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体育事业的起步和发展是与贺龙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贺龙在出任国家体委主任之后, 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 使新中国的体育运动事业迅速发展。在许多体育运动项目上, 走在了世界前列。贺龙为新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的奠基贡献, 不可忘记。

毛泽东赞成贺龙出任国家体委主任

新中国刚刚建立时, 我们的体育运动事业处于十分低的水平。上世纪30年代, 国民党政府忙于打内战, 加上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根本顾不上搞体育运动。1932年第10届奥运会时, 邀请中国参加。国民党政府为了应付此事, 只派了大学生刘长春一人去参加这届奥运会。比赛时, 刘长春在预赛中就被淘汰。1936年第11届奥运会时, 中国也仅派很少的几个人去参赛。结果只有撑杆跳高运动员符保卢进入到决赛。1948年, 已经风雨飘摇的国民党政府再次派人去参加奥运会, 没有取得任何奖牌。当时英国《镜报》发表了一幅漫画:一个身材瘦小、穿着中国运动服装的人, 举着画有5个鸭蛋的白色大旗。这是对中国的侮辱。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 为了发展新中国的体育事业, 增强人民体质, 改变中国在世界上的“东亚病夫”形象, 新中国成立不久, 中共中央和政务院就指示在各省市建立体育机构。但由于中国体育运动的基础实在太差了, 也缺乏人才, 三年时间过去了, 全国各地成立体育机构的还不足半数。在中央也没有一个主管体育的机构。

毛泽东对新中国的体育事业十分重视。他一直考虑怎样发展中国体育事业的问题。1950年初, 他为《新体育》杂志亲笔题写了刊名。为了明确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方向, 毛泽东于1952年6月10日题写了“发展体育运动, 增强人民体质”12个大字。同时, 他也思考着在中央建立一个主管全国体育运动的领导机构的问题。这时, 胡耀邦和荣高棠与毛泽东想到了一处。

1952年7月29日至8月14日,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兼秘书长荣高棠率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到芬兰的赫尔辛基参加了第15届奥林匹克运动会。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参加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由于旧中国体育运动基础太差, 也不是短期即可抓上来的, 中国在这届奥运会上仍然没有取得好成绩。代表团回国后, 共青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和代表团领导一起研究了如何把新中国体育运动搞上去的问题, 他和荣高棠一致的意见是, 新中国必须建立一个领导全国体育运动的机构。他们决定向中央打报告。不久, 一份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名义写给中央的报告送到了刘少奇手上。报告是呈送中共中央的, 题为《关于参加第十五届奥运会的情况报告》。这份报告中向中央提出建议:在政务院下设立一个与各部委平行的全国体育事务委员会, 并提出:“委员会的主任委员, 最好请贺龙那样的一位将军来担任。”

刘少奇看了报告后, 很快就把这份这份报告送到政务院处理。在政务院主持常务工作的邓小平非常赞成报告中提出的意见, 特别是赞成由贺龙当国家体委主任的建设。他在签署了自己意见的报告转给周恩来总理时, 专门向周恩来谈了自己的意见。周恩来也十分赞成建立这样一个领导全国体育事业的机构, 支持由贺龙担任国家体委主任。

邓小平向毛泽东主席呈送报告时, 汇报了同意建立国家体委的初步打算, 并向毛泽东建议由贺龙担任国家体委主任。毛泽东听后非常高兴, 他同意建立国家体委, 请贺龙担任国家体委主任。邓小平从毛泽东住处回来后, 立即给在重庆主持西南工作的贺龙打电话, 告诉贺龙青年团中央建议由他担任国家体委主任的消息, 并说自己和周恩来也赞成这一安排。贺龙在电话里问邓小平:“毛主席的意见呢?”邓小平说:“毛主席赞成。他要请你担任国家体委主任。”贺龙听后毫不犹豫地说:“毛主席叫我干, 中央叫我干, 我就干!”其实, 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对贺龙不会没有震动。他的一生都在带兵打仗, 当时是大军区司令员, 指挥着千军万马。现在让他去管体育, 似乎有些难以接受。但他从邓小平的话里得知是毛主席的意见, 于是便无条件地服从了。

