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7師有個狠處，都不怕死。我們有個機槍連連長，在掩體裏搞得不耐煩，手一捋，就帶一個排去搞肉搏。日本鬼子怕跟我們拼刺刀，有時候要拼了，他們轉身就跑，還搖手，不拼不拼。”

——原國民革命軍陸軍57師169團文書 吳榮凱

一

從管虎那部將於年內公映的《八佰》往前算，近些年反映抗日戰爭正面戰場的國產電影，基數仍舊薄弱。其中質量最佳的，恐怕還屬2010年由八一電影製片廠拍攝的《喋血孤城》。

沈東導演參與編劇的這部非典型“主旋律”作品，以民國三十二年（1943）的“常德會戰”爲原型，戰役慘烈程度絲毫不亞於《血戰臺兒莊》（1986）與《鐵血崑崙關》（1994）的“八千虎賁守常德”的烽煙往事，在暌違公衆視野的半個多世紀後，終於以一種較爲真實和完整的面貌呈現在大銀幕上。

預算有限的《喋血孤城》雖未能完全展現那場震驚世界的大會戰從“外圍”“守城”“馳援”“巷戰”到“反攻”的全景，但電影以點帶面、多線並進的所有細節，均有史可查，有據可循。電影與史料貼合甚密的獨特質感，以及考據編排上的耐心與留心，歷經時間沉澱，尤爲透出一份本土製作罕有的厚重與紮實。

可以肯定的是，此等緬懷不管塵封多久，它都會指向未來。

二

在歷時52天（1943.11.2-1943.12.24）的常德會戰中，鎮守被日第11軍司令官橫山勇稱爲“重慶軍補給命脈所在”的湖南常德的中國軍隊，是代號“虎賁”的57師。

“虎賁”二字出自《尚書·牧誓》，喻指像老虎一樣勇猛的武士，象徵着軍隊的至高榮譽。電影在守城部隊這個特殊代號上做足了功夫，爲此還特地設計了一個橋段：想參與阻擊戰的苗族娃子二虎，自制了一個“虎賁”臂章，後被袁文康飾演的馮連長從衣服上撕了下來。

抗戰時期的中國軍隊，師級以上作戰單位會在臂章環節佩戴阿拉伯數字與英文組合的部隊番號，如29軍的臂章寫作“29A”，88師的臂章寫作“88D”。後爲保密起見，許多部隊又以漢字另起代號，有着“御林軍”之稱的74軍，便有“輝煌”部隊的稱謂。74軍歷經“上高大捷”後，軍長王耀武爲紀念戰果、激勵傳統，於次年令下轄所部更新了代號，51師爲“前矛”，57師爲“虎賁”，58師爲“激揚”。

像57師這般將特殊代號直接文上臂章的例子，在當時雖比較少見，但也還是存在的。如戴安瀾200師的臂章，是一塊秋葉海棠形的中國地圖，藍底的圖案中央書有“貳”的白色漢字。

時任57師師長的，是戰前升任陸軍中將的黃埔一期生餘程萬。這位還曾畢業於番禺師範、中山大學和陸軍大學的文武全才，由於軍校畢業後在“槍指揮黨”的國民革命軍中從事政治工作，所以相較74軍的兩任軍長——俞濟時（黃埔一期）和王耀武（黃埔三期），資歷最老卻混得最差。

餘程萬判斷戰事前景時，神情凝重

對此前未遇大仗的餘程萬來說，守常德是歷史留給他的機會，結合此役過後餘的晚年蹉跎（在香港家中被綁票，在警匪交火中身死），守常德亦稱得上是這位職業軍人一生中最高光的時刻。但在歷史的當時，餘程萬的想法是“堅守”，而不是領袖電令的“死守”。

在“一將功成萬骨枯”的慘烈代價面前，餘程萬放棄了揚名立萬的殉道機會，背離了儒家傳統的成仁倫理，他在最後僅剩300餘人的局面下違令突圍，爲“虎賁”留下火種，自己卻以待斃之身坐上了軍事法庭。若非常德百姓與一衆將帥極力具保，餘程萬的下場定如長衡會戰時因嶽麓山失守而棄守長沙城的第4軍軍長張德能一樣——難逃一死。

餘程萬守常德的特寫鏡頭

三

餘程萬之所以最後要撤，是因爲戰事對守城方來說確實太過艱難。

時至今日，位於常德市武陵區青年路的“陸軍第七十四軍常德會戰陣亡將士紀念坊”上鐫刻的那幅“孤軍浴血千秋壯，公墓埋忠萬姓哀”的輓聯，遠不足以再現8315名虎賁僅剩83人生還的減員慘狀。

