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摘 要:導演刁亦男通過《南方車站的聚會》表現出了與當前中國藝術片作者不同的面相和趣味,他的電影觀念對於當前的中國電影創作是一種必要而有益的提示,我們對此應有敏感的把握,以判斷這一現象級影片的價值。問題的關鍵在於,《南方車站的聚會》和刁亦男無法被劃歸在現有的中國電影創作思維常態,它與現有的電影話語保持了相當的距離,這也是爲什麼筆者用“獨白”來形容此片的表達狀態。

《南方車站的聚會》:話語消散後的影像“獨白”

摘 要:導演刁亦男通過《南方車站的聚會》表現出了與當前中國藝術片作者不同的面相和趣味,他的電影觀念對於當前的中國電影創作是一種必要而有益的提示,我們對此應有敏感的把握,以判斷這一現象級影片的價值。在影片本身的意味和它被接受、傳播的邏輯之間,很可能存在錯位。電影文化工業包容的僅是這部影片的外延,它的內涵還需要在與多種話語的多次對話中得到顯現。

關鍵詞:《南方車站的聚會》 作者 “獨白”

在2019年中國電影的版圖上,《南方車站的聚會》應該得到格外的重視。這絕不僅僅因爲此片進入了第72屆戛納國際電影節主競賽單元,也不是因爲其導演刁亦男曾經獲得第64屆柏林國際電影節金熊獎的履歷。事實上,這些信息儘管有着重要的社會傳播效應,但對我們從電影的立場上接受此片並不必要,影片本身已經是影像的盛宴與迷宮了,而它的意味和價值則需要足夠多、足夠深的解讀才能更全面地釋放出來。它屬於那種令影評人渴望多次觀看、以求有所發現的影片,同時又是那種很難得出結論的影片,甚至會對發現本身的聚焦企圖造成某種虛點。筆者在看完此片戛納電影節首映後,上述感受尤爲強烈。

《南方車站的聚會》:話語消散後的影像“獨白”

《南方車站的聚會》劇照

《南方車站的聚會》與刁亦男上一部作品《白日焰火》有不少相同之處,最明顯的是二者都選擇了現實犯罪題材,前者在暴力呈現的形式方面甚至更進一步,其殘酷、詭異、濃重,彷彿在向暴力美學的趣味靠近。再如片中都有嬌小冷豔的神祕女性與男性糾纏,從而造就更容易爲大衆所接受的觀賞屬性和娛樂功能。作爲第一批看到此片的電影界重量級人物,美國導演昆汀·塔倫蒂諾的表達預示出影片上映後大批觀衆會有的感受:“我對這部電影有自己的疑問,但我看的時候不在乎了,不在乎主角會去哪,會發生什麼,也不急迫要看到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電影結束後到了第二天,那些問題不再困擾我了,我就是處於一種體驗當中。”1 觀衆越是資深,疑問就會越多。當然,觀影者如果能像昆汀那樣,既有理性的疑問,又能放下疑問,真的入戲,享受旅行,應當是最爲理想的觀影體驗。

所謂疑問,首先是來自劇情層面。影片裏有大量的案情、隱情,不過它們並不構成劇情片的情節,全片也沒有結構化的矛盾衝突。亟亟於此的觀衆會陷入迷惑,或許還會有人在觀影后努力而徒勞地去拼湊類型片的情節線索和行爲邏輯,但這就完全掉進了所謂誤讀的坑。這個坑不是刁亦男有意爲之,只能說《南方車站的聚會》出現在中國電影文化發育的現階段還是超前了。相比起犯罪片或懸疑片這樣的界定,用“秩序”來描述影片的主題可能更爲適切。劇中主要人物都在努力建立並使用某種秩序,正反各方的不同秩序對另一方而言都如同牢籠或者噩夢,於是彼此相互破壞着秩序,又一同不斷失去秩序,遭遇工作中的事故——影片裏,一名犯罪分子和一名警察都是騎着摩托車時出了事故。但秩序的迷思(myth)仍然頑固,事故過後,另一些工作者來到狼藉的痕跡或恐怖的遺留邊上,儘可能地再次使用秩序,有時候是擦乾淨血跡,有時候是拍攝一張合影,但痕跡和遺留已然在秩序邊上了。誠如英文片名所表徵的,這是一片“野鵝塘”,它被秩序造就,也被秩序遺忘;當秩序再次到來時,只會走向更深程度的無序。人類的秩序消散處,才感受到終極的秩序降臨。廖凡飾演的重案隊長在向同事們介紹這處“城中村”“三不管地帶”的環境(同時不也是文化語境嗎)時,他可能已經感到了某種失序的焦慮。

