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军：蜀中”访刻”记 原创： 一棹碧涛

寄荃堂

10月10日

侯军：蜀中“访刻”记

一个地方被众人神往，必欲亲临方遂心愿，自然有其不同寻常之处，或因美景或因美食或因名人或因古迹。旅游学者研究表明，越是经济发达、文明程度高的地域和人群，对旅游活动中的文化含量要求就越高，故而“文化旅游”日渐成为时尚，而“文化探秘”更成为文化旅游的亮点。

我并不喜欢追逐时尚，但对“文化探秘”却情有独钟乐此不疲。前不久，应四川新华集团之邀，去成都进行一次有关传拓文化的演讲。正事办完，当天晚上就与事先约好的三五好友，开启了一次向往已久的“访刻”之旅——此处之“刻”，乃刻石之谓也。只因早年读古书时，记住了元末明初大学者陶宗仪的一句话：“蜀之汉刻最多”（见《古刻丛钞》）。由此就在心底种下了一个牵念：要是能亲眼去看看那些汉刻，该有多好啊！此念久蓄心中三十年矣，今日略得宽余，又有师友同好相伴，焉能错过良机？

乘着夜色，我们悄然出发，直奔古雅州而去。

雅安寻碑

蜀中“访刻”之一

话说东汉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在“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上，有一条新修的栈道竣工了。这条栈道只有五十五丈，换算一下，还不足200米。但在当时却是一个了不起的大工程，人们要把这件大事镌刻在石头上，让后人记住这些修路人的功德。于是，一块不足一平方米的石崖被凿开磨平，工匠在上面刻下了52个当时流行的隶书字，其文曰：

蜀郡大（即“太”之古字）守平陵何君，遣掾（音院）临邛舒鲔，将徒治道，造尊楗阁，袤五十五丈，用功千一百九十八日。建武中元二年六月就。道史任云、陈春主。

这块刻在岩壁上的修路造阁（古蜀人称栈道为阁，非楼阁之阁也）的记录，从此就留在险峻崎岖的蜀道旁。星移斗换，风雨沧桑，慢慢的，新石变旧了，青苔滋蔓了，新栈道变成了古栈道，前行者换成了后来人……总之，这块题记很快就被岁月尘封起来，历经魏晋隋唐，不再有人留意。直到一千年后的南宋时期，才被文人们重新发现并引发热议——这是因为，宋代兴起了一股“金石热”，由欧阳修、赵明诚、李清照等北宋名人发轫，从北向南，浸润士林。及至南宋，搜求古刻，考究文字，更成一时之盛。于是，这块已被遗忘于荒山野岭一千年的东汉初年的石刻文字，顿时被奉为拱璧，它被定名为《何君阁道碑》（一说为《尊楗阁碑》），学者们对它的评价之高，可谓前所未有——

最早著录此碑的是南宋学者洪适（公元1117~1184），他在《隶释》一书中写道：“此碑蜀中近出，……东汉隶书，斯为之首。字法方劲，古意有余，如瞻冠章甫而衣缝掖者，使人起敬不暇。虽败笔成冢，未易窥其藩篱也。”

稍晚的娄机（1133~1212）在《汉隶字源·碑目》也记载曰：“建武中元二年立，在雅州。《墨宝》云：见于荥经县，以适邛莋之路也。出于绍兴辛未。”查“绍兴辛未”即公元1151年。这或许就是这块东汉刻石重回世人视野的大致年份。

此后，南宋学者凡研究金石碑刻之书，大多沿用洪适之说。此碑之拓片更为金石家所珍藏。而在诸家记载中，对后世影响尤为深远的当属洪迈的《容斋随笔》。洪迈写作《容斋随笔》时（1180年），洪适还健在，这两位洪姓学者的前后呼应，将《何君阁道碑》的知名度推向了巅峰——洪迈在《容斋随笔》卷六写有专文论及此碑的“建武中元”纪年；十七年后（1197年）他又写了一篇《建武中元续书》（见《容斋四笔》）继续他的研究。在这篇《续书》中他写道：“近岁雅州荥经县治之西，有得蜀郡治道记于崖壁间者，记末云，建武中元二年六月就，于是千载之疑，涣然冰释。予观何君阁道，正建武中元二年六月就。袁君所言荥经崖壁之记，盖是此耳。”从这条笔记透露出来的信息看，洪迈直到这时才亲眼见到《何君阁道碑》的原拓，至于他是否真的亲临荥经崖壁去观碑，则语焉不详。不过从语意看，他是听一位袁君转述的。因此推断，他多半是没有去过，毕竟在古代，山高水远，蜀道艰难，要去岩壁间亲眼观碑，不啻是一种奢侈。学者们在各种著述中对此碑的论述，也多是依赖拓片。要知道，即便是原石拓片亦殊不易得，洪迈在《容斋随笔》写成十七年后，才见到原石原拓，可以想见，这个深藏于大山崖壁间的汉刻，在古人眼中该是多么珍贵！