雖然縱觀整個常德會戰，中國軍隊投入兵力達21萬人，日軍投入兵力則是10萬人，但具體到常德城下，則是一場8千國軍對抗3萬日軍的死戰。這裏可能要簡單解釋一下，真實抗戰中雙方本就不成比例的戰力問題。

民國二十八年（1939）第一次長沙會戰後，第九戰區司令長官薛嶽以此役爲參照，在致蔣介石的密電中稱，“我平均6個師可擊破敵1個師團”。中國軍隊1個師兵員爲9600人，日軍1個師團兵力爲22000人，戰力之比約爲2.3:1。而日軍的作戰計劃，則是直接以1個大隊（相當於營的建制，除去大隊部、機關槍中隊和大隊炮分隊外，約有780人）對抗中國軍隊1個師。

結合中國軍隊壓制型火力薄弱、陸海空協同能力缺乏、後勤補給遲緩、兵員素質低下（尤其中後期）等問題來看，抗日名將宋希濂那句“1個日軍士兵的單兵作戰能力相當於7-8名中國士兵”的推論，則無論如何不能視爲無稽之談。以上結果，是裝備、訓練、運輸、綜合國力之失，亦是教育之失，國民素質之失。

即便於一場戰事而言，像57師這樣的中方精銳本有扳回局面的能力，可攤上過於懸殊的人數劣勢，理論上的可能便徹底成爲不可能。因此反推，虎賁將士孤軍浴血的奮勇，無疑更生一層壯懷激烈的意味。

四

八千虎賁之所以淪爲孤軍、困守孤城，乃是中方中了日軍指揮官橫山勇的聲東擊西之計。

日本防衛廳的戰史記載，常德戰役於日軍的首要目的，是“牽制中國軍把兵力轉用到緬甸方面，以策應南方作戰”。而在橫山勇的眼中，農業條件優越的常德，是中方不可不保的穀倉，就如英媒《新聞紀事報》形容的那樣——日軍是爲了打好“中國飯碗之戰”。

在《喋血孤城》裏，電影有兩處伏筆潤物無聲地呼應了中方長官部誤判日軍作戰意圖的史實真相，一處是馮連長未婚妻婉清的那句“五月鄂西會戰，常德虛驚一場，我不跑了”，一處是戰壕巡察途中，副師長向餘程萬轉述的戰區司令部的判斷，稱橫山勇此次捲土重來，兵鋒非指常德，而是要報鄂西一箭之仇。

影片開場爲了襯托戰前氛圍的波詭雲譎，在表現餘程萬的擔憂與疑慮時，還加了一個慢放加黑場的特寫，如此非常態鏡頭的運用，恰有畫龍點睛之功。

常德鏖兵前，中方實際已經察覺日軍的集結舉動，只是對其真正的進攻方向難以判斷。且第六戰區的主要職責是拱衛陪都，上下更擔心日軍對常德只是佯攻，實際是要沿長江直撲重慶，因此對常德未加戒備。及至日軍大部快馬加鞭、不加掩飾地對常德完成合圍，長官部纔對局勢如夢初醒。

囿於上峯的戰略誤判，常德外圍的兵力部署相對虛空，各部隊被動應戰，傷亡慘重。

在常德的天然屏障德山，原本負責守衛的是第63師的188團，第六戰區司令長官孫連仲留給該部的任務，是掩護57師及連通第九戰區的進援。可恨的是，188團團長鄧先鋒僅抵抗一晝夜，便攜家眷私自出逃，致使57師與外界聯繫完全中斷。

據原57師老兵吳榮凱回憶，188團有個副營長當時沒走，有二百多人跟他一起留下，戰死在德山失守的最後一刻。《喋血孤城》沒有遺漏這位下級軍官的凜然大義，給了這位姓名難考（片中姓趙，老兵回憶姓張）的英雄多處特寫，算是差強人意地告慰了英靈。

“《喋血孤城》沒有遺漏這位下級軍官的凜然大義，給了這位姓名難考的英雄多處特寫”

城郊的另一場激戰發生在河洑山陣地，57師171團2營500餘人，在數倍於己的日軍包圍中堅持了4天4夜，自營長阮志芳以下全部殉國。

電影有處橋段，畫面從57師師部的沙盤圖紙直接切入河洑山的戰地實景，範雷飾演的阮營長不緊不慢地在槍炮聲中喝水，直到日寇臨近時才猛地撂下茶缸，把一杆“中正式”架在工事上。此節並非編劇在故弄玄虛，它凸顯的正是“虎賁”在戰場上的絕對自信。