《南方車站的聚會》:話語消散後的影像“獨白”

《南方車站的聚會》劇照

影片對於性別的敘事也與秩序相關。片中的男性是秩序最頑固的擁護者,他們有力量和慾望,然後將力量和慾望秩序化。對於重案隊長,秩序就在案情線索和排兵佈陣裏藏着;對於胡歌飾演的通緝犯周澤農,秩序則在逃亡路線裏,後來也在自己的懸賞金額裏。然而,當一個女人來到隊長和周澤農身邊,並開始講故事,男性的秩序就不知不覺地消散了。女性的故事,實際上讓觀影者得以從日常經驗或常規故事中抽離出來,進入更加貼近世界真相的體驗。比如,劇情也是案情裏,各個人物間重重疊疊、犬牙交錯的合謀與欺詐何時開始、如何達成?又如何被不可控的客觀規律(另一種精神分析學的表述是 the Real)裹挾着奔向結果?這個過程裏,女性一直冷眼旁觀着,又一直收拾男人的慾望。桂綸鎂飾演的女子神祕兮兮,可能只是男性的錯覺;而她轉過一個街角就開啓另一個故事:她和周澤農心心念唸的前妻依偎着漫步街頭,手中鉅款正是周澤農的生命價碼。從秩序和男性的立場看,女性似乎成爲結論者(對於周澤農)與被結論者(對於警方)。但女性似乎拒絕結論,她們寧可行走在結論之後的無話語裏。這時,暴力和性的能量是消散了,還是在以另一種無法爲男性理解的方式積澱?廖凡的角色對謎底似乎有所瞭然,一如《白日焰火》結尾處他飾演的另一個男性警察角色,但這個新角色瞭然後的去向在《南方車站的聚會》中並未顯現。圍繞着此片的接受,會產生一些有趣的誤會,國外觀衆以爲中國觀衆會理解影片裏與現實生活相關的大量細節,中國觀衆認爲海外電影節評委們能理解影片的敘事和思想。在中國本土觀衆看完它後,他們的疑問並不比昆汀少。一方面,因爲影片裏的地域和語音會造成明顯的接受障礙,2 另一方面,正如昆汀所判斷的,“我覺得這是一部非常漂亮的作者電影”。這意味着,《南方車站的聚會》理想的接受者只可能是對“作者電影”這一概念有了解和興趣的少數觀影者。而即便是對“作者電影”有知識上的認識、對中國現實社會有經驗上的判斷、對當下中國藝術電影創作有學理上的瞭解,也未必能捕捉到此片的真身。一如影片裏周澤農的身體被擊倒了,而周澤農的心理依舊成謎。問題的關鍵在於,《南方車站的聚會》和刁亦男無法被劃歸在現有的中國電影創作思維常態,它與現有的電影話語保持了相當的距離,這也是爲什麼筆者用“獨白”來形容此片的表達狀態。

中國當代電影裏不以劇情爲主旨的創作也有很多,大致而言,一類傾向於真實寫實,如《地久天長》,一類傾向於隱喻形式,如《地球最後的夜晚》,更多情況下兩者交互爲用,如《風中有朵雨做的雲》。這些創作的面相差異很大,但其背後卻都有相對穩定、爲大衆熟悉的話語闡釋模式,它們所激起的疑問早有現成的答案在那裏等着。《南方車站的聚會》的情況則難有答案,它似乎也不在意答案。有一點是肯定的,《南方車站的聚會》不屬於現實主義的範疇,超現實主義纔是它的靈魂。這一文藝思潮誕生之初所推崇的以非現實感形式來否定現實的具體手法早已被放棄,《南方車站的聚會》反倒是在看似高度真實的圖景中真的超越了現實。俗豔而又時常故障的霓虹燈、狹窄彎曲而又時常泥濘的道路、倉促搭建於是又像毛坯又像草稿一般的建築羣落,以及生活在裏邊密密麻麻如螻蟻一般的人羣,似乎是這部影片饒有興趣細細打量的東西。東西太多太豐富,很多時候似乎有符號的屬性,卻又迅速從能指所指關係上逃離。如罪犯和警方都使用地圖(符號)來確定空間,抽象的線條色塊就在眼前鋪開,而一旦進入空間,身體的方位感卻很快消失在黑夜雨霧中,並無所指可以被發現。

