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1942年的圣诞贺卡，一段跨越太平洋的抗战故事

摘要：当赵振英在翁源与日军激战时，约翰·葛顿南正在美国过他悠闲的单身生活。作为援华美军，约翰·葛顿南少校在中缅印战区（CBI）参加抗战多年，他回国后带走的纪念品中包括中国的象牙筷子、绣花鞋，还有一些珍贵的文物和资料。

1944年12月，在中国的大后方昆明，援华的美军们欢度圣诞，昆明的中国驻军单位专门制作了中式图案的圣诞卡送给他们。

驻守昆明的第五集团军的郑庭笈将军和罗友伦将军合伙给约翰·葛顿南（John Gardner）少校送了一张圣诞卡，这张圣诞卡就像一把钥匙，打开了历史的盒子，带我们走入那烽火岁月。

这张带有中国元素的圣诞卡由葛顿南少校的儿子尼尔·葛顿南（Neal Gardner）一直保存至今

圣诞卡封面及背面

尼尔·葛顿南的父亲曾是中印缅战区的美军联络官，服务于史迪威中将，后附属于中国战区新六军，服务于美军作战司令部。

约翰·葛顿南（John Gardner）少校

作为援华美军，约翰·葛顿南少校在中缅印战区（CBI）参加抗战多年，他回国后带走的纪念品中包括中国的象牙筷子、绣花鞋，还有一些珍贵的文物和资料。在1945年回到美国之后，约翰·葛顿南再未回到中国，并于1986年去世，但他一直保留着这些资料。

他带回的资料里有两样东西极为重要，一个是小红本，本子上有当年中国陆军新编第六军一众军官的签名。另一个则是新六军军官和美国盟军在南京的一张合影。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地服务团（War Area Service Corps）”统一印制了这种记事手册，中英文对照，发给每一位来华助战的美军人员随身携带，方便美军人员了解中国的概况。

这小本子除了新六军众军官留下的临别签名留念外，还包含了许多抗战时期中美合作的历史印记。

在红本的签名中和合影上都出现了一个人——赵振英。

1937年7月23日，20虚岁的赵振英乘坐从北京西站开出的大概是最后一列火车南下，参军抗日。1939年春天，他开始到54军14师当参谋，对日作战。

当赵振英在翁源与日军激战时，约翰·葛顿南正在美国过他悠闲的单身生活。

他当时是一家农场安保公司的主管，于1941年6月结婚。结婚刚刚四个月，他就被征兵入伍，前往乔治亚州贝宁堡基地，接受三个月的训练。之后美国开始正式出兵太平洋战场，约翰·葛顿南三个月的军事生涯被迫延长。

从军的约翰·葛顿南1943年9月9日正式离开美国。在中印缅战区，他成为赵振英所在的十四师下的一名联络官。

“当时每个营都有一个美国上尉联络官，团部则视需要有两三个美国少校联络官。”赵振英回忆。少校军衔的葛顿南应服务于某团部，在初来中印缅战区时，他还给中国军官进行过培训。

赵振英也参加过这次培训。“大概是1943、1944年，在昆明有个军官训练团，因为中国的武器装备差，接受美式装备时，要先接受培训，否则不会使用。”

美国联络官充任教官，高中毕业的赵振英受训一段时间后，因表现不错，还出任了区队长，协助美国教官对其他人进行培训。

美国联络官跟随各个营团，帮助中国军队训练，提供具体意见，补充武器弹药，并将中国军队的所需向美军传达。他们大半不会中文，带有中国大学生翻译。可以简单英文口语交流的赵振英，与美国联络官有很多直接接触。“他们很认真，也很乐观。我们感情很好，没有矛盾冲突。我和我们营的美国联络官汤尼·班克在一个帐篷里，吃住都在一起，无话不说。”

赵振英记忆比较深的是，在丛林雨季，班克教他一句美国的顺口溜：Rain　Rain　Go　Away，Come　Again　Some　Other　Day(雨啊雨啊赶快走开，改天再来吧)。

两位少校的9月9日

两人共同经历了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

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的当天,赵振英正在湖南芷江。几个月前,听说日军要攻打芷江的消息,赵振英所在的新六军十四师四十团第一营,特地与军部一道赶往这里,保卫这里的飞机场与指挥所。大势已去的日军并没有如预期的那样发动猛攻,严阵以待的赵振英多少有些意外,但在听闻日本投降消息时更多的是高兴——“8年东跑西颠与日军周旋的日子”终于结束了。

1937年参军的赵振英此时是少校营长,他旋即接到命令,前往南京接受日军投降。新六军是首批进驻南京的国民党军队,而赵振英指挥的营队又是新六军中率先抵达南京的一支。该营下设三个步兵连、一个机枪连和一个迫击炮排,共有约500人。光复的氛围在他们甫抵南京大校飞机场时就感受得到。

“机场周围种地的老百姓,知道我们是国军,都拿着镐头和锄头,举手在欢迎我们。后来到了城里,也是如此。”赵振英说到。

赵振英到南京的时间大概在8月底9月初,他们营被安排在机场附近警戒,保证陆续赶来的国军安全。南京城内,仍是持械的日本军人在维持治安。比赵振英年长4岁的约翰·葛顿南(1914-1986)稍晚来到这里时,情况仍然如此。

他见证日本在南京投降的家信，曾刊登在1945年的美国家乡妞科克镇报纸上:

亲爱的父亲母亲家人们，我是9月5日到达这里的，旅途顺利，飞行3个多小时。到达之时，南京全城以及125万居民，均由日军守卫，因为中国军队还未到达。所以日军负责全城的安全与秩序。日军随处可见，而且个个荷枪实弹，他们表现得礼貌且恭敬，气氛和平无恙，但我就是看不惯这些王八蛋……今天具有多重意义，投降协议的签字仪式，将在九月份第九天早上九点举行。而我正好是1943年9月9日离开美国的。这是我海外服役的两周年纪念日。天哪，想到可以回家我兴奋不已……

在机场警戒了没几日,赵振英奉命带第一营进城负责受降仪式的维安。“我们营在新六军中是比较好的,所以才会被从机场又调到受降仪式现场。”赵振英说。

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中央军校大礼堂举行。赵振英率领营部负责会场内外警卫，要事先检查场地，仪式当天进入现场的人必须手持请帖，且要排队按顺序签到。

“很多外国外交官参加,不能出漏子,要防止坏人捣乱,如果出事,就是国际大笑话,丢人大了。”赵振英说，随身携带手枪的他大概是会场上唯一可以走动的人，而手下的士兵或携带冲锋枪，或携带半自动步枪（里面均没有子弹，以防走火），都在适当的位置警卫。为显郑重，这些士兵特地脱掉作战服装，改为草黄色哔叽军服，而赵振英本人，还临时做了一双马靴,穿在脚上。

约翰·葛顿南进入现场前，接到何应钦将军签发的请柬,他也佩戴了来宾证。值得一提的还有，他买了一部德国相机，在受降现场拍照，他感觉冲洗出的照片质量出奇的好，他把在受降仪式现场拍的照片，都寄回了美国。

在约翰·葛顿南及其他美军联络官回美之前，新六军举办了欢送party，一起吃了顿饭。“并不伤感，大家都很高兴，因为抗战胜利了。”赵振英说。

大概就是在这次欢送会上，赵振英在约翰·葛顿南的红皮日记本上签了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