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先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今天大多数的历史学家都相信，大约在11世纪发生了一场“唐宋变革”：中国历史从中世纪的黄昏转入近代的拂晓时刻。宋朝人过着“宋瓷一样精致的生活”，当时的社会、经济、科技、法政均达到了相当的文明程度，接近现代。

宋朝“白领”也叫外卖

有人统计过，《东京梦华录》共提到一百多家店铺，其中酒楼和各种饮食店占了半数以上。《清明上河图》描绘了一百余栋楼宇房屋，其中可以明确认出是经营餐饮业的店铺有四五十栋，也差不多接近半数。南宋笔记《武林旧事》《都城纪胜》《梦粱录》也收录了一大堆临安的饮食店与美食名单。

“每日交五更”，东京的“酒店多点灯烛沽卖（宵夜），每分不过二十文，并粥饭点心。亦间或有卖洗面水，煎点汤药者，直至天明”。朱雀门外的州桥夜市，那些卖盘兔、旋炙猪皮肉、野鸭肉、滴酥水晶鲙、猪脏之类的饮食店，每天都营业到很晚，“直至三更”才打烊。

宋代饭店层次多样，既有满足城市下层群体口腹之需的大排档，“专卖家常饭食，如撺肉羹、骨头羹、蹄子清羹、鱼辣羹、鸡羹、耍鱼辣羹、猪大骨清羹、杂合羹、南北羹，兼卖蝴蝶面、煎肉、大熬虾等蝴蝶面，及有煎肉、煎肝、冻鱼、冻鲞、冻肉、煎鸭子、煎鲚鱼、醋鲞等下饭。更有专卖血脏面、齑肉菜面、笋淘面、素骨头面、麸笋素羹饭。又有卖菜羹饭店，兼卖煎豆腐、煎鱼、煎鲞、烧菜、煎茄子，此等店肆乃下等人求食粗饱，往而市之矣”。底层人也能够从这里找到物美价廉的饮食。

更有高端大气上档次的豪华饭店，“其门首，以枋木及花样沓结缚如山棚，上挂半边猪羊，一带近里门面窗牖，皆朱绿五彩装饰，谓之‘欢门’。每店各有厅院，东西廊庑，称呼坐次”。这些饭店以丰盛的菜肴吸引食客，“不许一味有缺”，任顾客挑选：“客坐，则一人执箸纸，遍问坐客。都人侈纵，百端呼索，或热或冷，或温或整，或绝冷、精浇、膘浇之类，人人索唤不同……须臾，行菜者左手杈三碗、右臂自手至肩驮叠约二十碗，散下尽合各人呼索，不容差错”。意思是说，你一进饭店，马上就有人招呼座位、写菜，你想吃什么，随便点，很快菜便上齐了。

饭店的服务也很周到，将顾客当上帝看待：“凡下酒羹汤，任意索唤，虽十客各欲一味，亦自不妨。过卖铛头（饭店厨师）记忆数十百品，不劳再四，传喝如流，便即制造供应，不许小有违误。酒未至，则先设看菜数碟，及举杯则又换细菜，如此屡易，愈出愈奇。”

饭店伙计若是服务不周，被客人投诉，则会受到店老板叱责，或者被扣工资、炒鱿鱼，“一有差错，坐客白之主人，必加叱骂，或罚工价，甚者逐之”。

因为汴梁餐饮业发达，“处处拥门，各有茶坊酒店，勾肆饮食。市井经纪之家，往往只于市店旋买饮食，不置家蔬”；临安也一样，“处处各有茶坊、酒肆、面店、果子、……油酱、食米、下饭鱼肉、鲞腊等铺。盖经纪市井之家往往多于店舍，旋买见成饮食，此为快便耳”。换言之，宋代都市的小白领、小商人，跟今日的城市白领一样，都不习惯在家做饭，而是下馆子或叫外卖。——没错，宋代饮食店已经开始提供“逐时施行索唤”“咄嗟可办”的快餐、叫餐服务了。《清明上河图》就画了一个不知正往谁家送外卖的饭店伙计。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的一家脚店，一名伙记正往谁家送外卖

宠物店：卖猫粮狗粮，提供美容服务

人类社会对猫、狗的驯化可以追溯到很久很久以前，但古人养猫，多是出于捕鼠之需，养狗，则是为守宅、捕猎。将猫狗当成宠物养，是比较晚近的事。宋朝已有寻常人家养宠物狗、宠物猫。宠物的出现，可以视为是生活品质进入较高层次的体现。

宋人养狗，多为了守更。不过《宋史·孝义传》记“江州德安陈昉”之家，“有犬百余，共食一槽，一犬不至，群犬不食”。养了一百多条狗，恐怕就不单纯是出于实用目的，而应该对狗有特别的感情。南宋画家毛益的《萱草戏狗图》，画的也正是几只可爱的小型宠物犬。