劇情層面也如此,大量無名無姓的人們一直在忙着衣食住行喫喝玩樂,而又隨時可能出現在主要人物的運動方向上,聚集成團塊、流散成沙礫,男人大聲咒罵,女人號啕失聲,突然需要進食,突然勃發性慾,食色之際突然死亡。幾個主要人物的行動軌跡與這些人們並無不同,始終不在自己的預料和掌控之中,明確的目標和強烈的意志從來沒有達成。意志產生的目的似乎只是爲了滑向匪夷所思的別處,命運永遠不是以命運敘事(如古典主義戲劇美學)的方式存在,而且最要命的是,命運不是故意的,命運是否存在也並不確定。

《南方車站的聚會》:話語消散後的影像“獨白”

《南方車站的聚會》劇照

這樣來看,影片裏的人物——無論主次——就恢復到一種人類本原的狀態,人類的創造物也隨之呈現出與自然物相等的屬性。影片裏,那一片處於旅遊產業開發進程中的野鵝塘同時具備自然與非自然的雙重屬性,這片湖塘裏發生的性交易則既是生物的自然又是經濟的非自然。非自然既然存在,便也是一種自然。警方衝進景區倉促興建的動物園去追擊罪犯,老虎大口微張,聽着人類的槍聲,這個地球上不同生命形態共同出演的場面其實已經讓影片裏前前後後的所有事情徹底自然了。刁亦男似乎在用21世紀的電影實踐重回一種樸實的電影觀念,真正自然、真實、混沌。這種電影不需要邏輯,而自成邏輯;世界和人在電影中得以自在,本來如此,不需要解釋。一旦進入“三不管”的影像之城,敘事表意的符號系統也就理應失效。還需要指出,刁亦男並沒有刻意讓秩序和符號全然失效,它們其實如影片中的建築和自然景觀一般自在,空間隨時可以延伸出去讓人物逃逸,也隨時可以封鎖起來讓人物無處可逃。刁亦男——或者說他所營造的影像——對此並不在意。

刁亦男對中國民衆舞場的美學形式似乎有一種盎然的欣賞趣味。這一次他津津有味地突出了高黑科技的廣場舞鞋:在昏黑的空地裏3,羣衆用霓虹燈般的豔麗和閃耀踏出最時尚的舞步;殺機陡現,便衣警察從羣衆中脫穎而出,奔赴最後的沙場,高亮度舞鞋圍獵黯淡無光的兇犯。這個急速翻轉的場景應該被2019年中國電影的美學記錄下來,它跨越了多個年代、多個情緒、多個藝術風格,而其順滑的程度彷彿用指尖劃過最高端旗艦手機的觸摸屏。如果我們相信,一部影片對音樂史上作品的選擇和運用有時會泄露更多作者的心思,那麼《南方車站的聚會》中許多懷舊到情難自已、同時也被舞場編曲改造到令人難以容忍的年代歌曲是值得留意的。如那首《梭羅河》,先後出現了俗雅兩態演繹,筆者個人甚至覺得後一次多了。

行文至此,筆者已經不可能像昆汀一樣享受觀影的體驗了。本文似乎也已不可避免地陷入辨識和指認的解讀行徑。但既然生出這樣的自覺,筆者也願意在回應的工作結束之後承認本文的邏輯與影片存在並無“本質—現象”的二元關係。恰恰相反,此片最令人欣喜的地方,正是它沒有被社會學、倫理學、本質論等感染,作者得以專注於電影、人與物。太多時候,中國藝術電影作者的思索和表達被“我是作者”“我要表達”的強烈自覺意識壓倒,這帶來解讀的方便,卻又導致解讀的無趣。此次解讀如果有此自覺,就該學影片最後廖凡的角色,跟在令人生疑的女子後面,不去幹擾她們和它(影像)。這樣,庶幾可以重回解讀本身的樂趣。

《南方車站的聚會》:話語消散後的影像“獨白”

《南方車站的聚會》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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