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圖是什麼？當代最著名的兩位地圖史學家哈維繼而大衛如是定義：“地圖是一種圖形表現，可以從空間上幫助理解人類世界的事物、概念、條件、進程或事件。”那麼，繪製地圖到底是爲了表達怎樣的歷史、文化和態度？模山範水，繪山畫海的動因是什麼？

繪製地圖的動因之一：繪出自己的宇宙觀與美感

地圖通過圖形表現，幫助人們“從空間上理解人類世界中的事物、概念、條件、進程或概念”。

隨着科技的發展，雖然可以看到某一街區的實景圖，但是，地圖仍然不能將所有的實際情況重現。對於海洋、天空中未知的領域，更是因未知而無法用地圖詮釋。

當我們看到古老的地圖，吸引我們的通常是其美學藝術，其中的文化意義需要深入研究和猜測才能得知。

所有早期地圖、個人手稿和印刷地圖都是獨立的作品，具有附加的地理和文化歷史維度。最初的地圖，寫意大過寫實。不管是古代兩河流域的古老地圖，還是中世紀的基督教T-O地圖，樣子都十分相似：有同心圓，有條形，有陸地，有海洋。在古代中國，也有着天圓地方的思想。

古代兩河流域地圖

基督教T-O地圖：三大洲與重要的水體

在古代兩河流域那幅古老的地圖上，中間的圓盤是陸地。陸地頂端是巍峨的羣山，幼發拉底河從這裏起源，流向東南。

圓盤左側，是所謂的海洋國家——Bit-Yakin。中間偏上方的長方形是“宇宙的中心”——巴比倫（蘇美爾語ká-di?ir-ra-ki，衆神之門），北部與今亞美尼亞（Urartu城或者Urashtu城）相鄰。

環繞在圓盤周圍的是“苦澀的河”（或稱爲“最初的海”），海周圍的小三角代表不同的島嶼（nag?）。無疑，這是古代兩河流域人們的思想體現，巴比倫就是世界的中心。

然而，在猶太人眼裏，巴比倫確是一座罪惡之城。只因爲猶太人曾被俘虜押送到巴比倫，這一被稱爲“巴比倫之囚”的歷史事件。

通過文字記載，可知兩河流域古地圖上，海的周圍一共有七個島嶼。很可惜，關於第一個和第二個島嶼的記載沒有保存下來。第三個島嶼被稱作“飛鳥航程結束之處”。第四個島嶼位於西北，是“比夕陽或星星更光亮之處”。

第五個島嶼，完全處於黑暗之中，被稱作“不可視物之處”，在那裏，黑夜連着黑夜，連太陽都看不見。這個島嶼，處在最北面，大概巴比倫人已經知道在北極有極夜的現象了吧！第六個島嶼叫“一頭有角的公牛居住並襲擊新入者之處”。第七個島嶼，位於東方最接近日出的方向，被稱爲“黎明出現之處”。

雖然我們試圖理解古代兩河流域地圖，並嘗試做出解釋，但是我們現在在圖書和世界各地的博物館中看到的古老世界地圖，原始意義多半模糊不清。某一歷史時段的世界地圖，即某一時代製圖者的視野，某一時代的目之所及之處。詩、書、畫對地圖的繪製是極端重要的，地圖是圖像和文字的融合，地圖具有展示與表現的功能，地圖不但是實用的工具，也是美觀的藝術品。

中國古代有一本地理書，《山海經》，既有文字也有圖。陶淵明看這本書，寫下了讀書筆記《讀<山海經>》。其中有這樣的句子： 泛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俯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

《山海經》圖文並茂，其文字也如同一幅徐徐展開的卷軸：南山經之首曰?山。其首曰招搖之山，臨於西海之上。多桂多金玉。有草焉，其狀如韭而青花，其名曰祝餘，食之不飢。有木焉，其狀如榖而黑理，其花四照。遺憾的是，其中插圖不復流傳，多爲宋人仿畫。