然而，异常吊诡的是，这块不足一米的刻石在南宋以后的某个时间段里竟再度迷失，无觅踪影。据蜀中著名金石学家王家葵先生考证，此碑至晚在明代初年，就已淹沦失考。他举出一个可信的例证，就是明代著名文学家杨慎（曾撰写《金石古文》十四卷），曾多次途径川滇古道，还曾写诗吟咏《何君阁道碑》所在地九折坂，却与这块古碑缘铿一面。他在《丹铅余录》卷九中叹问：“《隶释》何君阁道碑，洪文惠（洪适）跋称其字画之妙。……云在雅州荥经县西，今不知尚在否？”

杨慎这一问，又跨越了四百多年。大山无语，那块汉刻依旧悄焉无声。直到2003年春夏之交，当地的一个教师在崖壁下的河水中游泳，偶然抬头仰望，在特殊的光影照射下，那块巴掌大的石壁反射出异样的回光。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爬上山坡，寻路而行，来到这片曾被打磨的岩石前，隐隐约约中他发现似有些字迹显现。于是，他向当地文管部门报了个信儿……

这真是一个石破天惊的大发现：沉埋两千载，失联数百年的汉代名碑，就这样在今人不经意的一瞥中，重回我们的视线。

汽车在平坦的公路上疾驰，盘山道虽有些令人目眩，但比起当年的蜀道已不可同日而语。行至烈士乡地界，远远看到路边矗立着一组解放军战士雕像。当地的朋友介绍说，这是为了纪念解放初期为剿匪而英勇牺牲的七位烈士而修建的。这也就是此地名叫烈士乡的由来了。如今，这座雕像又成了前来探访《何君阁道碑》的一个显著路标，因为古碑就 “悬挂”在雕像后面的那片山崖上。

如今，那块汉代摩崖刻石已被保护起来。我伫立在这块经磨历劫已显斑驳的古碑前，凝神仰视，思接千载。时间似乎凝固了，在那轻烟淡霭的背后，仿佛千百年来无数双睿智的眼睛也在随着我的目光，投向那苍岩漫漶的石壁。我在心中默念着：历代先贤们，晚生这厢有礼了，且让我来替你们看看这块曾令你们魂牵梦绕的碑记吧——此时此刻，我深感庆幸，毕竟我们要比洪迈、杨慎们都要幸运！

《何君阁道碑》的文献价值在于它是最早记录蜀道修阁情况的实物证据，也是对古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的信史记载，因而弥足珍贵。就其书法艺术而言，它是东汉早期隶书的典型书体，在从篆向隶过度时期具有不可替代的标志性意义。更重要的是，此次重新被发现，正可弥补近四百年来对此碑的种种误读误传——据说现今众多国家级文物机构珍藏的有关此碑的著录和拓片，很多都是明清翻刻乃至后人摹写的仿品。而今真身现世，不啻是重新填补了一个艺术史的空白。

雅安读碑，固然以《何君阁道碑》为首要，而此地名碑却非此一件。雅安博物馆所藏《赵仪碑》同样是汉碑珍品，此番专程前往欣赏，得饱眼福，也是一件幸事。而清代蜀都锡良所书的隶书巨碑《重修大相岭桥路碑记》，因雨天路滑，未得亲赴原址观碑，却从友人处购得原拓一纸，碑心高达2.6米，虽非良拓，却也足以想见其巍峨壮观的气势了。