“畫面從57師師部的沙盤圖紙直接切入河洑山的戰地實景”

進犯常德的日軍第3師團、第116師團，都曾是74軍的手下敗將，57師官兵更是直接稱日軍爲“紙老虎”。由於侵略者普遍射術優秀，一般的中國軍隊進行阻擊時，總會出現士兵因緊張而提前開槍的情況，很少有部隊敢像57師這樣把日寇放近了再打。至於放近到什麼程度，據親歷者回憶，直到我們的戰士能看清敵人鑲的金牙。

日軍對河洑山守軍的地毯式轟炸特寫

就像電影表現的那樣，爲了拔下這顆“硬釘子”，日軍動用山炮與飛機對河洑山陣地進行了地毯式轟炸，不少守軍被活埋在炸翻的掩體裏。關於阮志芳的成仁，《喋血孤城》設計了一個死於白刃戰的特寫——隨着少校身體逐漸向下塌陷，最後的咽喉據點即告失守。

“隨着少校身體逐漸向下塌陷，最後的咽喉據點即告失守”

老兵吳榮凱則聽聞，阮的遺體被發現時渾身遍佈彈孔，犧牲前曾大呼“師長，自力竭矣”。次年常德修建陣亡將士公墓時，由於河洑山守軍的屍骨腐爛嚴重，只得就地掩埋，因此皆未入葬。

電影裏的“虎賁”連長馮葆華雖是虛構人物，但這個虛構形象在“八千男兒血”的忠勇敘事中，卻有衆多整營、整連的真實死節做支撐，因而血肉俱全。至於與馮連長並肩作戰的獵戶後代二虎，既代表了歷史上參與抗戰的湘西人民，又隱喻着那些承載民間國殤的戰爭親歷者。

袁文康飾演的虎賁連長馮葆華

五

《喋血孤城》有處劇情曾遭人詬病，即在緊鑼密鼓的戰事中爲馮連長安排一段感情戲，似乎有些違和。

然而，此節並非僅爲體現衛國者在“丈夫許國，不必相送”這組矛盾中的責任，它依託的其實是會戰的真實史料，而那位新婚赴死的歷史原型，則是自願留守的57師169團團長柴意新（黃埔三期、炮科）。

當年的12月1日，就在中美英三國在埃及簽發《開羅宣言》、確定共同對日作戰的當天，日軍將太陽旗插上久攻不下的常德城頭。與此同時，在巷戰中寸土必爭的“虎賁”殘部，實際無人能預知未來之希望，卻也無一人投降，或是後撤一步。

電影戲劇性地呈現了常德的失守：固守城垣的169團將士在毒氣彈的作用下喪失抵抗，戴着防毒面具的日本兵魚貫而入，並朝這些中國軍人的後背補槍。

日軍用毒氣攻入常德城

縱觀整部侵華戰史，日軍罔顧國際法用毒氣打開局面，實屬家常便飯。第一次長沙會戰期間，守衛新牆河的第52軍12團的三四百名官兵，就全部在中毒後被突入陣地之日軍刺死，侵略者連槍彈都未曾耗費。或許是由於刺刀場面過於血腥，電影將此節設計爲槍殺。

真實歷史上的柴團長，實際犧牲得更爲壯烈。

巷戰最後階段，未突圍的“虎賁”向日軍發動逆襲，時年33歲、結婚僅7天的柴意新率隊衝入敵陣，頭部中彈後當即殉國。民國三十三年（1944），國民政府追贈柴意新爲陸軍中將；1985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批准柴意新爲革命烈士；2015年9月3日，78歲高齡的柴將軍之子柴陵華，受邀從四川南充赴京參加抗戰勝利70週年的大閱兵。

左二爲柴意新之子柴陵華

六

“彈盡，援絕，人無，城已破”，這是餘程萬在苦守無援中留下的絕筆。《喋血孤城》有多處情節反映了餘師長渴望援兵的焦急心緒，對於彈盡糧絕、獨木難支的常德守軍來說——中國軍隊是否已在外延完成對攻城日軍的反包圍——無疑是件過於殘忍的命題。

若將常德攻防戰看做是歷史的A面，B面背後的歷史同樣觸目驚心。史實真相是，並非無人向“虎賁”施救，而是以逸待勞的日軍對中方增援早已分別應對。僅在馳援常德途中，隕落的中國將星就多達3位，如此慘烈局面，着實令人不忍卒讀。

