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小微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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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兵的那会儿，哪有便装？武装部的会议室里，脱得像只泥鳅。城里的孩子还有条内裤，农村的孩子连内裤都没有，换上军装，然后把身上的便装让爹妈带回去。

后来考上军校放了寒假回家探亲，穿着四个兜的涤卡军装，还有皮鞋，美得。串亲戚家都把大盖帽戴好了，要军容严整。亲戚朋友们不觉得别扭，自己更觉得骄傲。

怎么会别扭呢？当兵到了部队，就应该穿军装，不穿军装叫什么军人？一家人下馆子也是穿着军装去，没觉得有啥问题。

当然，那是20多年前的事情，那时候军人连身份证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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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条令说军人非因公外出，应着便装的时候，我已经是少校。

虽然那时候很多军人已经有了穿便装的习惯，至少是下边穿着军裤，上边脱了军装上衣外套，再罩上一件夹克衫，也就是后来说的“军便混穿”。这种穿法一度暗流涌动地流行了差不多10年。

有人说别小看了“军便混穿”，实际是思想认识领域中不小的变化，反应了军人们既对军人身份的不舍，也渴求个人空间和私人身份。

但条令的修改还是让很多军人们感觉到不舒服，今天上街不穿军装了，为什么啊？职业化吗？军装成为工装了，下班就脱？

以至于后来还有媒体出来解释，说“应”着便装的“应”字，不是强制要求，而是提倡。

但事实上，这种提倡迅速蔓延开来，没有人穿军装上街，火车改了高铁，连穿着军装当联防队员的人都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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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不能穿军装上街的问题，这些年在军人群体里一直没有停止争论，各有各的道理，只是制定者可能确实没有想到，一个导向性的政策出台，就真的被军人如此顺水推舟，如此自觉的执行了，突然之间街上看不到军人了。

同样关于不准用手机的规定，为什么却三令五申执行不下去呢？嗯，要思考。

从这一点来说，不管政策上怎么宣讲，但至少当年这个政策出台也算是顺应了人心，否则不会一呼百应。

我记得当时很多一线部队的兵出门买便装，才发现自己当了几年兵后，除了军装，穿什么便装都像借别人的，怎么穿都挡不住那满身的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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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是这样的，满满地就习惯了。

后来，出门换便装已经成为了日常。单位为了适应新的条令，在办公室里给每个人都配备了一个衣柜，每天下班的时候，从上到下换个遍。

每当这个时候，我就会想起当新兵在武装部一楼会议室换军装的场景。那时候天天宣讲，听多了法理上确实没有错，军装属于正装，职业装，私人活动、非公场所是应该少穿。还说不穿军装是和国际接轨。再说，你穿着军装多少会让人感觉到别扭，别扭的人多了，自己也会别扭。

我记得那年回家过年，第一次没有穿军装，但是带了一身军装在包里。见面我舅问我：你打算转业了？

我舅参加过抗美援朝，我给他的旧军裤天天穿着。

第二年回家，我连军装都没有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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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看美军的宣传视频，不对啊，不是说美军职业化程度很高，军人休假都不穿军装吗？咋又这么多的视频，比如美国大兵穿着军装回家休假，走到门口了给亲人一个惊喜。或者大兵们乘坐民航，空姐们给他们免费升级头等舱，全飞机上的人都给他们热烈鼓掌！

咋我们不穿了，人家却又穿上军装了呢？那时候我就想，莫非我们被带沟里去了？

后来出国参加维和行动，才发现其实每个国家都不一样，有的国家军队周末在营地里全穿便装，也有的始终是全副武装，各自按各自的规矩和文化来，没觉得谁是对的，谁是错的。

从文化的角度看，军人穿军装的频率，跟军人在所属国家的地位有很大关系。直白地说，穿着军装能加分，大家都愿意穿军装。反之，那就不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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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新的内务条令，宣布军人可以穿军装上街的时候，我坐在文化局的办公室里，已经泡好了茶。手机推送了这条消息，仍然让我一声叹息。

记得脱军装的时候，妻子问我，你当兵20多年，有什么遗憾吗？我说，我好想穿着军装回家过一次年。

妻子是懂我的，拿了1000块钱给我，你留一套军装做纪念吧，就说丢了，咱赔钱。

是的，我退役的时候，需要把所有的军装和军衔标志全部上交，说是新的军服管理规定是这样的。我留了一身，跟单位说军装丢了，我赔钱。

从那一天开始，我就会特别的留意，大街上穿军装的人会不会多起来？但是从五一看到十一，好像军人们已经习惯了穿便装的年代，除非在“军人依法优先”的窗口前看到那个红色的本本外，改观不大。

我经常会把那身藏下来的军装取出来看看，打打灰，然后又放回去。我这个年龄，恐怕若有战，也不会招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