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工廠》裏，中美文化和制度差異是最被大家關注的話題。在多語境之下，我們都習慣用文化背景去理解經濟差異。但文化背景是什麼？一地一國的文化背景並非單一的，那麼當我們談論的時候，談論的是哪一種？爲什麼我們會喜歡談論“文化背景”？

縱觀一段時間以來關於《美國工廠》的熱議，中美文化和制度差異可能是最被關注的話題之一，在很多時候甚至都不是“之一”。

曹德旺談赴美辦廠：美國工會致效率低下，我有權反對。

不如，我們就此說開去。

實際上，在太多場合，也在多語境之下，我們都習慣用文化背景去理解經濟差異。比如，一家跨國企業不遵守當地文化背景就無法立足，一個地區如“美國硅谷”“中國義烏”缺少特定文化背景就不能崛起。而更經常被關注的，還是一個國家的文化背景。

文化背景是什麼？當人們用這個詞之時，意味着這個區域或國家範圍內的人們、企業都有相同的、統一的觀念和行爲方式，不然稱不上是“文化背景”。但是，文化背景是高度抽象的，於是通常人們不得不降低層次，用更具體的制度邏輯去理解行爲差異。

在傳統的經濟學思維中，市場被認爲可以消解一切文化的差異，無論是什麼樣的文化，有需求有交換就可以有市場。諸如制度經濟學或行爲經濟學顯然不會同意這一判斷。他們相信文化背景和制度環境會影響一個人、一家企業的選擇。

但是，這並非真正的問題，真正的問題是，一地一國的文化背景並非單一的，橫向上是多樣的，縱向上是多變的，那麼當我們談論的時候，談論的是哪一種？

美國經濟社會學家馬克·格蘭諾維特對此另有一番看法。無論如何談“文化”“制度”，其實都無法窮盡人們的經濟方式，而那些文化就像是一個工具箱，人們事實上會主動去選擇使用、迴避或應對哪種文化。

在坊間，馬克·格蘭諾維特被認爲是最懂經濟且距離諾貝爾經濟學獎最近的社會學家。他關心包括文化在內的社會結構如何影響經濟行爲，也關心社會自身的演進。今天我們摘編他的《社會與經濟》一書部分章節內容，雖有些苦澀，但只要去理解，就會明白這位經濟社會學家爲什麼既看重文化的影響，又審慎地使用“文化”。

而爲什麼我們喜歡談論“文化背景”？原因之一或許是，它是重要的，它會影響一家企業、一個經濟體的經濟表現，而事實上它之所以是重要的，恰好是因爲它不是一成不變的，是可以改變的，否則就陷入宿命論。不同經濟體之間需要不斷的交流意義也在此。

原文作者 | 馬克·格蘭諾維特

《社會與經濟》，[美]馬克·格蘭諾維特 著，王水雄、羅家德 譯，中信出版集團2019年3月版

01

一地、一國“文化背景”，誰的影響大？

在探討組織和產業“制度邏輯”的文獻中，地理空間偶爾會作爲這個或那個邏輯所在場所而出現。但是，許多學者如今更進一步把重點放在地理單位上，認爲它們纔是文化、規範和制度性差異的主要載體，這些差異塑造了經濟行動，也影響了該區域內的任何產業。

被說成是規制着經濟不同方面的規則複合體，往往與作者認爲其適用的條件範圍相對應，並由此獲得不同名字。

當該範圍是某種經濟部門、產業或“組織場域”時，這些複合體就被稱爲“邏輯”；當這種範圍是國家時，通常便以國家“文化”來命名其習俗；但同樣的論述也能在低於國家層次的地區水平上做出，所以我們也就聽到過區域性文化，有時是一國範圍內不同文化間的碰撞與對立，影響着不同地區的經濟績效。