時任第73軍暫編第5師少將師長的彭士量（湖南瀏陽人，黃埔四期），是常德會戰中犧牲的第一位將軍。

在石門前線，73軍遭遇日軍優勢兵力分割包圍，彭士量在突圍戰中自告奮勇地爲全軍殿後，被敵機掃射命中，倒地後尤怒目疾呼，“大丈夫爲國家盡忠，爲民族盡孝，死無憾矣”。待到裝殮時，隨從又在彭將軍胸前口袋裏發現早已寫好的遺囑——“餘獻身革命，念年於茲，早具犧牲決心。”

距離彭士量犧牲僅僅過去6天，一位川軍少將又在陬市殺身成仁，他是第44軍150師師長許國璋（四川成都人）。

彭士量 許國璋 孫明瑾

面對日軍兩個師團、一個聯隊和空中力量的合圍，裝備落後的150師在半天之內遭遇毀滅性打擊，許國璋一面激勵兵士“多打死一個敵人，就多爲常德城守軍增加一份力量”，一面親臨火線督戰。將軍重傷暈厥後被警衛誤以爲陣亡，抬上渡船後撤，醒來時發覺餘部皆已潰散，且通訊不明。許國璋性情剛烈，悲憤之下便奪過衛士佩槍，飲彈而亡。

最後一位在馳援途中殉職的少將師長，即爲擔任第10軍預備第10師師長的孫明瑾（江蘇宿遷人，黃埔六期）。

孫明瑾所部奉薛嶽令從衡山開拔後，一路翻越山林池沼，以兩倍於平時的急行軍速度星夜兼程。在常德以南的馬跡塘，負責掩護友軍攻堅的預10師接連遭遇強敵伏擊，屍橫遍野，孫明瑾向戰區司令部發去電報——“打到一兵一卒亦向德山方向突進。”是役，日第3師團師團長山本三男對預10師這種吸引火力、自尋犧牲的打法感到莫名震撼，將之稱作“不要命的師”。

在距德山東南30裏的趙家橋一帶，預10師再遭日軍夾擊，孫明瑾親自帶隊衝鋒，遭機槍掃射身亡，死前喝令左右“貫徹命令，達成任務”。此後，預10師副師長葛先才、參謀長何竹本均在接過指揮權後負重傷，參謀主任陳飛龍在同日軍肉搏中犧牲，全師8000多名將士，突圍生還者僅300餘人。

“戰前全城的5000餘所建築，戰後僅剩5幢房屋堪爲完整”

七

12月3日凌晨，日軍以“減員一萬”爲代價攻佔了一座瓦礫無存的血城，戰前全城的5000餘所建築，戰後僅剩5幢房屋堪爲完整。橫山勇一面震駭於部隊的受挫，一面忌憚於中國援軍的合圍，連戰場都未及清理，就將主力撤出常德。

及至張靈甫的58師在9日完成光復，常德僅被日軍佔據6天。會戰結束後，常德市民發現，昔日繁華的城市幾乎被兩軍屍體阻塞，“有的是刺刀相互捅着胸腹，倒在一起，有的被戰刀砍得支離破碎，有的被炸彈炸得腦漿迸裂，肢體不全”，最終大墓合葬，只找到了5703具殘缺不全的遺骸。

在《喋血孤城》中，我們同樣能找到關於戰火、殘城、濃煙與積屍的特寫，“常德城內森森骨，俱是我族盡忠人”。

張恨水 《虎賁萬歲》

民國三十五年（1946）年4月，當時國內的文壇大V張恨水在北平完成了以“常德保衛戰”爲原型的長篇小說《虎賁萬歲》，在這部中國文學史上首部軍事紀實小說的序言中，常被歸爲“鴛鴦蝴蝶派”的批判作家留下了這樣的文字：

“我寫小說，向來暴露多於頌揚，這部書卻有個例外，暴露之處很少。常德之戰，守軍不能說毫無弱點，但我們知道，這八千人實在也盡了他們可能的力量。一師人守城，戰死得只剩八十三人，這是中日戰史上難找的一件事，我願意這書藉着五十七師烈士的英靈，流傳下去，不再讓下一代及後代人稍有不良的印象，所以完全改變了我的作風。”

參考資料：

《楚天雲-第六、九戰區抗戰紀實》.1997

《長沙大會戰內幕全解密》.2005

《二戰軍服全記錄》.2006

《虎賁萬歲》.2008

《抗戰中國軍隊輕武器史料》.2009

《發現另一個湖南-抗戰紀》.2009

《我的抗戰》.2010

《號角Ⅴ》.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