芦山看阙

蜀中“访刻”之二

小时候读李白名词《忆秦娥》，每每为其煞尾两句而心醉：“西风残照，汉家陵阙”。不过，李白所写乃是当年“咸阳古道”两旁的“汉家陵阙”，如今已荡然无存了。今人若想亲睹汉阙的真容，只有越过秦岭，沿着蜀道来四川，因为只有这里还保存着真正的汉阙，一座是位于雅安的高颐阙，一座是位于芦山的樊敏阙。这两座汉阙都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迄今发现的保存最为完好的汉代陵阙。

李瑾站在汉阙下。

这两座汉阙几乎是同时建造的，高颐阙建于东汉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樊敏阙建于东汉建安十年（公元205年）。此次陪同“访刻”的书家好友欧阳福跟我们说，因时间所限，我们不能两者兼顾，只能二选一。我们说，客随主便，由他来定。他毫不犹豫地选了樊敏阙，因为此阙所在的芦山县乃是蜀中有名的石刻之乡，不仅有樊敏阙，还有大名鼎鼎的王晖石棺和东汉石刻馆，一举三得，何乐如之？

驱车赶到樊敏阙，已是傍晚时分。金色的夕阳软软地铺洒在土黄色的阙身，却为这沧桑古阙平添了几分神采几分辉煌。樊敏阙本为左右对称两阙，右阙早已颓圮无存，现存的左阙也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全部原有构件重新修复的。阙高5.1米，宽2.25米，壁厚0.92米，看上去虽不算多么巍峨，却很有几分庄严气象，这大概就是自古被称颂的大汉雄风吧！

汉阙局部。

全阙下有基座，中为阙身主体，上有斗拱重叠，顶层为阙檐和阙顶。阙顶上雕刻着一只雄鹰，嘴含绶带，这或许是主人身份地位的标识。最精彩的部分是檐下斗拱层的石刻组图，有人物有动物，形象生动，神态各异。友人介绍说，这里刻的是古代云南哀牢山夷人的神话传说“龙生九子”的形貌，人物情节都是连续的，也可以说是中国连环画艺术发端。“为什么樊敏阙会刻上古代夷人的神话呢？”我问。欧阳兄是行家，他解释说，因为樊敏这个人曾在云南作过官，史籍上有记载，说他当过三年永昌长史，汉代的永昌郡就是今天云南保山地区，那里是古代哀牢夷族的故地。阙上特意刻上那里的神话，说明樊敏在当地名声不错，而这些石刻也成为记录汉朝官员与边疆少数民族融洽相处的一个实证。我细细欣赏这些石刻，只见其造型古朴，手法粗犷，断非尽精刻微的路数，而是寥寥数刀，神情毕现，颇有古玉“汉八刀”的风致。我跟欧阳兄说，单是看看这些汉代浮雕，就已是眼福不浅啦！欧阳却拉着我去看阙角上的大力士，雕得力道十足。别处常见的力士多是背负重压，而此处的力士却是双臂托举，彰显出力擎天地的雄壮和坚忍。欧阳兄还指点我看斗拱正中的石雕，哦，原来那是汉代特别流行的西王母龙虎座的图案。我有些兴奋，告诉欧阳兄我收藏着一块汉砖，也是西王母龙虎座，跟这个石刻有异曲同工之妙。欧阳兄笑道，那砖一定是我们四川的，回头让嫂夫人给我拓一张收藏啊！李瑾当即答应，说只收藏可不行，还要请你题跋，参加《我拓我家》的展览呀！

在樊敏阙流连半晌，不知不觉，天近黄昏。欧阳兄说，咱们要抓紧去看王晖石棺了，我约了唐国富老馆长一直在那里等着，再晚过去就失礼了！我们一听，赶紧上车。唉，每当驻足于这些美好的古物面前，真会忘却今夕何夕的！

王晖石棺距樊敏阙不远。我们赶到时，唐国富老馆长已在馆门口等候多时了。我们向他表示歉意，他哈哈一笑说，我已经退休了，闲人一个，多等一会儿怕啥子么。主要是担心天一黑，你们就看不清爽了。