雖然現在的我們多把《山海經》當作神話，但是陶淵明並不這樣認爲。在他心目中，這是現實的寫照，是真實可靠的宇宙學知識。

《山海經》引起了詩人的共鳴，俯仰宇宙，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爲河嶽，上則爲日星。地理，與美學相連，正如劉勰所說：若乃山林皐壤，實文思之奧府。

如果說《山海圖》是《山海經》的附屬部分，那麼無獨有偶，在西方的中世紀，很多地圖作爲早期基督教書籍的附屬物而存在。在這些傳達基督教世界觀的地圖中，地理知識宗教文本信息的從屬。通過地圖所傳達的對基督教的解釋，要比地圖的地理準確性更爲重要。水手發現世界，教會學者繪製世界，在中世紀，教會抄寫員與世俗世界的司法書記員成爲教會學者與水手這兩個不同世界之間的中間人。

比如，藏在梵蒂岡教廷圖書館的《奧皮奇努斯·德·卡尼斯特里斯的世界》，就反映了繪圖者奧皮奇努斯對自己所信仰的基督教世界的思考。

這一首次由教會書寫員製作的地圖，體現了由水手繪製的地理信息準確的航海圖所帶來的影響。在這幅地圖中，非洲被繪成一個男人的形象，歐洲被畫成了一個女人的形象。代表歐洲人的女性的陰部則被放在了“邪惡的”威尼斯。

《奧皮奇努斯?德?卡尼斯特里斯的世界》

製圖由主觀走向客觀，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循序漸進的過程。隨着文藝復興運動的興起，托勒密的《地理學指南》開始改變歐洲人對世界的看法和繪製地圖的方法。這意味着在製圖領域，也從教會敘事轉向科學敘事。

《小托勒密》

然而到了文藝復興時期，地圖依舊首先具有美學價值。比如，15世紀裝飾精美的《宇宙學》首先是歐洲上等富裕階層的地位象徵，因其中含有基於古代資料的豐富多彩的地圖，可以滿足親王們爲自己的圖書館錦上添花的需求。畢竟，提高知識水平與豐富藝術收藏，都與直接生產活動無關，有大量閒暇時間從事此類活動，則意味着是不必躬親生產的貴族階層。

心形投影地圖

1534年，數學家奧文斯用心形投影法繪製了一幅世界地圖，十分精美，被獻給了法國國王弗朗西斯一世。同樣，球形儀是政治權力與宇宙知識的象徵，也常被一些貴族收藏。當然，它們不只是藝術品，也是教學、展示與理解新地理信息的重要工具，在爭奪政治主導權的外交競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正因爲古代技術的侷限，古代地圖是科學與藝術的融合，正因爲如此這些地圖成爲客觀與主觀並存的歷史。作爲反映某一時期歷史的資料與證據，它們是客觀的。而它們本身，又充滿製圖者的主觀意願，是一部部獨立作品。出於謀求利潤而製作的印刷地圖，更是有討好市場的考慮。山林皐壤，實文思之奧府，地圖之中，亦充滿世界的美學。

繪製地圖的動因之二：圖窮匕見，爲軍事與政治而繪

提到地圖，不得不提一個家喻戶曉的故事：荊軻刺秦王。《戰國策》記載了“圖窮匕見”的故事。

秦始皇接見荊軻時，見了仇人被斬人頭，又聽說燕國欲獻大片土地，十分開心。就在這時，匕首露出，秦始皇推倒荊軻，掙脫而逃，衣袖都撕斷了，圍柱追逐一番之後，秦王才知抽劍砍傷荊軻，衆大臣侍衛隨後用亂刀將荊軻殺死了。

圖窮匕見中的地圖，是燕國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地區，督亢的地圖。獻上城池地圖，就代表放棄了地圖上某地的統治權，放棄了抵抗，等於是讓別人來進攻和瓜分。

地圖對一個國家的安全極其重要，其他國家拿到了地圖，大軍進入，如入無人之境。南宋時的奇恥大辱，“靖康恥”，即將地圖交予金人。“金已計議定：可中山、太原、河間府南一帶所轄縣鎮以北周軍，分畫疆至。別有地圖，仍比至定了疆界。”

