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劫匪》是網飛3月29日上線的一部公路警匪片，凱文·科斯特納和伍迪·哈里森扮演的兩名德州騎警，千里追擊雌雄大盜邦妮和克萊德的故事。這部和1967年沃倫·比蒂和費·唐納薇主演的《雌雄大盜》，就好像是一枚硬幣的正方面，從兩種視角詮釋同一事件，卻帶給了觀衆完全不同的兩種感受。

因爲有真實事件背書這部對於事件的還原，要比充滿浪漫主義色彩的《雌雄大盜》冷靜的多。故事從1934年初邦妮和克萊德對伊司森監獄農場的突襲開始，已經穿梭於幾個州逃亡數年殺害數人這對雌雄大盜，讓美國警方和政府頭疼不已。爲了早日將二人繩之以法，德州政府被逼無奈聘請兩名退役騎警海默和高爾特爲賞金殺手，千里追擊邦妮和克萊德。

這是很man，很西部，很牛仔的一部，與67年《雌雄大盜》的叛逆風格不同，就像凱文科斯特納這張充滿正氣的臉一樣，三觀非常正，伸張正義將歹徒繩之以法的政治正確性不容置疑。

我對邦妮和克萊德的故事着迷有二三十年了，最初是上初中時在一本電影雜誌上看到的。現在的朋友是無法想象當時這種文體的，叫電影故事。用幾千字的篇幅把電影的劇情描述一遍，連一張劇照都沒有乾巴巴密密麻麻全是小字，當然《雌雄大盜》這部當年後面要有一點資產階級大毒草之類的批判。

我那時正好是無法理喻的叛逆期，同時從小就有嚴重的梁山情結，對抬手殺人的江湖好漢有着盲目的崇拜。這個故事我看了好幾遍，腦中幻想着一對愛人亡命天涯的傳奇畫面，嚮往着總有一天能看到這部電影。那時雜誌真簡陋，除了封面封底連張彩色插圖都沒有，如果那時我能看到費·唐納薇的這張劇照，我會更加瘋狂的迷戀這部電影。

看到這部電影差不多要到十年以後的VCD時代，錄像帶時代還不行，錄像帶基本都是港片或者施瓦辛格，史泰龍之類的動作片。這類經典的風格化影片跟內地觀衆第一次親密接觸，是VCD家庭影院流行的九十年代中期。

每次想起這個我覺得非常幸福的時代，我都由衷的感激內地D版事業的奠基者，那些可能小學都沒畢業的潮州大佬們，是真心的，真十分的感激。後來我在廣州生活的幾年，經常有朋友給我介紹這位黃生，那位林生就是有幾條線的VCD大佬。每次我都會端着酒杯過去敬一杯，潮州人有酒量的真不多，不像東北老爺們都是酒蒙子“我幹了，你隨意。”我是真心的想對他們表示敬意。

潮州人頭腦精明生意做得好，文化卻都普遍不高。他們可能只是爲了賺錢，跑去香港的LD出租店，聽營業員說哪部好租，就翻刻的哪部。可能連封面上繁體字的劇情簡介都認不全，但是他們無意間對內地電影愛好者進行了一次啓蒙運動，“啓蒙運動”挺嚇人了吧，規模大小方式不同而已，意義上和魯迅，胡適有那麼一點點的相似。1919年那次我太小，應該還是氣體狀態，最多處於氣體到液體進化的過程中，而這一次受益者中就包括我。

說了這麼多不難看出我和三十年代很多美國的年輕人一樣，對邦妮和克萊德這對殺人不眨眼的雌雄大盜，有點盲目崇拜的心理。《劫匪》恰好視角是《雌雄大盜》的反面，海默警長在《雌雄大盜》裏就是這個被邦妮和克萊德拿來當道具拍照用的丑角。

按理說觀點完全對立的兩部電影，我如果先入爲主的喜歡了第一部，應該討厭後來的一部纔是，奇怪的是我一點都不討厭《劫匪》這部。看完這部之後，我就想會不會我因爲接受了警察的觀點，就對《雌雄大盜》的感覺產生變化。於是第二天我馬上又刷了一遍《雌雄大盜》，我的感覺沒變我還是非常喜歡這個狂放不羈離經叛道的故事。

然後我只好面對一個事實，我其實是一個沒什麼堅定立場的人，既能理解警察，也不耽誤我喜歡雌雄大盜。

說立場什麼的是開玩笑，真正的原因是一部成功的電影，完全可以左右觀衆思考的方向。

我小時候思維方式是非常簡單二元論，非黑即白，非好即壞。好人就是戰鬥英雄雙槍李向陽，壞人就是惡霸地主胡漢三。

這個世界真的如此直白清楚嗎？可能未必。

舉個時常發生的例子，幾個同學聚會時，如果一起回憶一箇中途轉學大家都再也沒見過的同學時，每一個人對這個人的回憶，不僅性格，習慣，趣事會千差萬別，甚至回憶他的長相都會出現好幾個版本。

同學之間當然沒有什麼正義和邪惡的區別，但是足以說明我眼中十惡不赦的壞蛋，在其他人眼裏未必就是。這個世界既沒有絕對的好，也沒有絕對的壞，除非先把所有人的思想統一了再說，1984啊，想想都怕。

我現在最怕的兩件事，就是死之前會生活在戰亂中，或者《1984》描述的社會里。

耶和華，釋迦摩尼，安拉，太上老君，玉皇大帝，黃大仙保佑，現在挺好的，可別瞎折騰了。

即使是真人真事背書的故事，從哪個出發點開講，講些什麼，遺漏些什麼，怎麼講下去，結局雖然相同，一枚硬幣的正反面，永遠是兩個不同的圖案。

什麼你有一枚一樣的，要麼你倒黴收了個出老千用的假幣，要麼你走運得到了枚錯幣，很有收藏價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