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7师有个狠处，都不怕死。我们有个机枪连连长，在掩体里搞得不耐烦，手一捋，就带一个排去搞肉搏。日本鬼子怕跟我们拼刺刀，有时候要拼了，他们转身就跑，还摇手，不拼不拼。”

——原国民革命军陆军57师169团文书 吴荣凯

一

从管虎那部将于年内公映的《八佰》往前算，近些年反映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国产电影，基数仍旧薄弱。其中质量最佳的，恐怕还属2010年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喋血孤城》。

沈东导演参与编剧的这部非典型“主旋律”作品，以民国三十二年（1943）的“常德会战”为原型，战役惨烈程度丝毫不亚于《血战台儿庄》（1986）与《铁血昆仑关》（1994）的“八千虎贲守常德”的烽烟往事，在暌违公众视野的半个多世纪后，终于以一种较为真实和完整的面貌呈现在大银幕上。

预算有限的《喋血孤城》虽未能完全展现那场震惊世界的大会战从“外围”“守城”“驰援”“巷战”到“反攻”的全景，但电影以点带面、多线并进的所有细节，均有史可查，有据可循。电影与史料贴合甚密的独特质感，以及考据编排上的耐心与留心，历经时间沉淀，尤为透出一份本土制作罕有的厚重与扎实。

可以肯定的是，此等缅怀不管尘封多久，它都会指向未来。

二

在历时52天（1943.11.2-1943.12.24）的常德会战中，镇守被日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称为“重庆军补给命脉所在”的湖南常德的中国军队，是代号“虎贲”的57师。

“虎贲”二字出自《尚书·牧誓》，喻指像老虎一样勇猛的武士，象征着军队的至高荣誉。电影在守城部队这个特殊代号上做足了功夫，为此还特地设计了一个桥段：想参与阻击战的苗族娃子二虎，自制了一个“虎贲”臂章，后被袁文康饰演的冯连长从衣服上撕了下来。

抗战时期的中国军队，师级以上作战单位会在臂章环节佩戴阿拉伯数字与英文组合的部队番号，如29军的臂章写作“29A”，88师的臂章写作“88D”。后为保密起见，许多部队又以汉字另起代号，有着“御林军”之称的74军，便有“辉煌”部队的称谓。74军历经“上高大捷”后，军长王耀武为纪念战果、激励传统，于次年令下辖所部更新了代号，51师为“前矛”，57师为“虎贲”，58师为“激扬”。

像57师这般将特殊代号直接文上臂章的例子，在当时虽比较少见，但也还是存在的。如戴安澜200师的臂章，是一块秋叶海棠形的中国地图，蓝底的图案中央书有“贰”的白色汉字。

时任57师师长的，是战前升任陆军中将的黄埔一期生余程万。这位还曾毕业于番禺师范、中山大学和陆军大学的文武全才，由于军校毕业后在“枪指挥党”的国民革命军中从事政治工作，所以相较74军的两任军长——俞济时（黄埔一期）和王耀武（黄埔三期），资历最老却混得最差。

余程万判断战事前景时，神情凝重

对此前未遇大仗的余程万来说，守常德是历史留给他的机会，结合此役过后余的晚年蹉跎（在香港家中被绑票，在警匪交火中身死），守常德亦称得上是这位职业军人一生中最高光的时刻。但在历史的当时，余程万的想法是“坚守”，而不是领袖电令的“死守”。

在“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惨烈代价面前，余程万放弃了扬名立万的殉道机会，背离了儒家传统的成仁伦理，他在最后仅剩300余人的局面下违令突围，为“虎贲”留下火种，自己却以待毙之身坐上了军事法庭。若非常德百姓与一众将帅极力具保，余程万的下场定如长衡会战时因岳麓山失守而弃守长沙城的第4军军长张德能一样——难逃一死。

余程万守常德的特写镜头

三

余程万之所以最后要撤，是因为战事对守城方来说确实太过艰难。

时至今日，位于常德市武陵区青年路的“陆军第七十四军常德会战阵亡将士纪念坊”上镌刻的那幅“孤军浴血千秋壮，公墓埋忠万姓哀”的挽联，远不足以再现8315名虎贲仅剩83人生还的减员惨状。