雖然失去城池十分恥辱。然而，中國和華夏卻都不是偏重地理的概念，而是偏重文化。“中國，禮義之國也。”夏，是指中道之國的人，懂得禮儀。三夏是指夏、諸夏、華夏。由諸夏到華夏，纔是大一統的境界。接受夏文化的，就不是夷狄。“夷狄進至於爵，天下遠近大小若一。”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人人皆可以爲堯舜。“入中國，則中國之”， 中國不是指國境，不是一個地理概念，是文化、思想、道德範圍。合乎中道，就是中國人，不論種族。

什麼是華夏？大居正，大一統，華夏，將夏華於天下，日月光華，日月以光華天下，這個範圍太大了。中國人常常講“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還講“天下平”，《中庸》中講“舟車所至，人力所通……日月所照，霜露所墜”，都是中國。《孟子》所謂“居天下之廣居”，即人所廣居之地，凡是天下有人住的地方，就是我們所守之處。“中國”是有包容的，不喜有界，主張無界。稱寰宇、稱天下，不說世界。

餘定國在《中國地圖學史》中說：中國地圖學史大都與中國政治文化史關係密切，此處政治文化指帝王與士大夫階級的制度與實踐，士大夫階級興起後協助帝王統治國家。士大夫是知識分子中的精英，他們是“勞心者”。

“勞心者”在人口比例上是很小的，比如，在12世紀末，全國的官吏約佔讀書人的五分之一，而讀書人不足全國人口的五百分之一。

由於士大夫自身所擁有的權力、影響力、地位和聲望，他們擁有極大的權力和大量的土地。他們集各種社會角色於一身，既是建築師、工程師、教師、行政人員，也是統治者。

其中，魏晉時期的名臣、地圖學家裴秀作《禹貢地域圖》，開創了中國古代地圖繪製學。李約瑟稱他爲“中國科學制圖學之父”。

《禹貢地域圖》是目前有文獻可考的最早的以疆域政區爲主的歷史地圖集，內容包括從古代的九州直到西晉的十六州，州以下的郡、國、縣、邑及它們間的界線，以及古國及歷史上重大政治活動的發生地，水陸交通路線等，還包括山脈、山嶺、海洋、河流、平原、湖泊、沼澤等自然地理要素。

裴秀在序言中著名的“製圖六體”，即分率（比例尺）、準望（方向）、道里（距離）、高下（高取下，取下爲水平直線距離）、方邪（方取斜，取斜爲直線距離）、迂直（迂取直，取直爲直線距離）。

當然，早期的中國地圖，有很多像山水畫一樣，如何區分山水畫與地圖是一個必須面臨的問題。

“若憑空寫意，或作重巒疊嶂，或作遠岫平林，隨意點染，不指名爲何山何水者，則爲山水。”

地圖之所以是地圖，就是要表示真實的地理事實，而不是想象中的或者沒有的地方。山水畫則可以有更多的想象。不過有多少藝術想象，也不好拿捏，還要針對不同的作品來判斷。比如，《萬里江山圖》更傾向於是山水畫，藝術作品，而不是地圖。中國古代的地圖，有很多是城池圖、河防圖、海防圖、水利圖，具有設計、行政、軍事功能。這些城池圖、水利圖等都是典型的地圖。

1850年的江防圖

19世紀20世紀初，許多外國人來到中國並記錄下自己的見聞。他們爲了讓國內的朋友們更好地瞭解中國，描摹一些圖畫來展示中國人的習慣和行業，並加以簡單的文字介紹，比如，英國維多利亞阿爾伯特博物館館藏的亨利·梅森編著的《中國服裝》，日本東北大學收藏的青木正兒編著的《北京風俗圖譜》等。畫下街頭見聞，並不算什麼，大家也喜聞樂見，要是畫地圖，那就是危害國家安全了。