意大利馬蘭歐尼時裝與設計學院。

雖然國家和地區的分析單位不同，但論證是相似的。兩個著名的例子是意大利的服裝和美國的高科技（信息技術）。正是在這裏，獨具特色的低於國家層次或地區層次的產業文化觀點被提了出來。對意大利來說，強調的是“第三個意大利”（既不是北意大利，也不是南意大利）的獨特文化和組織能力；而在美國，強調的則是硅谷與128號公路（馬薩諸塞州）相對的高科技複合體。

地區層次的模式之“硅谷”。圖爲電視劇《硅谷》（Silicon Valley Season2014）第一季畫面。

這其中兩個相對更爲成功的地區文化故事是，相互依存的小公司的網絡爲創新提供了更大的靈活性，也節省了機構內部研發所需的大量沉沒成本：廣泛的分包允許將成本外化給具有現代技術水平的設計者和生產者，而區域內忠誠和信任的網絡則中和了商業機密被出賣的風險。

地區層次的模式之“義烏”。20世紀末高速興起的中國義烏小商品市場。

但是這樣的敘述並不能解釋如何以及爲何不同地區的文化會有差異，以及這種差異的持久性如何。關於這種持久性，地區文化分析往往不像國家層面的分析那樣執着堅定。

許多學者指出，國家作爲整體有着獨特的文化，它們強烈地影響着經濟行爲和制度。如果“文化”的不同有此等功效，那麼我們就該將我們對規則和其他心智結構的討論推向更高層次的社會組織。

在這個更高層次上，我們將不得不再次關注超越於特定個體規則之上的、有一系列此類觀念的複雜集合體——我們將其表述爲國家“文化”的、一定程度上是凝聚在一起的思想集合體。

經濟理論並沒有明確地爲文化差異騰出作用空間，而是預測：只要是在一個允許市場可以不受阻礙地發揮作用的社會，只要給定這樣的經濟條件，就會有同樣的結果。

紀錄片《大企業》（The Corporation2003）畫面。

例如，在研究公司治理之類的經濟實踐時，人們就會看到這種觀點。儘管一些分析人士預計，由於“路徑依賴”

（其中一部分是由文化決定的）

，經驗上能觀察到的差異會持續存在；其他分析者則認爲，這種差異將會消失，因爲市場原則將收斂於一種最優的形式，這是文化差異所無法改變的。

有趣的是，收斂論者對“不同、連貫和強大的文化決定結果”的敵意，被社會學分析者所共享，儘管原因各不相同。

例如，安·斯威德勒（Ann Swidler，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社會學系教授）指出，“用於理解文化對行動之影響的主流模型根本上是具有誤導性的。它假定文化通過提供行爲的最終目的或價值來塑造行爲，讓行爲以之爲取向，從而使價值成爲文化的核心決定性要素”。

相反，她認爲文化是“運載意義的象徵性媒介物，包括信仰、儀式操作、藝術形式和禮節，以及非正式的文化實踐，如語言、八卦、故事和日常生活的套路之類”，而且她指出，所有現實的文化都包含不同和衝突的象徵符號、儀式、故事，以及行爲指導。

因此，與其說它是一個“統一的系統，將行動按一致的方向推進”，不如說它“更像一個‘工具包’或‘節目單’……行爲者從中選取不同的片段，來構造行動路線”。我們應該期待的是“我們切實觀察到的是活躍的、有時甚至是頗爲熟練的文化使用者”，而不是“文化木偶”。

因此，儘管理性選擇的、以市場爲基礎的觀點擱置了強大的內聚性文化，以徹底淡化其重要性，但文化理論家卻意欲把文化理解爲一種強大而複雜的影響因素，對那些有着特殊問題需要解決的行動者的行爲有背景性、決定性作用。

02

不瞭解一國“制度邏輯”，企業註定失敗？

人們通常設定的國家文化是如此抽象，將它們與實際經濟實踐聯繫起來的機制並不是顯而易見的。

應對的做法之一就是，將整個國家描繪成有一個獨特的“制度邏輯”。但與研究特定行業的組織制度主義者的用法不同，這裏的“制度邏輯”是指比任何特定經濟實踐更爲抽象的趨勢，而與抽象的國家文化調查相比，它卻更明顯，也更簡單地連接着此類經濟實踐。