为一座石棺修建一座博物馆，我不知道在别的地方有没有先例。唐馆长说，我们这个馆，镇馆之宝就是一座石棺。棺主王晖是东汉的上计史。这个官职级别不高，是郡县属吏，但其重要性却非同一般，因为他是专责向上级机构奉上计簿的。汉代郡县有上计制度，是中央对郡国、郡国对属县了解下情、考察政绩、监督官吏的一种制度。换句俗话说，这是个能向上“通天”的角色。唐馆长风趣的解说，让我们一下子就明白为何王晖这个低级别的官吏，却能享有如此精美奢华的石棺了。

石棺浮雕——虬与螭。

王晖石棺说明牌。

石棺通身由整块红砂石凿成，长两米半，宽八十三厘米，棺盖及四壁均刻有精美的浮雕图案。盖首刻饕餮图，前面刻双门，门开一条缝隙，有一半身仙童正在迎候，左侧门上刻着隶书35字，是为王晖的墓志铭，记载了他的卒期和下葬日期。最精彩的是石棺左右两面的雕刻，左刻一虬，右刻一螭，这两种古代神话中的神兽，过去只在文字中见过，对其形象一直是恍兮惚兮，如今，汉代的石刻摆在那里，让你一目了然——虬，似龙非龙，有角有翅，形象威猛；而螭则似虎非虎，头部略小，利爪粗壮，动感十足。二兽皆曲身扬爪，长尾卷起，作凌空腾飞之状。我在这两尊石兽雕像前驻足良久，心想，古代汉人在它们身上寄寓了多少有待破译的文化密码啊！

王晖石棺发掘出土于1942年，一时间在抗战大后方文化界引起轰动。当时，郭沫若看到王晖石棺的拓片，立即被其雄健气势、生动造型和精湛刻工所震惊，曾挥毫题诗为赞：“西蜀由来多名工，芦山僻地竟尔雄！”并盛赞：“诚哉艺术足千秋”。

从王晖石棺步行不远，就到了东汉石刻馆。唐馆长对这里的一切都了如指掌，如数家珍。因为这个馆就是他在任时建起来的。他颇为自豪地说，若论汉代石雕，除了霍去病墓前的那些西汉石雕，就要数到我们芦山的东汉石雕了。能把这些散落荒野两千年的宝贝请进艺术殿堂了，我也就心安了。这么精美的汉代石雕，看看就养眼，想想就养心，我每次来看都会激动，瞧，多大的气场呀！

是的，一进展馆，你会立即被那些巨兽的强大气场所震慑：昂首挺胸的石狮，跨步前行的天禄，高与人齐的辟邪，还有从樊敏墓址移来的一对神兽，均刻有双翅，虎步扬头，身姿矫健。这两只神兽的细节刻画也很有趣，一只前爪按着蟾蜍，一只前爪抓着螃蟹。这当中一定隐藏着某种深刻的寓意吧！

樊敏碑。

樊敏碑说明牌。

石雕的大汉气象。

神兽与蟾蜍、螃蟹。

汉代石雕像馆。

在石像馆合影留念。

真没想到，在小小的芦山县竟拥有如此精彩的汉代石刻，随便哪一件作品拿到全国去都是一流水准——难怪郭沫若说“芦山僻地竟尔雄”，如此看来，所言极是！

三台探墓

蜀中“访刻”记之三

四川盆地中部偏北的丘陵地带，在春秋战国时代曾有一个名叫郪（音妻）的小国。《太平寰宇记》载：“郪旧县在今县南九十里，临江，郪王城基址尚存。”秦时司马错伐蜀，郪地被划归蜀郡，设为郪县。历代沿革，变来变去，此地就演变成了今天的三台县。唯一不变的只有一条郪江，这是古郪国得名之渊源，也是哺育郪江两岸人民的母亲河。

就在郪江沿岸的山崖上，分布着许多人工开凿的洞穴，当地人称其为“蛮洞”。多少年来，不知其何时来，不知其何人修，甚至不知其为何物。直到1980年，当地文化馆的杨重华先生探洞调查，发现这是一些古代墓葬，有些洞内还保存着许多文物。这一发现立即引起四川省文物考古部门的高度重视，经过勘察，确认这是一个密集分布于郪江两岸的东汉古墓群，数量多达1600多座！

1996年，国务院将“郪江崖墓群”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后若干年中，文物考古工作者对这些崖墓进行了有限度有计划的发掘和调查，对大部分暂时还没有条件发掘的古墓也进行了登记和封存。由于这些崖墓地处偏远，江川山岭，逶迤盘绕，很少有人光顾。因此，外界绝少知晓。我甚至疑惑，这会不会是全国那么多重点文物中，最不为世人所知的一处神秘所在呢？