虽然纵观整个常德会战，中国军队投入兵力达21万人，日军投入兵力则是10万人，但具体到常德城下，则是一场8千国军对抗3万日军的死战。这里可能要简单解释一下，真实抗战中双方本就不成比例的战力问题。

民国二十八年（1939）第一次长沙会战后，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以此役为参照，在致蒋介石的密电中称，“我平均6个师可击破敌1个师团”。中国军队1个师兵员为9600人，日军1个师团兵力为22000人，战力之比约为2.3:1。而日军的作战计划，则是直接以1个大队（相当于营的建制，除去大队部、机关枪中队和大队炮分队外，约有780人）对抗中国军队1个师。

结合中国军队压制型火力薄弱、陆海空协同能力缺乏、后勤补给迟缓、兵员素质低下（尤其中后期）等问题来看，抗日名将宋希濂那句“1个日军士兵的单兵作战能力相当于7-8名中国士兵”的推论，则无论如何不能视为无稽之谈。以上结果，是装备、训练、运输、综合国力之失，亦是教育之失，国民素质之失。

即便于一场战事而言，像57师这样的中方精锐本有扳回局面的能力，可摊上过于悬殊的人数劣势，理论上的可能便彻底成为不可能。因此反推，虎贲将士孤军浴血的奋勇，无疑更生一层壮怀激烈的意味。

四

八千虎贲之所以沦为孤军、困守孤城，乃是中方中了日军指挥官横山勇的声东击西之计。

日本防卫厅的战史记载，常德战役于日军的首要目的，是“牵制中国军把兵力转用到缅甸方面，以策应南方作战”。而在横山勇的眼中，农业条件优越的常德，是中方不可不保的谷仓，就如英媒《新闻纪事报》形容的那样——日军是为了打好“中国饭碗之战”。

在《喋血孤城》里，电影有两处伏笔润物无声地呼应了中方长官部误判日军作战意图的史实真相，一处是冯连长未婚妻婉清的那句“五月鄂西会战，常德虚惊一场，我不跑了”，一处是战壕巡察途中，副师长向余程万转述的战区司令部的判断，称横山勇此次卷土重来，兵锋非指常德，而是要报鄂西一箭之仇。

影片开场为了衬托战前氛围的波诡云谲，在表现余程万的担忧与疑虑时，还加了一个慢放加黑场的特写，如此非常态镜头的运用，恰有画龙点睛之功。

常德鏖兵前，中方实际已经察觉日军的集结举动，只是对其真正的进攻方向难以判断。且第六战区的主要职责是拱卫陪都，上下更担心日军对常德只是佯攻，实际是要沿长江直扑重庆，因此对常德未加戒备。及至日军大部快马加鞭、不加掩饰地对常德完成合围，长官部才对局势如梦初醒。

囿于上峰的战略误判，常德外围的兵力部署相对虚空，各部队被动应战，伤亡惨重。

在常德的天然屏障德山，原本负责守卫的是第63师的188团，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留给该部的任务，是掩护57师及连通第九战区的进援。可恨的是，188团团长邓先锋仅抵抗一昼夜，便携家眷私自出逃，致使57师与外界联系完全中断。

据原57师老兵吴荣凯回忆，188团有个副营长当时没走，有二百多人跟他一起留下，战死在德山失守的最后一刻。《喋血孤城》没有遗漏这位下级军官的凛然大义，给了这位姓名难考（片中姓赵，老兵回忆姓张）的英雄多处特写，算是差强人意地告慰了英灵。

“《喋血孤城》没有遗漏这位下级军官的凛然大义，给了这位姓名难考的英雄多处特写”

城郊的另一场激战发生在河洑山阵地，57师171团2营500余人，在数倍于己的日军包围中坚持了4天4夜，自营长阮志芳以下全部殉国。

电影有处桥段，画面从57师师部的沙盘图纸直接切入河洑山的战地实景，范雷饰演的阮营长不紧不慢地在枪炮声中喝水，直到日寇临近时才猛地撂下茶缸，把一杆“中正式”架在工事上。此节并非编剧在故弄玄虚，它凸显的正是“虎贲”在战场上的绝对自信。

