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後海北沿38號
詩人田間
田間夫人葛文寫給作者的信
作者與田間合影
西廂房外景
田間寫給作者的信
洪鐵城
1.
連自己也弄不明白哪根筋無意中碰了下，難得到北京不去看看相識幾十年的摯友、師長，竟然決意要去宋慶齡故居附近，尋找失聯三十多年的後海北沿一個小四合院。
11月的北京，早上寒意已濃。4日6點半，有薄霧，走出安德里北街原四川石油賓館沒多遠，老天不給面子，小雨，只好返回。
5日藍天白雲。上午10點半要辦事，此前有空檔，定下再去找找。小周告訴我，去北海1.5公里，不遠。輕裝出發，從安德里北街左拐到六鋪炕二巷，與匆匆的上班族及上學孩子一起穿行於川流不息的車子空隙，一直往南來到安德路，走得氣喘吁吁。有人說，找宋慶齡故居得右拐沿安德路一直往西，過德勝門再……我蒙了，這哪是1.5公里？唉，誰叫我非要找這個小四合院呢？倘若已經在舊城改造中拆掉了，那不白折騰麼！時間不多了，攔下的士，轉來轉去把我拉到德勝門內大街的橋頭說，你下去自己找吧，對不起了！
在西海南沿路前行，看到了宋慶齡故居指示牌，左拐向北走是後海北沿，懸着的心放下一半； 來到宋慶齡故居大門口，懸着的心落實了，我要找的地方就在這附近。後海鑲着幻影般華麗的金邊。幸好奇形怪狀的高樓沒有瘋一般地在此拔地而起，這裏沒有一丁點城市日新月異帶來的慌張陌生。浸泡很久的記憶湧上腦海，記起了要找的小四合院是38號——往前沒錯，左轉沒錯，進入衚衕沒錯——似曾相識。看到後海北沿52號，過了，怎麼是甘露衚衕？於是往後找，又往前找，怪了，找來找去不見38號。問了好幾個行人，都說不知道。最後看到兩位穿黑色制服的又問，回答見過37號39號，不知道38號在哪！怎麼回事？此處沒有一點兒的大拆大建，飛又飛不走，藏也藏不起，怎麼會找不到？
不死心，退回甘露衚衕口重新找。右側有個巴掌大的小攤，擺着老酸奶，我喜歡，要一瓶。請問後海北沿38號在哪？有個不太老的女人應答: 在後邊——有人住着吶！您咋知道？住這裏幾十年了，咋不知道！我興奮得差點跳起來，急忙吸完酸奶。引個路好嗎？她把披着的外衣穿好，帶我轉兩個小小右彎止步說: 斜對面，門口停着幾輛小車的就是。
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斷斷想不到後海北沿後面，還有一條平行的後海北沿！很窄，正在施工，不知修下水道還是修路面。
往前二十來米，就是38號！兩扇紅漆小臺門依然如故，只多了一副春聯; 門當上有“詩”“風”兩字，特切合主人身份，不知是原有的，還是後加的；門外面立着一大一小兩棵歪脖子榆樹，記不起是不是原先的；一長溜倒座，加了幾個裝不鏽鋼柵的小窗，牆體還是以前的灰磚。門緊閉，我叩動門環並高聲喊了多次也沒反應。身後機器聲噠噠地響着，正在切割水泥路面，想等個間隙也等不到。無奈去敲倒座的小窗，此刻有人在38號門口探出半個身子，我趕忙上前問，這是田間家嗎？她說正是。我說我是浙江來的，三十多年前曾幾次到此。她說她是田間兒媳婦。我又問起田間夫人，她說婆婆健在，這幾天身體不適住醫院了，先生陪着。
2.