例如，經濟學家莫羅·吉倫（Mauro Guillen）等認爲，各國有不同的“組織邏輯”，能爲“如何構建經濟組織”提供指導。他們指出，在一些國家，通過家族關係籌集生意資本是正常的；而在另一些國家，這通常被認爲是不恰當的過分要求。這樣的“邏輯”是“歷史發展的產物，深深植根於集體的理解和文化實踐中，且在不斷變化的環境中具有很強的適應力”。

他們把這種能力當作國家比較優勢的一種形式，並主張這種框架可以解釋爲什麼有些國家在特定的產業努力中更成功，而有些國家則不成功。

西班牙汽車組裝高度發達的同時，也有對汽車工業的反思。圖爲西班牙紀錄片《永不停歇：汽車夢》（Sobre ruedas: el sue?o del automóvil?2011）畫面。

他們分析了韓國、中國臺灣、西班牙和阿根廷（這四個地方都有着大量的汽車產業），並認爲這些地方的不同制度邏輯解釋了爲何韓國和西班牙在汽車行業組裝方面很強大，爲何中國臺灣與西班牙在汽車行業組件方面表現突出，以及爲何阿根廷在兩方面都狀況堪憂（所述爲1999年的情況）。他們認爲制度邏輯在這裏是非常重要的，並且斷言，如果政府政策忽視了制度邏輯，就註定會失敗。

國家制度“邏輯”的這種觀點涉及的是，在某些特定國家，私營企業傾向於如何思考公司和產業的組織問題。它還建議，政策制定者將如何與主要產業接觸、互動，並提供支持，同時表明如果沒有遵循盛行的國家“邏輯”，很有可能會導致經濟失敗。

弗蘭克·道賓經濟社會學作品《打造產業政策》英文原版（1994，劍橋大學出版社）和中譯本（2008，上海人民出版社）封面。

弗蘭克·道賓（Frank Dobbin）在《打造產業政策》（1994）一書中提出，爲什麼各國極有可能遵循自己的國家邏輯，因爲這一邏輯形塑了政策制定者思考問題的方式。他分析了從1825年到1900年法國、英國和美國鐵路產業構型階段的國家政策，並表明這實際上是一個控制條件下的比較研究，因爲鐵路技術在各國都是一樣的，但是邁向這一產業時每個國家又十分不同。

在法國，政治行動者認爲只有國家纔能有效地協調推進鐵路之類的新產業；在美國，聯邦政府尊重地方政府的權威，同時華盛頓又是“自由市場的裁決人”；在英國，國家主權被認爲是屬於精英個體的，因此產業政策首先是通過自由放任原則來保護個體公司，其次是積極地應對市場壟斷和政治力量。

道賓認爲，每個國家的政治歷史和傳統乃是產業政策觀念的根源。我們可以把這些傳統稱爲國家的“政治文化”，或者在其他表述中，稱爲這些國家的“制度邏輯”，這又可以追溯到歷史的環境中去。

法國主要鐵路線路圖。

在法國，正如亞力克西斯·托克維爾指出的那樣，法國大革命遠不是法國政治史上一個戲劇性的轉折點，而可被看作是經波旁王朝君主引入的“法國政治和經濟集中化”的延續。啓發式的中央計劃可以被看作是對啓蒙哲學的遵循，以及法國高等教育集中化爲精英的“大學院教育”的繼續，它們長期以來一直主導着政治和經濟生活。

在英國，政治歷史是由一羣顯要所創造的，他們在歷史的任何時刻都緊握權力。而在美國，政治歷史則是由13個獨立殖民地不無顧慮地結合起來而開創的，每個殖民地都嫉妒結合體的特權，進而建立了一個聯邦結構，其集中化面臨着巨大的困難。