“画面从57师师部的沙盘图纸直接切入河洑山的战地实景”

进犯常德的日军第3师团、第116师团，都曾是74军的手下败将，57师官兵更是直接称日军为“纸老虎”。由于侵略者普遍射术优秀，一般的中国军队进行阻击时，总会出现士兵因紧张而提前开枪的情况，很少有部队敢像57师这样把日寇放近了再打。至于放近到什么程度，据亲历者回忆，直到我们的战士能看清敌人镶的金牙。

日军对河洑山守军的地毯式轰炸特写

就像电影表现的那样，为了拔下这颗“硬钉子”，日军动用山炮与飞机对河洑山阵地进行了地毯式轰炸，不少守军被活埋在炸翻的掩体里。关于阮志芳的成仁，《喋血孤城》设计了一个死于白刃战的特写——随着少校身体逐渐向下塌陷，最后的咽喉据点即告失守。

“随着少校身体逐渐向下塌陷，最后的咽喉据点即告失守”

老兵吴荣凯则听闻，阮的遗体被发现时浑身遍布弹孔，牺牲前曾大呼“师长，自力竭矣”。次年常德修建阵亡将士公墓时，由于河洑山守军的尸骨腐烂严重，只得就地掩埋，因此皆未入葬。

电影里的“虎贲”连长冯葆华虽是虚构人物，但这个虚构形象在“八千男儿血”的忠勇叙事中，却有众多整营、整连的真实死节做支撑，因而血肉俱全。至于与冯连长并肩作战的猎户后代二虎，既代表了历史上参与抗战的湘西人民，又隐喻着那些承载民间国殇的战争亲历者。

袁文康饰演的虎贲连长冯葆华

五

《喋血孤城》有处剧情曾遭人诟病，即在紧锣密鼓的战事中为冯连长安排一段感情戏，似乎有些违和。

然而，此节并非仅为体现卫国者在“丈夫许国，不必相送”这组矛盾中的责任，它依托的其实是会战的真实史料，而那位新婚赴死的历史原型，则是自愿留守的57师169团团长柴意新（黄埔三期、炮科）。

当年的12月1日，就在中美英三国在埃及签发《开罗宣言》、确定共同对日作战的当天，日军将太阳旗插上久攻不下的常德城头。与此同时，在巷战中寸土必争的“虎贲”残部，实际无人能预知未来之希望，却也无一人投降，或是后撤一步。

电影戏剧性地呈现了常德的失守：固守城垣的169团将士在毒气弹的作用下丧失抵抗，戴着防毒面具的日本兵鱼贯而入，并朝这些中国军人的后背补枪。

日军用毒气攻入常德城

纵观整部侵华战史，日军罔顾国际法用毒气打开局面，实属家常便饭。第一次长沙会战期间，守卫新墙河的第52军12团的三四百名官兵，就全部在中毒后被突入阵地之日军刺死，侵略者连枪弹都未曾耗费。或许是由于刺刀场面过于血腥，电影将此节设计为枪杀。

真实历史上的柴团长，实际牺牲得更为壮烈。

巷战最后阶段，未突围的“虎贲”向日军发动逆袭，时年33岁、结婚仅7天的柴意新率队冲入敌阵，头部中弹后当即殉国。民国三十三年（1944），国民政府追赠柴意新为陆军中将；198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批准柴意新为革命烈士；2015年9月3日，78岁高龄的柴将军之子柴陵华，受邀从四川南充赴京参加抗战胜利70周年的大阅兵。

左二为柴意新之子柴陵华

六

“弹尽，援绝，人无，城已破”，这是余程万在苦守无援中留下的绝笔。《喋血孤城》有多处情节反映了余师长渴望援兵的焦急心绪，对于弹尽粮绝、独木难支的常德守军来说——中国军队是否已在外延完成对攻城日军的反包围——无疑是件过于残忍的命题。

若将常德攻防战看做是历史的A面，B面背后的历史同样触目惊心。史实真相是，并非无人向“虎贲”施救，而是以逸待劳的日军对中方增援早已分别应对。仅在驰援常德途中，陨落的中国将星就多达3位，如此惨烈局面，着实令人不忍卒读。

