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惯了偏安、逃亡的南宋政权，在面对着蒙古人铁骑时，再一次选择了南逃。

当陪都临安被蒙古大军攻破后，5岁的南宋皇帝恭宗被俘，南宋孤臣陆秀夫、文天祥和张世杰等人连续拥立了两个幼小的皇帝（端宗、幼主），成立小朝廷。一如当年宋高宗赵构面对金国铁骑，逃到富裕的临安，陆秀夫等人带着年幼的宋端宗逃往了当时南宋最富裕的城市——福建泉州。

据《宋史·瀛国公纪》载："德祐二年（1276年）正月，'封吉王昰为益王，判福州福建安抚大使，信王昺为广王，判泉州兼判南外宗正事'。"当时整个南宋就只剩下东南沿海一带还掌控在自己的手中，相比较于广东，当时的福建才是全国最富裕的地方。再加上福建多山的地形，能够充分利用地形的优势来抵挡蒙古骑兵。所以早在蒙古大军攻陷临安的前几年里，南宋皇室就开始了全员迁往福建的准备。可惜当临安被攻破后，年幼的宋端宗来到泉州时，摆在他面前的是已经准备叛变的回族商人蒲寿庚。

据《宋史·瀛国公纪》载："昰欲入泉州，招抚蒲寿庚有异志。初，寿庚提举泉州舶司，擅蕃舶利者三十年。昰舟至泉，寿庚来谒，请驻跸，张世杰不可。或劝世杰留寿庚，则凡海舶不令自随。世杰不从，纵之归。继而舟不足，乃掠其舟，并没其赀。寿庚乃怒杀诸宗室及士大夫与淮兵之在泉者，昰移潮州……十二月寿庚及知州田真子以城降。"

根据这段记载不难看出南宋末年，作为泉州城最有势力的回族商人为了自身的利益不惜残害对自己有扶持之恩的南宋宗族。当时蒙古大军攻破临安之后宋恭宗被俘，远在福州的赵昰随即被拥护称帝，史称"宋端宗"。但是蒙古的铁骑很快也追到了福州，宋端宗被乘着海船来到了当时的泉州港。

作为南宋的泉州市舶使蒲寿庚，依靠着南宋政府给予的权力，早已积累了一大笔富可敌国的财富。此时的蒲寿庚成为了当时泉州城的实际掌控者。面对宋端宗，蒲寿庚并没有表现出多大的欢迎，只是把宋端宗安顿在泉州城外的东海法石寺。

趁着宋端宗等人无法入城之际，蒲寿庚便与先前接触的蒙古使臣沟通，最后决定先保持中立，不帮接纳宋军，也不帮助元军。但是当时的张世杰为了筹集南逃的军船、军饷，下令掠夺了

蒲寿庚停靠在法石一带的商船，把这些商船及其上面的商品据为己有。正是这一举动，彻底激怒了商人出身的蒲寿庚。

本身就是色目（阿拉伯）商人后裔的蒲寿庚，自然是没有接受过儒家文化的熏陶。在他们的价值观里面就不知道什么是忠君报国，再加上商人的出身，面对着自身利益的受损。蒲寿庚想的不是这是在帮助君主，而是想着自己利益受损，一定要报仇雪恨。

因为追不上南逃的宋端宗、张世杰等人，蒲寿庚便对居住在泉州城内的南宋宗族子弟身上，史载："乃怒杀诸宗室及士大夫与淮兵之在泉者"。据统计在这场屠杀中，共有3000多南宋宗族子弟、淮军死于蒲寿庚刀下。屠杀之后，蒲寿庚一方面出于解恨，一方面想在新生的元朝政权争取政治利益，便叛宋仕元，献城降元。

德佑二年十二月初八，元兵由浙江抵泉州，蒲寿庚与州司马田真子献城降元。蒲寿庚降元之后，把自己所拥有的海舶交元军进攻残余宋师。元军将领董文炳率部抵泉时，擅解所佩金虎符赠蒲寿庚。不久之后元廷便授蒲寿庚为昭勇大将军、闽广都督兵马招讨使兼提举福建广东市舶。

在得到元朝重用之后，蒲寿庚便开始积极的协助元廷打击、拉拢反元的南宋势力。对于那些拒不投降的南宋军民，蒲寿庚利用自己的海船追踪打击。而那些反对意志不坚定的南宋军民，则选择了拉拢。比如推举原吉安知州庄弥邵、原刑部郎中庄弥大分别为肇庆路治中和广州路治中；对那些因故幸免的宋室宗室子弟后来也不再追究，甚至还授录为官。

正是因为蒲寿庚拒绝宋端宗入城，才导致了南宋君臣最终只得逃到荒凉的崖山，不得已之下殉国，也正是蒲寿庚软硬兼施的手段，击垮了南宋最后的抗元势力。可以说这个色目（阿拉伯）商人的后代因为其所作所为成为了压垮南宋政权的最后一根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