“文化探秘”就是要寻找这样的神秘所在。故而，我一到四川就与友人们商量，想要做一次“三台探墓”之旅。

好友欧阳兄退休前曾供职于文化机构多年，对崖墓的情况还算熟悉。他说，崖墓虽有千百座之多，但真正发掘清理过、可以进去参观的屈指可数，而且都在江边山崖等山野僻处。你们广东来的客人，向来忌讳多，大老远的跑去看墓，能行吗？我们说，没问题。欧阳兄一拍大腿，好，那就带你们走上一遭！

翌日，天蒙蒙亮，我们就出发了。一路驱驰，先抵达郪江古镇，在当地新修的郪王古城故址游览一圈。然后略作休整，便下了国道，走上了乡村公路。天刚下过雨，道路湿滑，转弯又多，不一会儿，就把我转得不辨东西了。

我们参观的第一座崖墓距山脚下的乡村公路不远，登山的小路也算平缓，没觉得太艰难，就上到了半山腰。洞门隐在丛林蔓草中，若没人指引，绝对找不到。洞口甚窄，进得洞来却顿觉开阔。打开照明灯，里边竟然雕凿出前厅、后室，两侧还有若干耳房，而且甬道连通，屋宇环接，有梁有柱，在梁柱相承处，皆刻出斗拱形制，宛若地面建筑的缩小版。尤其令人惊异的是，这些梁柱斗拱都是在一块大石崖上凿刻出来的！

梁柱斗拱都是在一块大石崖上凿刻出来的。上图中的浮雕为“狗拿耗子”。

有厅有房的墓室。

厨房。既像灶台也像洗手盆。

粮仓。

欧阳兄给我们讲解着：看形貌，这里应该是一个粮仓，这里是一个厨房。汉代人是视死如生的，墓中的一切设施，都要尽可能与主人生前一样。所以，在这里也安排得十分周到。这座古墓已发掘清理完毕，只剩下空空的石室。想象中，这些耳室、侧室、仓廪、庖厨等地，当初都是“设备齐全”的，如今那些用具均已作为珍贵的文物，被移到博物馆去了。

这座崖墓最精彩的部分，是左侧室的一座石棺，它从山岩上整体开凿而出，本是山体的一部分，却雕刻成一座有盖有四壁有底座的精美石棺。这种棺椁连着山体的形制，在考古学上叫做连山石棺。对我来说，石棺外壁的那两幅画像石浮雕，真让人惊叹古代工匠的鬼斧神工——石棺外壁的正中被掏出一个棺门，门洞两侧各雕出一凤一阙，形成左右对称的双凤双阙形制。这难道就是古诗中常说的“凤阙”么？我兴奋至极，干脆席地而作，与画面平视，借助照明灯的光亮，仔细观赏这些两千年前的艺术杰作：只见那两只凤鸟，左侧的一只已抬起一条腿，展开了双翼，正准备振翅高飞；右侧的那只则安然踱步，长长的尾羽高扬至头，悠然闲逸地展示着自己的美丽。双阙已然有些斑驳漫漶，但其外形与此前所见的樊敏阙基本相同，也是基座阙身斗拱檐顶各部齐全。洞内非常潮湿，轻触石雕，上面浸润着一层水汽。

白虎。

朱雀。

青龙。

我正在聚精会神地赏画，朋友提醒我，要节约用电，照明灯要是耗尽了电，这荒郊野外的连个充电的地方都没有呀！

我闻听赶忙起身，一出洞门，顿觉阳光刺眼，热浪袭人——原来身在洞中，却是一个清凉世界！

我们探的第二洞，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一个硕大的石雕头像和一面雕满刀枪剑戟的兵器墙。我当时猜想，这一定是墓主人的头像，他很可能是个武将——后来查了资料，才知那头像叫做魌（音七）头，是古时蜀地民间打鬼驱疫时所用的面具 ，并非墓主人的头像；而那一面墙的兵兰（这称谓也是后来查书才知道的），则说明这个墓主人生前确是个尚武之人。

