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自微信公衆號： 清華大學清新時報（ID：qingxintimes） ，作者：羅美慧

2008年，三十七歲的房記英帶着兩個孩子從山西到北京，做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家政小時工。

房記英沒想到，做飯用的是從沒用過的電飯煲、烤箱，尤其還要小心處理“不知道什麼名字”、看起來很高級的魚；洗衣要操作全自動洗衣機，衣服是從來沒見過的羊毛衫。她花了很長時間才把魚處理好，但是把衣服洗壞了。

僱主沒有罵她，只說：“大姐，這是兩千五百塊錢。”

房記英爲這一筆錢高興得整夜睡不着。她曾在山西省臨汾市大寧縣做藥劑師助理，一個月三十天沒有休息日，只能掙一千八百塊錢。聽說北漂的親戚一個月能掙六千塊錢，就起了另謀生路的打算。

十年過去，房記英學會了如何分清羊毛衣服和真絲衣服的洗滌方法，學會了怎麼做她覺得“高級”的魚。如今，房記英和職業爲外賣騎手的丈夫住在不到十二平方米的租屋，孩子已經工作。她一個月能掙六千塊錢，房租一千零五十塊，日常開銷不到六百塊，個人平均一個月能攢下四千塊錢。

1. 到北京做家政

據北京市商務委員會2018年公佈的數據，目前北京已註冊家政服務企業5305家，註冊備案的家政服務人員超過30萬，其中絕大多數是外來務工的婦女。龐大的家政工人羣體以家庭爲主要場所，提供各類勞務服務，滿足家庭生活照料、清潔等各種需求。

作爲家政行業發展時間線上的親歷者，房記英感覺到勞動女工的待遇變化。

剛到北京時，她和幾個老鄉合租了一間地下室。幾個人經常在地下室裏守着電話，一有家政公司的消息，她們會急急忙忙地梳妝、出門。公司總擺有長長的木椅，坐着和房記英一樣接到工作消息的“大姐”。運氣好的話，僱主問兩句話就決定要人；運氣不那麼好，僱主會讓大姐們站起來看高低胖瘦，根據行情“不挑太胖的”，不然，按僱主們的話，會“幹不動”。

“X的，挑媳婦似的。” 房記英回憶說。

隨着社會對家政的需求提高，家政行業的權益保障愈來愈受到關注。北京市2011年5月發佈《關於鼓勵發展家政服務業的意見》（簡稱“家七條”），鼓勵但不強制家政服務實行員工制，以確保家政服務人員可享受與城鎮職工同等社保待遇，以期家政行業更爲規範。

但直到2017年，媒體報道如法制日報《家政服務人員勞動權益保障現狀調查》、南京日報《家政中介行業呼喚品牌化規模化標準化》仍指出了許多由於家政工未簽署合同關係而引起的權益糾紛。

初到北京時，房記英也曾遇到類似的權益糾紛。當時，手機支付的形式還未普及，僱主告訴房記英沒有時間到銀行取款，拖了她十天工資。幾經波折之後，好不容易拿到錢的房記英心想：“要是取款沒那麼麻煩就好了”。

幾年後，她擺脫了“爛得只能發信息”的老年機，買了智能手機；下載了微信，從此許多工作的交易通過微信轉賬。她看着北京在變，越來越多從西北地區來的女孩或中年婦女和她“搶飯碗”，年輕的僱主會邀請她一起喫飯——這和她早年的待遇不一樣。各種家政女工微信羣、老客戶的朋友和親戚都成爲她的客戶資源。她很少再等家政公司的電話——自己去找工作似乎比通過家政公司掙的還多。

2. 走在維權之路

房記英和家人住在北京崔各莊費家村。每週一到週五，她會騎着僱主給她買的電動車到太陽公元（北京一樓盤）上班。她每天穿梭於三個家庭，從早上11點上班到13點，休息一個小時，再上14點到16點的班。最後一個班是17點到20點，晚餐在僱主家解決。

三家僱主都沒有和她籤合同，她也不怕，覺得自己已經練就了“看人”的本事。行業裏面有試工的規矩，主要是考察大姐們的業務水平，房記英覺得這不僅是僱主試她，也是她試僱主。她說，“可以我就給你幹，不可以我就不幹。”

有一次，某個僱主告訴她家裏只有三口人，試工當天房記英發現僱主沒說實話，開門就見三個孩子正把客廳弄得亂糟糟的。“我得多洗衣服，多幹活呀。”她說，最讓她惱火的是僱主不誠實。試工以後，房記英決定放棄這次工作機會。