北京風俗圖譜

1805年，清朝的一個衙門發現一封用外語寫的信件中有一幅地圖，經過調查，一位名叫阿德奧達託的意大利人，承認信件和地圖是他寄給教皇的。

他自稱地圖上的地名錶示中國天主教徒的分佈地區，因爲不同的派別，規定不一樣，所以用不同的符號表示不同的派別，這樣就可以知道各地區的中國教徒分別屬於什麼派別，以後教皇再派新的傳教士來中國就可以派遣可以接受的派別，避免糾紛的發生。

然而，當中國官員問阿德奧達託是如何得到這幅地圖時，他回答說：“這是西堂的一幅舊地圖，就在我任院長後，我在字紙簍中發現的。”中國官員不滿意這種解釋，如果真是在字紙簍中發現這幅地圖，阿德奧達託又如何看得懂地圖上的符號呢？

其實，偷畫地圖這種事更早就有。在1086年，有人曾上奏提醒中國當朝注意，高麗使節可能繪製中國相關的山川地圖，並將這類地圖情報交給北方的契丹。“熙寧中，高麗入貢，所經州縣，悉要地圖，所至皆造送。山川道路，形勢險易，無不備載。……”

如今，我們去一個陌生的地方，要先看地圖，才能知道路怎麼走，不至於迷路。古代兩國交惡，可能發生戰爭，當然要了解對方的地圖了。

西方中世紀的世界地圖中，對於現代人來說，應該是很難讀懂，因爲其中包含了很多神祕元素。裏面的怪人在現實世界中並沒有對應物，許多古城也都已經淪爲廢墟。比如倫敦《聖詠集》世界地圖中有亞歷山大大帝建造的巨牆與鐵門，牆外是可怕的食人族，他們是喫人肉喝人血的反基督徒的追隨者。

在西塞亞，有絕大的獅鷲格里芬折磨着那裏的人們，“這種瘦長的生物是一種長着四條腿的鳥，是最好鬥的捕食者。它們生長在世界北端的高山山坡上，那裏的高度令人目眩。它們的身子如同獅子，並且長着翅膀以及鷹的腦袋。它們尤其喜歡攻擊馬匹。它們有一個習慣是將人撕成幾塊，還能用利爪將一羣牛撕成碎片，公牛在它們面前如山羊般弱小。”

倫敦《聖詠集》中的世界地圖

當然，並不是所有的西方地圖都是如此獵奇。拿着那些用概括的方式描繪真正的城市、山川、河流的地圖，一個活在中世紀的人也可以計劃一次前往羅馬、耶路撒冷的朝聖之旅，還可以重走聖雅各之路。

而拿着這些記載城市中重要名勝及其附近公共中轉站的地圖，再加以測繪，或是直接拿到城防圖，無疑可能會被加以別有用心的軍事用途。

不管西方還是東方，繪製地圖自然不會缺乏軍事戰爭的動機，戰爭帶來的掠奪，無疑是快速積累生產資料和財富的方式。而繪製地圖，可能是出於政治需求，西方畫地圖的人可能是神職人員，統治階級，還有可能，是探險家。爲了謀生、獲利，願意冒險的人去探索新的出路，比如去開闢新航路，繪出海洋圖。然後，這些又被有閒階級買下，通過此路線進行掠奪和貿易。

繪製地圖的動因之三：爲了黃金與榮譽，打開貿易之門

《馬可波羅行紀》中寫道：“我在東方看到了噴油的泉，可以燃燒的石頭，用輕巧的紙張來做的貨幣……”“（日本）君主有一大宮，其頂皆用精金爲之……宮廷房室地鋪金磚，以代石板，一切窗櫳亦用精金。”

這如何能不激起西方人對東方的嚮往？

到了15世紀末，在不同的皇室支持之下，西方的大航海時代終於來了。雖然此前，中國的明朝也曾有鄭和下西洋的偉大事蹟，但是因之後的海禁，中國的官方航海水平停滯不前。雖然現在我們大多認爲中國以“天朝上國”自居，不知外國如何。但是其實並非如此，國家與民間，是不一樣的認知體系。曾經許多日本的漂流民得以還鄉，都是得益於中國的商船。