魌头。

在魌头的下方，刻有两扇门，一仙人探首相迎。此前在参观王晖石棺时，唐馆长已给我们介绍过，这是汉代古墓中常见的“开门接引图式”，进得此门，就意味着亡灵升仙去矣。

这座崖墓里的雕塑作品，多为高浮雕，具有写实风格，且雕工也比较细腻，应属精工细作。整个墓室的前室、中室和后室以及各个侧室的顶部，均刻满精美的天花藻井，并装饰着花朵、垂瓜、龟鳖等动植物，当初应该都有彩绘，至今还依稀可辨残存的颜色。这从一个侧面显现出，修建这个大墓的应是当地一个财力雄厚的旺族。

出得洞门，我发现在洞门一侧挂着两块牌子，上面写着：“郪江汉墓群及石刻”，一块为四川省文物保护单位，一块为三台县文物保护单位。牌子上已青苔点点，锈迹斑斑。这说明，此地已很久无人光顾了。

后晌时分，我们来到了第三个崖墓。欧阳兄说，这个洞子是原汁原味的汉代石刻艺术馆，可能最合你的胃口。我迫不及待地钻进洞口，哇，只见满壁石刻，真是令人惊艳啊！

这个崖墓跟前面所看的两个规模差不太多，都有侧室、耳室、仓库、厨房，最大的亮点就是满壁的画像石刻。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树上跳的水里游的，真是生机盎然，满目生辉。我贪婪地欣赏着，同时也在心里努力还原其两千年前的形貌，那一定是雕刻加彩、五彩缤纷的。细细辨别，还能看出石刻上面残存的色块。在崖壁还有几处用朱砂写下的字迹——我后来查到考古人员写的勘察报告，得知这些题记对考证此墓的年代至关重要，写的是“元初四年九月齐公冢”，这就清楚地标示出该墓的建造年代是东汉安帝的元初四年，即公元117年，距今已1900多年了。

墓内浮雕“双兽”。

还是让我们来欣赏这些石刻艺术吧——那是古人尊崇的四灵：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因雕刻靠近洞口，风雨侵蚀，石质已有剥落；那是骏马，非常英武，也是剥蚀严重。深入洞内，有龟和蟾蜍，这都是古人眼中的灵物；一对仙鹤，交颈而立；旁边另一对仙鹤则两喙相吻，亲昵言欢。转角处，一对小鸟立于鸟架之上；内室里，有猴子攀援，有神兽行走，有兔子安卧，有双兽表演……欣赏着这些充满动感的石刻，仿若一步迈进了两千年前的动物园。

秘戏图。自上而下为：谈情、相邀、合气（卺？）。

最令人心醉的是，这里雕刻着一组难得一见的古人《秘戏图》，三组石刻，分别表现了墓主人的情感经历，先是谈情，继而相邀，最后合气。雕法写意，大刀阔斧，寥寥数刀，神形毕现。石刻历经千年，还留有清晰可辨的墨线和朱绘，描摹着人物的面部神态和衣纹飘拂，造型粗率却非常传神。

艺术史家常说，汉代的艺术“尚简”：一刀能定乾坤，绝不刻两刀。霍去病墓前的大型雕塑，常被用来作为这种艺术风格的典型例证。而在偏远的郪江崖墓里，我们再次目睹了这种极为简练且极为传神的精彩石刻。可见，一个时代的艺术风格足以影响深远并且深入民间——“大汉气象”一旦成为一个时代的审美风尚，就会无形中浸入这个时代的所有角落，形成一个民族的共同审美意识。眼前这些出自边远蜀地工匠之手的艺术品，无疑又给中华雕刻史增添了一朵奇葩！

洞外夜幕降临了，洞内越来越黑暗了，照明灯几乎耗尽了电能，我们不得不踏上归程。回望一脉山影，深感不虚此行。作为蜀中访客，我们一定还会再来“访刻”的——因为隐在大山深处的这些石头，实在太迷人了！

2018年8月20至27日，于北京寄荃斋

参考文献：

《玉吅读碑》王家葵著，四川文艺出版社2016年出版；（吅，今写作喧）

《雅安汉代石刻精品》，雅安市文物管理所、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编，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

《三台郪江崖墓》，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绵阳市博物馆、三台县文物管理所编著，文物出版社2007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