她帶我走進院子說，她先生在此住了六十多年啦！這房子是他爸1950年用2000元稿費買下的。
小四合院坐北朝南偏西，距宋慶齡故居百來米。方圓幾公里內，還有郭沫若故居、徐悲鴻紀念館等。我稱38號爲小四合院，因爲除上房明間稍寬，其他房子開間都很窄，絕對不足3米。全一層。總建築面積估計不會超過250平方米。與左鄰右舍、前後房屋一個樣，灰色的，又矮又小，相當破舊了。不同的是其他房屋內多住着外地人，38號小四合院仍住着田家人。
南面五間倒座，是兒子媳婦的住房，原有一間餐廳，1984年我與三位東陽老鄉曾應田間之邀在此喝酒，還爲我們殺了一隻老母雞。北面五間上房，中間三間是田間生前與夫人的臥室、起居室，兩端耳房是書庫。東邊廂房三間，安排了廚房等。
西邊小小的廂房三間，是詩人田間生前的工作室。記得當年進門赫然入目是我們東陽老鄉杜承茂畫的水黑鯰魚圖。田間先生他戴着鴨舌帽，穿着黑色呢質中山裝和薄呢大衣，腰桿兒筆挺，風紀扣嚴嚴實實，一派軍人氣質而不是浪漫的詩人模樣。他說他有不少名人字畫，但很少掛出來，杜同志的鯰魚掛了，因爲上面有江南水鄉的圖像與氣息。小小寫字檯放門左手，個子瘦小的田間選擇面北而坐。記得當時他還拿出一塊長約40釐米、直徑約10多釐米的玉根，晶瑩剔透，很沉，局部帶皮。田間說是他訪問朝鮮時金日成將軍送的，不知你們雕刻藝人能不能幫助雕上《趕車傳》主人公形象……
我很想進西廂房看看。女主人回答是婆婆親自掌管鑰匙，進不了。公公去世三十多年了，婆婆堅持保持原樣，一點沒動。
這是一座清代的四合院建築，距宋慶齡故居所在的王府特別近，是當年溥儀父親醇親王的大管家住的。房屋上沒有什麼彩繪、雕花之類裝飾。進門處利用東廂房山牆爲照壁，正中鑲嵌着約50釐米見方的黑色大理石，上面刻着田間手書的四句詩：
“滹沱河上柳，高枝懸北斗。軍民一家人，魚水情不朽。”
有一小片陽光照在西廂房上，數杆翠綠的竹子與衆多花木都是田間親自種的。西邊有株月季，枝枝蔓蔓爬上了西廂房屋頂；東邊有棵主幹堅挺卻歪斜着的核桃樹，也是田間留下的，枝條稀疏地掛着幾多乾枯的葉片與果子；院子中間，用三塊方整石支撐着一口看不清質地的大缸； 四周房檐下，有大小花盆和破舊門窗及雜物； 院子地面凹凸，不同材料用不同的色彩、形狀、質地顯示着不同的過往。
上房門窗緊閉，不知道內部擺設有沒有變。女主人將我引進倒座明間，坐凳、几案上散亂地堆放着練習書法的紙張。這好像應該是她兩口子的起居室。兒媳姓甄，不胖不瘦，面容清秀，穿着頗有些年頭的淡灰色絨外套和紅色絨褲。她撥通丈夫電話，告訴他來了一個浙江人。她把電話給我，我跟她先生說，我姓洪，三十多年前好幾次到過你們家。他說記得記得。我說能不能跟你媽說幾句話？他說剛剛睡着。我急忙說那不要打擾，因爲我要趕點兒到百萬莊辦事，不能去醫院看老人家了，這次就給你媽寫幾句話在信紙上吧，麻煩你帶去。
其實我對田間夫人瞭解不多，只知她姓葛名文，是小說家。網上顯示：葛文（1921—），歷任《冀晉日報》記者，中共雁北靈丘四區區委書記，中共渾源縣委宣傳部部長，張家口市圖書館館長，河北省作家協會專職作家，河北省文聯委員。1979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著有《鄉村新話》《一封信》《大風沙裏的田間》等著作。葛老師曾與我通過幾次信，毛筆行書，特別娟秀。
3.