在大航海時代開始至塞爾登地圖出現之前，來自中國的地圖常常引起西方航海家的重視，他們覺得，自家出產的航海地圖好像不甚準確。比如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薩利斯船長几次在日記中提到航海地圖，抱怨它們不準確。

中國是航海家們非常向往的地方，來自東方的地圖，出於實用目的抑或是商業目的，都會被好好研究。那一時期，東方學研究改變着歷史學和法學所有領域研究的準則，掌握亞洲語言成爲知識分子的前沿技能，乃至越來越多歐洲國家將之列爲必修課。

《塞爾登的中國地圖》

一個著名的中文海圖是塞爾登“地圖”。塞爾登地圖（約1608年繪製）約以1： 4750000比例畫成，有着令人驚歎的精確性，尤其在海洋輪廓方面，繪圖師的視角令人好奇。研究員不經意發現的圖背面線條，揭示了這個謎團：繪圖師是依據海圖中的航線數據，先繪製航線，此後在周圍填充海岸輪廓。所以，歷史學家認定塞爾登地圖其實是一個航海路線圖。

中國官方不重視航海，航海高手在民間。西班牙、葡萄牙、荷蘭、英國卻不是如此。他們鼓勵航海家和水手們探索未知的領域，繪製新的航線圖，並將其作爲機密，不能透露給其他國家。以防其他國家來進行貿易競爭或發動軍事攻擊。例如，“自1510年起，西班牙貿易部受此指示，對通往西印度羣島的地圖和航海圖嚴格保密。”

有人說，世界歷史從葡萄牙開始，正是葡萄牙人的大航海，才使得世界成爲一個如此緊密的整體。葡萄牙的建國和崛起靠什麼？靠航海。航海靠什麼？靠地圖。

葡萄牙在15世紀進行的大西洋探險和1415年對休達的征服標誌着葡萄牙成爲海上強權的開始。其後，葡萄牙開始大力發展航海學校，以及加強地圖學的知識。在一個世紀後，葡萄牙終於成爲歐洲首個打通往印度航線的國家。迪亞士，瓦斯科·達·伽馬，爲西班牙國王服務的斐迪南·麥哲倫等一位位創下了不朽的航海歷史。

1502年的“坎迪諾世界地圖”被譽爲葡萄牙製圖史上的珍珠，它遵循了波特蘭海圖的傳統，包括羅盤玫瑰、羅盤方位線和用於確定距離的比例尺。赤道、南迴歸線和北迴歸線首次在航海圖上被標記出來。

更爲重要的是，這幅地圖首次描繪了由《託德西亞里斯條約》所確立的分界線，將世界分爲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勢力範圍。

《託德西亞里斯條約》是兩大航海強國西班牙帝國和葡萄牙帝國在教宗亞歷山大六世的調解下，於1494年6月7日在西班牙卡斯蒂利亞的小鎮託德西利亞斯簽訂的一份旨在瓜分新世界的協議。

條約規定，兩國將共同壟斷歐洲之外的世界，並將穿越當時已屬葡萄牙的西非佛得角羣島，與哥倫布最早“發現”的美洲古巴島和伊斯帕尼奧拉島連線中點的經線，作爲兩國的勢力分界線。這條被稱爲“教宗子午線”的經線，位於西經46°37'附近。葡萄牙得到東邊的大洋，而西班牙得到西邊的部分。正是這條分界線，使得巴西成爲葡萄牙語地區，而拉丁美洲以西班牙語爲官方語言。

坎迪諾世界地圖

葡萄牙人卡布拉爾，在1500年到達了巴西，並第一次進行實質性的勘探。爲了慶祝他誕辰500週年，葡萄牙還發行了專題硬幣，將他的頭像印在硬幣上。

然而，歷史證據表明，卡布拉爾並不是第一個發現當今巴西地區的歐洲人。如今，在巴西西北部的委內瑞拉發現了羅馬硬幣，這些硬幣大概來自代被風暴帶走的船隻。西班牙和葡萄牙，是大航海的先行者。雖然他們較好地履行了《託德西亞里斯條約》，但是這一條約漠視了其他歐洲強國的權利，在英格蘭、法國崛起後，遭到抵制。