南宋佚名《秋葵犬蝶图》，画的应该就是宠物犬

宠物猫在宋朝更是常见了。《梦粱录》说：“猫，都人畜之，捕鼠。有长毛，白黄色者称曰‘狮猫’，不能捕鼠，以为美观，多府第贵官诸司人畜之，特见贵爱。”猫不捕鼠而受主人“贵爱”，当然是将猫当成宠物养了。

明代笔记《西湖游览志》记录了一则秦桧孙女养“狮猫”的轶事：“桧女孙崇国夫人者，方六七岁，爱一狮猫。亡之，限令临安府访索。逮捕数百人，致猫百计，皆非也。乃图形百本，张茶坊、酒肆，竟不可得。”丢了一只宠物猫，竟然出动临安府协助寻找，固然可以看出秦家权焰熏天、以权谋私，但一下子能找到百余只狮猫，倒也说明了在宋朝临安城，养宠物猫的市民为数不少。

因为养宠物狗、宠物猫的人多了，宋代的市场上出现了狗粮、猫粮等宠物衍生商品。《东京梦华录》的“诸色杂卖”条说：“养犬则供饧糟；养猫则供猫食并小鱼。”南宋也一样，《梦粱录》的“诸色杂货”条也说：“凡宅舍养马，则每日有人供草料；养犬，则供饧糠；养猫，则供鱼鳅；养鱼，则供虮虾儿。”《武林旧事》的记录更有意思，其“小经纪”条罗列了杭州城的各种小商品和宠物服务，其中有“猫窝、猫鱼、卖猫儿、改猫犬”，猫窝、猫鱼、猫儿的意思好理解，“改猫犬”很可能是给宠物猫、宠物犬做美容。连宠物房、宠物美容都有了，这跟今日人们养宠物又有什么不同呢？宋人生活，确实透出一种亲切的现代气息。

宋朝人怎么拆迁？

城市的快速发展，必然要引出一个问题：拆迁。宋朝也有“拆迁”。作为一个具有“自发成长”性质的商业城市，拥挤与喧哗似乎是汴梁城与生俱来的性格，因为坊市制所代表的严厉管制已经失效，商业的力量必然引导着人们往热闹的地方汇聚，竞相开设商铺、侵占街道，各种“违章建筑”层出不穷，在当时，这叫作“侵街”。

宋政府“搞拆迁”的做法可圈可点。首先，对侵街的权贵丝毫不会姑息。权贵掌握着权力资源，是北宋初期率先侵街的一批人，比如太平兴国五年（980）七月，八作使（相当于城建局局长）段仁诲在家门前修筑了一道垣墙，侵占景阳门街，宋太宗大怒，“令毁之，仁诲决杖”。

其次，对侵街的升斗小民，宋政府一般能够考虑到他们维生不易，而顾全他们的生计。如元祐五年（1090），给事中范祖禹上书宋哲宗，说，虽然“百姓多侵街盖屋，毁之不敢有怨”，但“有司毁拆屋舍太过，居民不无失所”，所以，他要求皇帝下旨，“除大段窄隘处量加撤去外，无令过当拆屋”。

最后，对皇城扩建、皇帝出巡可能导致的拆迁，宋代君主表现得比较克制。如雍熙三年（986），宋太宗“欲广宫城，诏殿前指挥使刘延翰等经度之，以居民多不欲徙，遂罢”。康定元年（1040），宋仁宗“车驾行幸”，尽管当时街道狭窄，仁宗却没有下令拆迁、封路什么的，而是简化了仪式，“侍从及百官属，下至厮役，皆杂行其道中”，“而士庶观者，率随扈从之人，夹道驰走，喧呼不禁”。在等级森严的皇权时代，这简直有点不可想象。

不管是设“城管”，还是“搞拆迁”，无非是在“自发的繁荣”与“管制的秩序”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放在宋代的时代背景上，这里还隐藏着一个历史性的博弈：是退回到坊市制所代表的井然秩序中，还是顺应时势之发展，尊重市民社会之形态，并忍受一定之代价。对于城市的主政者来说，那种整齐划一、井然有序的审美图景无疑是很有吸引力的，所以宋初曾经试图恢复坊市制。但这种与市民日常生活为敌的审美秩序，终究阻拦不了内在于市民生活的自发秩序，坊市制最后还是在不知不觉间瓦解了。到北宋中后期，宋政府对市民的侵街建筑，也很少有“过当拆屋”的行为了。这意味着，北宋政府已经承认既成事实，在自发生长的市民社会面前，克制住权力的冲动。

《清明上河图》所展现的繁荣景象，就是这样形成的。

本文选自吴钩《宋：现代的拂晓时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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