时任第73军暂编第5师少将师长的彭士量（湖南浏阳人，黄埔四期），是常德会战中牺牲的第一位将军。

在石门前线，73军遭遇日军优势兵力分割包围，彭士量在突围战中自告奋勇地为全军殿后，被敌机扫射命中，倒地后尤怒目疾呼，“大丈夫为国家尽忠，为民族尽孝，死无憾矣”。待到装殓时，随从又在彭将军胸前口袋里发现早已写好的遗嘱——“余献身革命，念年于兹，早具牺牲决心。”

距离彭士量牺牲仅仅过去6天，一位川军少将又在陬市杀身成仁，他是第44军150师师长许国璋（四川成都人）。

彭士量 许国璋 孙明瑾

面对日军两个师团、一个联队和空中力量的合围，装备落后的150师在半天之内遭遇毁灭性打击，许国璋一面激励兵士“多打死一个敌人，就多为常德城守军增加一份力量”，一面亲临火线督战。将军重伤晕厥后被警卫误以为阵亡，抬上渡船后撤，醒来时发觉余部皆已溃散，且通讯不明。许国璋性情刚烈，悲愤之下便夺过卫士佩枪，饮弹而亡。

最后一位在驰援途中殉职的少将师长，即为担任第10军预备第10师师长的孙明瑾（江苏宿迁人，黄埔六期）。

孙明瑾所部奉薛岳令从衡山开拔后，一路翻越山林池沼，以两倍于平时的急行军速度星夜兼程。在常德以南的马迹塘，负责掩护友军攻坚的预10师接连遭遇强敌伏击，尸横遍野，孙明瑾向战区司令部发去电报——“打到一兵一卒亦向德山方向突进。”是役，日第3师团师团长山本三男对预10师这种吸引火力、自寻牺牲的打法感到莫名震撼，将之称作“不要命的师”。

在距德山东南30里的赵家桥一带，预10师再遭日军夹击，孙明瑾亲自带队冲锋，遭机枪扫射身亡，死前喝令左右“贯彻命令，达成任务”。此后，预10师副师长葛先才、参谋长何竹本均在接过指挥权后负重伤，参谋主任陈飞龙在同日军肉搏中牺牲，全师8000多名将士，突围生还者仅300余人。

“战前全城的5000余所建筑，战后仅剩5幢房屋堪为完整”

七

12月3日凌晨，日军以“减员一万”为代价攻占了一座瓦砾无存的血城，战前全城的5000余所建筑，战后仅剩5幢房屋堪为完整。横山勇一面震骇于部队的受挫，一面忌惮于中国援军的合围，连战场都未及清理，就将主力撤出常德。

及至张灵甫的58师在9日完成光复，常德仅被日军占据6天。会战结束后，常德市民发现，昔日繁华的城市几乎被两军尸体阻塞，“有的是刺刀相互捅着胸腹，倒在一起，有的被战刀砍得支离破碎，有的被炸弹炸得脑浆迸裂，肢体不全”，最终大墓合葬，只找到了5703具残缺不全的遗骸。

在《喋血孤城》中，我们同样能找到关于战火、残城、浓烟与积尸的特写，“常德城内森森骨，俱是我族尽忠人”。

张恨水 《虎贲万岁》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4月，当时国内的文坛大V张恨水在北平完成了以“常德保卫战”为原型的长篇小说《虎贲万岁》，在这部中国文学史上首部军事纪实小说的序言中，常被归为“鸳鸯蝴蝶派”的批判作家留下了这样的文字：

“我写小说，向来暴露多于颂扬，这部书却有个例外，暴露之处很少。常德之战，守军不能说毫无弱点，但我们知道，这八千人实在也尽了他们可能的力量。一师人守城，战死得只剩八十三人，这是中日战史上难找的一件事，我愿意这书借着五十七师烈士的英灵，流传下去，不再让下一代及后代人稍有不良的印象，所以完全改变了我的作风。”

参考资料：

《楚天云-第六、九战区抗战纪实》.1997

《长沙大会战内幕全解密》.2005

《二战军服全记录》.2006

《虎贲万岁》.2008

《抗战中国军队轻武器史料》.2009

《发现另一个湖南-抗战纪》.2009

《我的抗战》.2010

《号角Ⅴ》.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