每個國家，都對自己的航海圖保密，想要獨佔在某一海域行駛的權利。同時，他們還尋找法理依據。

比如，荷蘭東印度公司爲應對與葡萄牙、英國的貿易爭端尖銳而激烈。荷蘭人格勞秀斯著《海洋自由論》一書，爲荷蘭的利益擴張提供理論依據。主張海洋無主，任何國家的船隻，出於開展貿易的需要，可以在所有海域中自由航行。而英國人塞爾登受此觸發，著《海洋封閉論》，它主張海洋爲私有財產，國家可以佔有。這兩種觀點爲現代國際海洋法奠定了基礎，即既承認海洋自由又允許合理管轄。不得不說， “精明的算計和強詞奪理，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簡明的侵略和毫無限制的暴力，成爲衆所公認累積財富的最佳方法。”

在大航海時代的背景下，中國也不得不學習西方先進的繪圖知識。康熙皇帝曾經請三位傳教士測繪長城地區的地圖，並令他們繼續測量全國。

“沿途他們常常觀測太陽子午線的高度，他們觀測每一羅盤方位，小心觀測山頂的差異和偏角。”總體看來，正如同歷史學家卜正民所說，地圖不單單是地圖本身，而且是它所繪製的那個時代的世界，是與地圖密切相關的那些人的故事。無論東方還是西方，人們的繪圖技術影響地圖的精確性，世界觀則決定地圖的呈現方式。地圖，是世界觀的呈現，是感性與理性的交織，科學與藝術的融合。

《歐洲地圖裏的世界文明史》

到了18、19世紀，世界地圖的地理信息越來越準確，開始爲科學與政治目的服務。有了準確的地理信息的幫助，各帝國的邊界與殖民地能夠展現得更爲精準。隨着19世紀的到來，製圖學被用於支持有明確地理邊界的單一民族國家，以及這些國家的可以追溯到地理大發現時期的帝國主義殖民政策。那麼，現在呢？在未知的海底和未知的宇宙，誰會掌握主動權，測繪得最爲明晰？

參考資料：

1、（美）餘定國：《中國地圖學史》，蔣道章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

2、（加）卜正民：《塞爾登的中國地圖》，劉麗潔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

3、（加）卜正民：《縱樂的困惑：明代的商業與文化》，方俊等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4年。

4、（加）卜正民：《明代的社會與國家》，陳時龍譯，合肥：黃山書社，2009年。

5、（日）松浦章：《明清時代東亞海域的文化交流》，鄭潔西等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年。

6、（日）松浦章：《中國的海賊》，謝躍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年。

7、（日）松浦章：《清代華南帆船航運與經濟交流》，楊蕾等譯，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17年。

8、（芬）馬里奧·T.努爾米寧：《歐洲地圖裏的世界文明史》，北京：東方出版社，2019年。

9、張麗玲：《卜正民〈塞爾登的中國地圖——重返東方大航海時代〉評述》，《海洋史研究》，2016年7月，第9輯。

10、劉向：《戰國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11、沈括：《夢溪筆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12、Wayne Horowitz，Mesopotamian Cosmic Geography. Eisenbrauns Winona Lake, Indiana: 1998.

13、Emma Helen Blair, ed., The Philippine Islands, 1493–1803 ,Cleveland, Ohio: 1903.

14、Frances Gardiner Davenport, ed., European Treaties Bearing on the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Dependencies to 1648 , Washington, DC: Carnegie Institute of Washington: 1917.

15、Lunde, Paul (July–August 2005). "The Coming of the Portuguese". Saudi Aramco World. 56 (4). Houston, Texas: Aramco Services. Archived from the original on 31 October 2014. Retrieved 30 October 2014.

16、https://en.wikipedia.org/wiki/Pedro_%C3%81lvares_Cabr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