2000年，中國青年出版社在出版的“百年百種優秀中國圖書”——《給戰鬥者》中，有作者小傳：“田間(1916-1985)，原名童天鑑，安徽省無爲人。1934年加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曾任《每月詩歌》主編，出版詩集《未明集》《中國牧歌》《中國——農村的故事》等，抗日戰爭爆發後寫下抗戰詩篇《給戰鬥者》。1938年到延安，參加發起街頭詩運動，被譽爲‘時代的鼓手’。1943至1949年間創作了表現農民在黨的領導下翻身求解放的敘事詩《趕車傳》《戎冠秀》《一杆紅旗》等。”
上年紀的文藝青年大多知道，田間與柯仲平等人在延安發起“街頭詩”運動，影響巨大。在《寫在〈給戰鬥者〉的末頁》一稿中他寫了如下文字：“一九三八年八月七日，延安城內，大街小巷，牆頭和城牆上，張貼起一首首的街頭詩。……確實有很多拿紅纓槍的自衛軍，站在牆邊讀詩。……當時延安的詩人們，就以這一天叫做‘街頭詩歌運動日’。我很幸運，也參加了這個運動。《假使我們不去打仗》《毛澤東同志》《一個義勇軍》《呵，遊擊司令》等，都是這一次寫的。……（我）是發起人和堅持人之一。……街頭詩的形式，並不是哪一個詩人能夠創造的。它是人民集體的創作。”
田間女兒田春生2016年在《光明日報》發表回憶文章寫道1956年7月1日，父親應邀參加在中南海舉行的中國共產黨成立35週年大會，毛主席與田間親切交談。在談到抗戰時期延安的“街頭詩運動”時，毛主席說：“你們搞的‘街頭詩’運動影響很大，各解放區都寫‘街頭詩’，對革命起了很大作用，文藝配合革命是我們的光榮傳統……”
其中家喻戶曉的“街頭詩”《假使我們不去打仗》，通俗易懂，質樸有力，音節短促，含蓄而深刻，字字如擊鼓，傳遍全國：“假如我們不去打仗/ 敵人用刺刀/ 殺死了我們/ 還要用手指着我們骨頭說：/‘看/這是奴隸！’”
我本職是建築師，喜歡讀莎士比亞、雪萊、艾青、舒婷。但由於工作繁忙，有過多年對文學的疏遠，近幾年又被人硬拉着迴歸。我平生偏愛讀得懂的詩，也寫寫讓人看得懂的詩，而且特別讚賞田間對於詩歌創作的一些觀點。如：
“我想，時代既然不斷地在前進，我們就要不斷地寫新的詩！”
“我們是爲真理歌唱，不是爲事實簡單地照一個相。”
“我總覺得(新詩)不能完全上羣衆之口，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
“我們不要只記得過去，更要緊的是前進，和人民、和生活一同前進，並要努力做新時代底主人！”
“飛機在天上飛行，是有航線的；瀑布從高崖上傾下，是依靠巖壁的。”
……
因此，雖然相隔三十多年，還是常常想到田間。一首他人的《懷念》道出了我的心聲： “黑夜/懷念着黎明//雨天/懷念着太陽//混亂的日子裏，我呵/懷念着你——擂鼓的詩人”
這首詩是三十多年前田間夫人葛文複印了送給我的。她在詩稿下面注了兩行字：“大約寫於1947年冬或1948年春，發表在南京日報‘南園’。這首詩是在田間遺稿中發現的，不知哪位同志抄給他的，今抄給你，以茲紀念。”
4.
記得那是1983年元宵節，我的校友、詩人東方濤謀劃在我們老家東陽辦一個“詩歌朗誦會”，拉我參與籌辦。他請來著名詩人田間，由軍旅詩人葉曉山陪同；我請來著名小說家張抗抗，由她媽媽、浙江少兒出版社編輯朱爲先陪同。朗誦會特別隆重。活動結束，我們陪同田間、張抗抗、葉曉山等嘉賓參觀東陽木雕與竹編，他們覺得是稀世之寶，讚歎其精美，很是高興。
自此我與田間成了忘年交，通了好多信。1983年3月收到田間第一封信，上面提到應乃爾讓我寄去請他向《詩刊》推薦稿子一事，他寫了詩刊社有回覆，“繼續努力吧”。4月某日第二封信上他寫道，“關於詩，我以爲都可在業餘時練筆，並可多讀點，發表與否，且不管。”此外還寫到他家有幾間房子，北京房管局說傾斜了，可能要倒塌，應“揭頂”大修。田間認爲又費錢，又費時，想請我這個工程師有便幫助看看。1984年通兩次信，其中10月一次寫到他“腰疼”了。1985年四封，每封都寫到玉根雕刻一事。其中5月10日一封寫道：“我在病中，胸部疼痛。準備住幾天醫院。……至於玉根雕，我知道，實在勉爲其難了，不過請轉光正同志，不必過於留意，……”想不到這是他的絕筆！
後來陸光正將雕好的玉根交我送到北京，此時田間已經去世好幾個月了。葛文沒有半點責怪之意，陪我捧到西廂房，在田間遺像前放好。我仰望着他線條明晰、骨感硬朗的臉和炯炯有神的眼睛，不覺潸然淚下。我感到這是我這輩子最對不起人家的事情。
5.