即便如此，會“看人”的房記英偶爾還是會遇到麻煩。2018年年初，她又和僱主有了金錢糾紛。爲一個月有五個週日工資該算21天還是22天，她和僱主爭論了起來。僱主按天數算，房記英按月算，雙方各執一詞，沒有白紙黑字可以定奪。

在北京，家政工行業可分爲三種用工關係。一是家政服務員自行尋找僱主提供服務；二是家政服務員通過中介公司尋找僱主並向中介繳納一定的管理費；三是家政服務員通過家政公司向僱主提供服務，僱主向家政公司繳納費用，家政服務人員從家政公司領取工資。三種用工關係當中，只有和家政公司存在勞動關係的員工制家政人員適用國家《勞動法》。

自行尋找工作的房記英，並不能通過《勞動法》解決和僱主的糾紛。她覺得在大企業上班的僱主應該設身處地爲她着想，語氣有些狠地對僱主說：“你們公司週日有五天，老闆扣你工資嗎？”

原以爲結果不了了之，沒想到當天晚上，僱主還是給房記英的微信轉了賬，發語音說：“大姐，我是看着你可憐。”

她氣得又發了一串長長的微信：“我一點都不可憐！我又不是端着碗去你家討飯，我憑我的雙手掙我的勞動所得，這個應該你付給我。”

在這行業裏待了那麼多年，經常有人向房記英哭訴着自己的遭遇。她總會安慰對方，“四小時不給你一百五，給你一百三，差不多得了。”但房記英坦誠，有些姐妹的工作表現“不太行”，文化水平太低，不能達到對方要求。許多家政公司又沒有安排培訓，剛開始幹活的家政女工得靠自己摸索。

“喫虧的很多，但是就老老實實幹活，要幹活好了，不可能不給工資的。”

我國家政工羣體中約八成爲農村女性，她們既是流動到城市的農民，又處於相對弱勢地位的女性身份，這使她們成爲了雙重弱勢羣體。該行業人員流動性相較其他行業高，這使得勞動保障的維權之路更加艱辛。作爲這個大羣體裏的個體，房記英爲了生活，謹記着“好好工作就不會被虧待”的原則。

然而，她不只一次感嘆自己在這個羣體裏“算幸運的”。

“還是有人在我面前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淚的。”

3. 去鴻雁跳跳舞

每週六，房記英會到鴻雁社工服務中心（又稱鴻雁之家）參加集體活動。成立於2014年的鴻雁之家是一家致力於女性和社區服務的機構，項目主要圍繞家政女工爲主的流動婦女的服務和倡導，以此推動城鄉社會融入和平等發展。每個週末，活動中心會聚集着衆多來自西北地區，互稱“大姐”、“姐妹”的家政女工，參加各種不定期舉辦的興趣班。

鴻雁之家只有三個全職和三個兼職的工作人員，對外已經組織了很多活動。去年，鴻雁之家在香港樂施會的資助下辦了一個題爲《“百手撐家” 2017家政工藝術節與影像計劃》的攝影展。從發起到展出，歷經一年多的時間，攝影師拍下了幾千張圖片，主角是100多個家政工。

家政女工們正在爲聯歡晚會排練舞蹈（羅美慧攝）

正積極推行文藝活動組織的鴻雁之家做出許多嘗試。12月末，房記英走進燈光明亮的地下室，開門可見擺滿書的書架、喇叭和縫紉機。臨近新年聯歡晚會，她和姐妹們忙着籌劃節目。活動中心充滿着文藝氣息——一個大姐拿着麥克風唱情歌，十幾個人拿着紅黃色的扇子排練舞蹈，幾個人在背念着話劇臺詞。

鴻雁之家的工作人員之一閻成梅希望可以幫助家政女工把聲音傳播出去。“我們希望在服務過程中提升他們的意識，多培養一些骨幹。你看錶演舞蹈的時候有專門一人去帶領，我們就不管了。”她說，“等到培養到足夠合適的情況下，我們就作爲幕後。未來希望能到河北和天津拓展（社工服務）。”

