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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初，徐根寶率領的中國國奧隊兵敗馬來西亞吉隆坡，“橫下一條心，一定要出線”的口號也成了笑話。那屆國奧隊號稱最強一代，擁有郝海東、范志毅這些日後中國足球的標誌性人物。吉隆坡兵敗促成了年底紅山口會議的召開，在中國改革開放的關鍵年份裏，足球職業化改革的序幕也正式拉開。

那一年，13歲的肇俊哲在接受記者採訪的時候，說自己看到中國隊失利感到很遺憾，

“我今後要好好練球，要把中國的足球事業衝出亞洲，走向世界。”

也是那一年，比肇俊哲小一歲的鄭智，和瀋陽少年足球隊的一批小球手，被選去參演了一部電影《球迷心竅》。電影裏，飛奔的鄭智說了一句臺詞，

“我要當球星”。

從那時候起，兩個都成長在著名的遼寧“大院”的足球少年，就走上了完全不同的兩條道路。

鄭智小時候學習成績很好，小升初時以第一名的成績考上了瀋陽重點中學34中，那時候父母對他的要求是成爲藝術家、科學家。他在練了兩年網球以後，因爲一次教練出差的機會接觸到了足球，不過直到10歲父母才下決心讓他去學踢足球。

1998年肇俊哲就從遼青隊上調到遼足，但鄭智卻沒有這麼幸運，因爲遼青隊和商毅的官司，作爲“固定資產”的鄭智有一年時間無球可踢。2000年冬天，他只能以編外人員的身份跟隨遼寧隊訓練，鄭智說過，那是段“不堪回首的歲月”。

但也多虧了這段不堪回首的編外歲月。在體制約束的鬆動下，鄭智纔有了選擇自己命運的機會。

2001年鄭智被遼寧隊以350萬元的價格掛牌出售，自稱全國唯二懂得鄭智價值的朱廣滬（另一個是國奧主教練霍頓）把他帶到了深圳，決心以“齊達內的標準”打造鄭智。

第二年鄭智就成了最年輕的中國足球先生。當時鄭智正在巴林打比賽，聽說消息後激動的睡不着。不過那一年中國足球最大的新聞自然是參加韓日世界盃，作爲中國隊主力後腰的肇俊哲離成爲民族英雄只差一個門柱。

參加世界盃是鄭智足球生涯的一大目標，他的另一大目標是留洋。所以2004年當健力寶拖欠球員數月工資和獎金的新聞曝出後，鄭智就跑到德國柏林赫塔參加了試訓。

甚至在還沒有確認可以去德國的時候，鄭智就搬空了全部家當，停掉了深圳的手機號碼。即便在深圳踢了四年球，鄭智也沒有在深圳買房買車，他想的是隨時可以離開。後來在被問到爲什麼要離開深圳時，鄭智說過自己無法適應南方的氣候。

後來我們都知道，他在離深圳僅140公里的廣州踢了8年球。

不過當時因爲非歐盟外援的名額限制，鄭智沒能加盟柏林赫塔。知道已經留不住鄭智的深圳隊選擇將他掛牌出售，摘牌的是山東魯能，價格是當時創紀錄的850萬。魯能是當時中超公認體系最完善，管理最好的球隊，一度有“中國皇馬”之稱。鄭智自己也說，“如果不能出國踢球，到魯能絕對是最正確的選擇”。

只是據說那時候山東魯能主教練圖拔的第一選擇其實是肇俊哲，但遼足始終不肯放肇俊哲離開，後來肇俊哲解釋“如果我爲了個人利益放棄了培養我的球隊，我心理上很難接受”。

“心理上很難接受”。

這可能是很多中國運動員在邁向職業化過程中，共同的心理門檻。如果是在一個市場化、職業化足夠成熟的市場裏，爲球員成長買單的是資本和企業，球員只需要在每份合同期間盡到每份合同的義務，不需要有任何道德愧疚。你看剛剛輸了 NBA 總決賽的詹姆斯，今年夏天說不定都要上演“決定3”了。

但在中國，像肇俊哲、鄭智這樣的運動員，雖然從事的是在中國相對職業化的足球運動，也多少是喫過體制的飯的。體制的束縛未必總是冰冷、強硬的，有時候其實是無形、內化的，甚至千絲萬縷的。確定一箇中國運動員能否成爲一個職業化體育明星的，不僅是競技水平，更多是職業生涯裏那一個一個“心理上很難接受”的選擇。

所以雖然鄭智在魯能的生涯爭議不斷，甚至發生“口水門”這樣的事件；在魯能之後他終於在查爾頓圓了留洋夢，3年後又在凱爾特人成了踢不上球的留洋成員。但在不斷的試錯之後，他遇上了 2010 年尚在中甲的恒大，能以30歲的年齡接住3年1050萬的合約，和高喊“衝出亞洲，爲國爭光”的許老闆一起，在5年內拿了兩個亞冠。

而肇俊哲甚至沒有機會踢一場亞冠比賽。2011年遼寧隊進入亞冠但最終退出，逼得當時做亞足聯代理主席的張吉龍說他們“目光短淺”。不光亞冠，爲遼足效力的19年裏，肇俊哲連一個冠軍獎盃都沒有碰過。

兩個足球少年，一個用19年時間成了遼足的精神象徵；另一個從開始就擺脫了體制的約束，自由地追逐市場化和職業化的熱土。

鄭智最近“夢圓百場”。足協給他搞了件100場紀念球衣，國家隊官方微博曬出了紀念海報，《人民日報》更是直接稱讚他“彰顯爲國爭光正能量”，一時間光環加身。

而肇俊哲已經在前年退役。退役時接受《足球報》記者採訪，被問到如何評價鄭智，只比鄭智大一歲的肇俊哲說，“他在人生每一個節點，都做出了對自己最好的選擇，對自己前途發展最有利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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