當年我曾寫了一篇回憶田間的小文章，寄葛文看了覺得好，提了幾點小意見，但我沒有拿去發表，因爲自己覺得對田間瞭解不夠深透。
田間的《給戰鬥者》，表達了人民反抗侵略的決心，鼓舞了人民的戰鬥意志，是當時公認的優秀政治抒情詩。
在第一節他寫了：“光榮的名字/——人民！/人民呵，/站在蘆溝橋/迎看狂風，/吹起衝鋒號；/人民呵，/在遼闊的大地之上，/巨人似的/雄偉地站起！”最後一節幾乎家喻戶曉：“在詩篇上，/戰士底墳場，/會比奴隸底國家/要溫暖，/要明亮”。
關於這首寫於1937年的力作，據傳，艾青看了墨跡未乾的詩稿興奮不已，叫田間“趕快送給胡風主編的《十月》，你就是第一個喊出民族革命的戰爭的詩人！”
胡風讚賞田間敏銳的感覺力和奔放的想象力，認爲他的詩較少“革命詩歌”概念化和口號化的通病。
該詩發表後，聞一多親自登臺朗誦，並發表評論：“擺脫了一切詩藝的傳統手法，不排解，也不粉飾，不撫慰，也不麻醉，它不是那捧着你在幻想中上升的迷魂音樂，用最高限度的熱與力活着，在這片大地上。”而且寫了，“一字字打入你耳中，打在你的心中”。他譽稱田間是“擂鼓詩人”“時代的鼓手”。
茅盾先生也寫過評論，稱其“完全擺脫新詩已有的形式的束縛，這是很可貴的。”
詩人鬱蔥前些年在討論“抗戰文學”中高度評價：“……真正寫作於當時的、直接作用於那場戰爭的、後來成爲經典的文學作品，在冀中這一帶，只有田間創作的詩歌。”
1942年，毛主席發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田間響應《講話》號召，先後完成了《戎冠秀》《親愛的土地》與《鐵的子弟兵》等長詩，尤其是1946年創作完成的長篇敘事詩《趕車傳》，通過貧農石不爛的命運反映中國農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爭取解放的鬥爭，是一部氣勢壯闊的傑作。
詩人堯山壁2012年在回憶文章中寫道：“中國新詩的天空，一彎新月，三星高照，羣星燦爛。三星者臧克家、艾青、田間。三星高照的氣象一直持續了半個世紀。三星高照又非三足鼎立，不同時代交互領先。”堯山壁認爲“田詩火熱，緊緊把握時代，大膽疾呼農民起來反抗。”他說田間學習蘇聯和民歌，採用一種活躍、鏗鏘的句式，表達自己激越之情，給詩壇帶來一股新風。他還說繼《給戰鬥者》開中國近代政治抒情詩之先河後，田間的“小敘事詩又成爲新詩之創舉，是名符其實的中國抗戰詩歌第一人。”
或許就因爲是這樣的原由，田間的一些詩作，早早地被德國、捷克、日本、蘇聯、法國、羅馬尼亞、保加利亞、蒙古等10多個國家翻譯，成爲各國漢學家關注最多的一位中國當代詩人。
還有人說，田間不僅是一名出色的抗日詩人，更是一名勇敢的戰士。他曾任中共盂平縣委宣傳部長、雁北地委祕書長、張家口市委宣傳部長，都是正職實職。戰爭年代的“官”，都是真刀真槍出生入死幹出來的。他身先士卒，有勇有謀，深得賀龍、聶榮臻、蕭克、楊成武的賞識，結下生死之交。楊成武於1987年5月用毛筆手書：“田間同志長期在敵後抗戰根據地與人民生活戰鬥在一起，創作了大量革命的優秀詩篇，他不愧是時代的鼓手”。
有後學譽之：他是“用放大鏡也找不到半個污點”的人。
但是“文革”開始，田間首當其衝，被打成河北文藝界頭號走資派和反動學術權威，關進牛棚。一直到了1973年底，政策終於落實到他頭上，接替阮章競出任河北省革委會文藝組長、《河北文藝》主編。
1985年10月30日，田間在北京因病逝世，只活了69歲。
臧克家異常痛心，寫了一首詩悼念田間：“黃金足赤從來少，白璧無瑕自古稀。魔道分明濃劃線，是非不許半毫移。”
2016年12月8日，中國作協在中國現代文學館爲他隆重地舉行了“田間百年誕辰紀念座談會”。中國作協主席鐵凝說，田間把一生奉獻給了黨、奉獻給了祖國、奉獻給了中華民族爭取解放和復興的事業，他和他的詩都是不朽的。他戰鼓般激昂的詩句，永遠留存在中國人的記憶之中。
後海北沿38號,詩人田間的故居。三十多年以後重訪，回憶滿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