擅長話劇指導的閻成梅此前是地丁花劇的核心初始人員。2017年被拍進央視《新聞調查》的地丁花劇社是打工妹之家下屬的公益文藝團體，旨在反映家政工的真情實感。

2011年6月16號，瑞士日內瓦召開的第100屆國際勞工大會通過了家政工人公約及其建議書（第189號公約與第201號建議書），爲家政工的權益保障提供指引。眼看家政服務員的權益保障被提上議事日程，閻成梅趁着熱點組織起了話劇，輾轉聯繫了中央戲劇學院的戲劇系老師合作。從此，以文藝爲主的地丁花劇社爲家政女工提供了一個發聲的舞臺，也成爲公衆瞭解家政工的窗口。

閻成梅把劇社表演的元素帶進鴻雁之家後，姐妹們也感受到了越來越濃郁的文藝氣息。房記英喜歡這個氛圍，覺得“咱們姐妹也是多才多藝的”。

爲了開場舞的動作，女工們爭執了一上午。最後定下來的開場舞的統一動作是日常可見的“掃地”、“抹窗”、“切菜”和雙手往上撐起的動作。領舞譚姐覺得“撐手”一定要放在開場舞裏：“我不突出臉，只突出手，很多的手，我們家政工把家撐起來。”

譚姐來自四川，從事家政行業7年。談到權益保障，譚姐認爲多數家政工未購置保險，將帶來一定的隱患。她在家鄉雖然有農村保險，但搬來北京多年，早已不繳費。在這行工作了這麼多年，家政公司並沒有爲其購置應給予勞動者的五險一金（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和生育保險，及住房公積金）。譚姐說，“除非是家庭險。每月由僱主固定交，但是賠不了多少錢。有一年我胃潰瘍，花了1萬多塊錢，就給我報了1千多塊。”

“所以我們自己得保證自己，好好幹活。”

和房記英一樣，譚姐覺得自己在這行還算幸運。她在如今的僱主家做住家保姆已有3年。從原來日常的打掃做飯，到女主人懷孕期間期後的特殊照顧，再到帶孩子的保姆工作，僱主每年給譚姐漲五百塊錢。“要是做了大餐，我忙得來不及一起喫飯，僱主還會記得把菜給夾到碗裏。”

譚姐認爲做家政工需要智慧。“不幹活的時候，你拿他們當家人，幹活的時候，你還是別拿他當家人了。畢竟這有區別的，拿人錢呢……除非你不要工資，我來你家白喫白住幫你幹活，那人家可以有那意思把你當家人，你說對不對?”

從早上8點到下午5點，女工們經過了幾次排練，整理出了一套完整的演出節目。房記英還在《我給你錢了！》的小品裏飾演“局外人”。故事描述一個試工的阿姨來了“大姨媽”，僱主看她臉色蒼白，鄙夷地問她能不能把工作做好。短短的時間裏，“僱主”來回使喚“阿姨”好幾次，又責怪“阿姨”在她面前走來走去。

此時，“局外人”房記英走進幕裏，拍了拍“僱主”的肩膀問：“不是你讓她走來走去的嗎？”

“僱主”瞪着眼，說：“可是我給錢了啊。”

一個個“阿姨”接連走進來，給“僱主”講道理。隨着“僱主”片刻的沉默，演員們面向觀衆席，齊聲道：“請對我們家政女工多一點尊重。”

“在這裏活動的家政女工顯得開朗得多。”來自中央民族大學的志願者陳逸如說。她是第一次到鴻雁之家。關注流動婦女的她曾去過一家羊毛工廠，感覺到該工廠女工和鴻雁之家的家政女工有着心態上的區別。“相比起來，羊毛衣工廠那裏比較封閉，大大的網掛在工廠上面，她們都比較沉默。”

由於工作條件的限制，家政女工的社會交往圈子極窄。類似鴻雁這種社工團體爲家政女工創造更多的交往途徑，進而建立起多元化的社會支持。

家政女工在排練《我給你錢了！》話劇（羅美慧攝）

鴻雁之家聯歡晚會節目單（羅美慧攝）

房記英很滿意現在的生活。2017年5月加入鴻雁之家以後，她的週末更加熱鬧起來。她沒想過回大寧縣，回憶起老家那經常漏雨，十幾個人擠在一塊的宅子裏，她說:“北京能掙錢啊，以前多苦啊。”

十年過去，她依然保持着剛到北京時，喜歡研究小時工市場的習慣。據她的瞭解，洗頭髮一個小時可能不低於三十八塊，飯店的雜工可能三十塊。家政行業裏，有些“大姐”能掙四十塊，自己平均能掙三十多塊錢。

“但是也沒事，”她想，“反正可以多打幾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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