03

文化背景也好，制度邏輯也罷，都無法說盡故事

制度邏輯和文化理解甚至可以比在這些情況下更加抽象，更脫離於覺察之外。例如，歷史社會學家理查德·別爾納茨基（Richard Biernacki）對17—19世紀幾個歐洲國家的紡織工業進行了調查，並得出結論說，英國和德國用了相當不同的方式來切實地構想勞動力商品的類型。

理查德·別爾納茨基作品《被構造的“勞動”：德國與英國，1640-1914》（The Fabrication of Labor）書封。

對英國來說，這是由市場售出產品所用工人物化勞動來度量的；而對德國人來說，它是勞動的實際數量，以撥用於工廠之中的實際勞動時間來度量。

他認爲，這種顯而易見的微妙差異，在這兩個國家的許多經濟學家和業內人士的筆下有着雖然含蓄但相當明確的闡述，廣泛地影響着工廠實踐，不僅影響着兩國諸如監督和薪酬之類的車間組織方式，而且影響着兩國更大的工廠環境。

十八九世紀的歐洲工廠。

別爾納茨基的案例研究的雖然是紡織或編織行業，但他認爲，關於“勞動是如何被構想”的差異貫穿於整個經濟之中。

我認爲，如果這是正確的，那麼思考勞動的兩種不同的框架就更多是觀念性和認知性的，而不是指定性和規範性的。它們不是形塑“事情該如何完成”之類觀念的心智結構，而是間接地運作着的，這與大多數關於規範的文獻中視“規範”爲“禁令”的典型做法截然不同。

它們自有其影響的道理，如果你以某種特定方式來設想勞動，那麼以符合這種觀念的方式組織薪酬和監督就更爲自然。所以推動力不是“什麼在道德上是合適的”，而是“什麼在認知上具有一致性”，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區別，因爲它要求運用一套十分不同的觀點來理解經濟結果。

此外，儘管別爾納茨基的觀點是由單一行業的實踐證明的，但它也從作爲分析單位的行業中擺脫出來，轉移到了對整個社會的文化分析中，擴展了文化設想對經濟活動的衝擊範圍。在這種情況下，其他的關鍵問題是，這種文化模式會隨着時間的推移能改變多少，它們始於何處，以及一個社會獨特的認知和文化歷史是否會改變它們出現、持續或消失的進程。

通過從分離的具體制度中轉移出來，從簡單地告訴人們應該或不應該做什麼的制度中擺脫出來，轉向更復雜的文化結構，轉向影響着“我們如何看待我們的選項和如何編碼我們的日常體驗數據”的文化結構，我們由此從決定論中掙脫，使“在相關的心智結構和行爲之間是否有一個簡單和直接的關係”更成問題，並開通了考慮人們的能動性之路。

任何關於文化模式或框架如何影響行動的主張，都需要包含一個更詳細的討論，討論這種因果關係是如何運作的，其確定性如何。

這導致了與心理學家“道德困境”實驗結論截然不同的主張，這種“道德困境”是心理學家強加給那些接受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掃描的人的。這樣的兩難困境的兩種可能選擇之間輪廓清晰、界定明確，而道德問題則居於前沿和中心位置，就像道德哲學家和心理學家所聚焦的著名的“電車難題”（Trolley Problem）一樣。

雖然個人在日常經濟生活中很可能會遇到一些這樣的簡單情況，但大多數實際的決策有着更多的複雜性，背景微妙，就此而言，隨之而來的不確定性是“哪套規則是合適的”。這讓我們再次回到了實用主義心理學家和哲學家提出的行動領域，在此，人們試圖找出要解決的問題，找出可用的工具和決策程序，並與即將到來的形勢共同發展、與時俱進。

儘管地區或國家層次的制度邏輯或經濟文化的觀點有其價值，我們的熱情也應因如下考慮而有所緩和，即它們的決定作用如何，它們對積極能動者的角色在多大程度上視而不見——這些能動者或許能創建某種在見多識廣的行動者看來貌似並不合理、與其所認爲的“邏輯或文化”不相符的“政策和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