的。

第三,我們面對所謂的逆全球化和麪對貿易摩擦這樣的挑戰,中國的對外開放還要不要持續?這是我們下一步將面對的三個挑戰,我個人覺得這三個挑戰做得好不好,將決定中國經濟能不能夠持續。

最後一點,我個人還不是那麼悲觀,我覺得短期內我們確實會碰到很多困難,大家都覺得比如說民營企業受到打擊,金融風險有上升。我們在全球危機剛剛過去的時候,我們也看到全球危機風險一上升,民營企業開始往回撤,而國家的四萬億刺激政策一推出去,當然是支持國有企業的增長。

但是你現在再回過頭來看過去十年中國經濟的表現,從大勢來看,民營企業在中國經濟當中變得越來越重要,這樣的一個方向沒有改變。民營企業利潤率更高、生產效率更高,他們在就業、產出,在總利潤當中的佔比持續在上升。當然在年度之間有一些波動,這個方向沒有改變。

而且我們看全國的經濟,我感覺我們各個地方看中國的地圖,其實是各個地方不太一樣,但基本上非常明確的一條,市場機制在很好地發揮作用,企業家很活躍,他們的創新沒有問題,經濟的產業升級換代也沒有問題,增長也沒有問題。

把這些因素加在一起,我的總體看法是我們現在確實碰到很多困難,有很多關鍵的政策因素我們需要作決策。但是往前看一段時間,我覺得我們沒有必要過度悲觀,我覺得中國經濟還是會穩步地向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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