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姐姐張愛玲的光環與盛名之下，弟弟張子靜則籍籍無名。

　　黃逸梵看不慣張廷重紙醉金迷，醉生夢死的生活，於是選擇出國，去尋找新的未來。於是，兩個孩子的童年，只能在奶媽的身上尋找母親的溫暖。

　　張愛玲和弟弟年幼時在天津曾度過一段快樂時光，弟弟張子靜長得俊美，大眼睛，長睫毛，小嘴巴，他卻沒有姐姐那麼出色，比如不如她堅強，不如她聰明，讀書也不如她好，甚至，身體都不如她好。張愛玲這樣說弟弟：“他妒忌我畫的圖，趁沒人的時候拿來撕了或是塗上兩道黑槓子。我能夠想象他心理上感受的壓迫……我比他會說話，比他身體好，我能喫的他不能喫，我能做的他不能做。”

　　弟弟是張愛玲的玩伴，是她的粉絲，她也喜歡弟弟，把他當個小玩意。後來她在回憶中不無留戀地提及這段生活，形容那個家裏有一種“春日遲遲”的空氣。母親從國外歸來，他們家從天津搬到上海，對於這一轉瞬即逝的美好時光，在張子靜的回憶裏，也說是“何等風光”。

　　後來父母離婚，繼母孫用蕃進門。張廷重和孫用蕃，一個清朝遺少，一個豪門剩女，搭檔成一對癮君子，整天在臥榻上吞雲吐霧，逃避現實。原生態家庭的缺陷使姐弟倆就像羸弱的小草，隨風飄曳，他們在這個感情冷漠，毫無生氣的家裏苦苦掙扎。

　　一次，父親又被繼母挑唆，在飯桌上打了張子靜耳光，怯懦的張子靜並沒有反抗，張愛玲心疼的哭了。刻薄的繼母竟然笑着說：“咦，你哭什麼！又不是說你，你瞧，他沒哭，你倒哭了！”

　　張愛玲丟下碗衝到浴室裏，對着鏡子，咬着牙說：“我要報仇。有一天我要報仇。”可是，此時的弟弟早就忘記了捱打的事情，已經在陽臺上快樂踢球了。以後的張子靜也是這樣，經常選擇性失憶，這是他經歷苦痛後的自我保護方式。

　　而張愛玲個性倔強，生性敏感，睚眥必報，也是因爲捱打事件，她和父親繼母鬧翻，搬到母親家裏生活。

　　夏天的時候，弟弟也來了，髒兮兮的，還帶着一雙籃球鞋，說他也不回去了。然而，母親黃逸梵卻說，她沒有能力撫養兩個孩子。張子靜哭了，張愛玲也哭了。弟弟無奈，只好又回到父親那個清冷凋零的家。

　　和兒子相比，母親黃逸梵是偏愛女兒的，看到張愛玲十歲的時候還沒上學，黃逸梵不顧張廷重的極力反對，把張愛玲送進學校。張愛玲想去英國讀書，黃逸梵就給她請了英語老師。黃逸梵痛恨重男輕女的舊時觀念，對女兒關注多一些，她希望女兒接受好的教育，將來不受封建思想的桎梏。而張子靜呢，則一直在家裏跟着古板的私塾先生讀孔孟，沒有人問他要不要上學，更沒有人關心他心靈的傷痛。他是個被世界遺忘的孩子。

　　張愛玲從寄宿中學放假回來，聽家人講述弟弟的種種劣跡：逃學、忤逆、沒志氣，而眼前這個弟弟確實看上去很不成材，穿一件不甚乾淨的藍布罩衫，租許多不入流的連環畫來看，張愛玲比誰都氣憤，對於弟弟，張愛玲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

　　儘管父親反對張子靜到學校裏，後來還是送他去了上海的聖約翰大學，畢業之後，張子靜跟着表姐和表姐夫去中央銀行揚州分行工作，待遇不錯，足夠自食其力，但張子靜染上了賭博的惡習。

　　張愛玲成名之後，忙碌了很多，張子靜去看張愛玲，十次有九次見不到她。

　　張子靜曾與朋友創辦了一個報刊，向張愛玲約稿，張愛玲卻說:“我不能給你們這種不出名的雜誌寫稿，壞我自己的名聲。”

　　時間改變了一切，親情逐漸疏離。張愛玲閱盡人間繁華，看遍人世滄桑，逐漸變得無情涼薄。

　　張愛玲出國，也沒有告訴張子靜，張子靜從姑姑那裏得到消息，傷心的哭了。自那以後，他們再沒有見面。

　　張愛玲出國後，生活艱難，經濟窘迫，她的生計還需朋友幫忙才能勉強度日，對於親人，也自然疏於聯絡了。

　　張子靜終生未婚，和繼母擠在舊上海14平米的小房子裏，靠着微薄的退休工資寂寞度日。而正是那個讓他們童年陰鬱，怨恨至極的繼母，給了他顛沛流離之後的棲身之所。親人之間的恩怨，有時候沒有涇渭分明。

　　姐弟倆30多年沒聯絡，張子靜只能從報紙上了解姐姐的狀況。

　　1988年，有消息誤傳張愛玲已去世，張子靜經多方打聽，才輾轉與張愛玲聯繫上，她給弟弟的信寫道“沒有能力幫你，是真覺得慚愧。”“其實我也勉強夠用。”對於張愛玲的“無能爲力”，張子靜坦然接受，“姊姊待我如常人，總是疏於音問。我瞭解她的個性和晚年生活的難處，對她只有想念，沒有抱怨。不管世事如何幻變，我和她是同血緣，親手足，這種根底是永遠不會改變的。”

　　1995年，張愛玲辭世，她的財產一切留給宋淇夫婦，卻一分都沒有留給張子靜。

　　張愛玲去世後的第二年，張子靜也在他的居所寂寞離世。

　　令人嘆息的是，張愛玲和她的母親以及弟弟，都是晚年悲涼，孤獨終老。

　　在人類所有的情感中，親情或許是最複雜，最糾結，最難處理的了，滾滾紅塵，歲月無痕，唯有血濃於水的情是亙古不變的，生命短暫，人生不易，且行且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