在1952年11月15日召开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上, 通过了由贺龙任中央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蔡廷锴担任副主任的任命。1953年8月21日, 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中央体育运动委员会党组由贺龙、荣高棠、黄中三人组成, 由贺龙任书记。9月4日, 中共中央会议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8次会议批准了中央人民政府体育委员会。委员计28名:贺龙、蔡廷锴、曾昭伦、韦懿、苏井观、肖华、陈沂、肖克、傅秋涛、刘子久、章泽、刘加林、于北辰、田德民、王纪云、朋斯克、吴克坚、车向忱、杨成武、曾震五、蔡树藩、刘斐、荣高棠、黄中、马约翰、吴蕴华、徐英超、张轸。

组建中国体育运动领导班子

贺龙初任国家体委主任时, 中国体育事业的基础十分薄弱, 运动水平处在世界较低水平。拿当时成绩比较好的跳高运动来说, 过去中国的最高记录仅仅是女子跳高运动员朱天真创造的1.35米。1948年这个记录被吴树森打破, 成绩也仅为1.40米。其它体育运动就更谈不上了。世界上发达国家已经开展的体育运动项目在中国有一多半是空白, 大多数中国人甚至都没有听说过这些体育运动项目的名字。就连后来成为“国球”运动的乒乓球比赛, 当时知道的人都不多。中国的体育设施也非常少, 只在个别体育爱好者家里有极少的单项体育设施, 一些大学里有少量十分破旧项目不全的体育运动器材, 民间根本没有为民众提供的运动设施和场所。1950年前, 中国尚无一所体育学院, 没有一名体育教师。贺龙就是在种状况下出任国家体委主任的。

面对中国体育运动的这种现状, 贺龙担任国家体委主任后, 要抓的工作千头万绪。贺龙首先集中力量抓的是建立国家的和地方的领导体育运动机构。中央决定贺龙担任国家体委主任后, 他就着手建立国家体委班子。在他的筹备下, 中央人民政府人事部于1953年2月27日下达文件, 确定国家体委239个编制, 干部212人, 勤杂人员编制27人, 荣高棠、黄中担任体委的正、副秘书长。贺龙在北京选定了国家体委的地址在西单未央胡同。编制有了, 但干部只有十几个人。贺龙说这不行, 一定要调干部。可是, 当年许多人对体育工作认识不足, 认为那不是正当职业。特别是军队中许多干部认为打天下才是好样的, 搞“玩”的不是正路。因此干部们不愿意来体委。怎么办?贺龙想到了团中央。团中央书记胡耀邦一直支持体育工作, 而且过去中央体育工作也是由团中央负责的。于是, 贺龙把胡耀邦和团中央组织部长金栋请到家中, 对他们说:“体委刚刚成立, 需要加强。你们是做青年人的工作的, 我们这里也是做青年人的工作的, 任务很繁重, 要靠各方面支持。耀邦啊, 这也是你的事, 从你那里调点儿人吧。”胡耀邦十分爽快地说:“老总要谁我给谁。”贺龙也不客气, 点名把团中央一些骨干人员调来。不久韩复东、李达、赵正洪和他的秘书任思治等一批干部来体委报到了。贺龙还起用了一批曾在部队和西南区从事过体育工作的干部到国家体委机关工作。他们之中有西南军区司令部干部处长兼西南军区战斗体工大队队长张之槐, 第一二○师战斗篮球队的老队员、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某炮兵团的政治委员张联华, “东干队”老队员、时任东北军区空军某部军械处处长朱德宝, 内务部副部长蔡树藩, 地质部干部王凌原, 西南军区保卫科干部、曾在贺龙身边做过保卫工作的武岳松, 中共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张非垢, 外文出版社的张彩珍, 起义将领、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卢汉及李梦华。不久, 贺龙又调来了中南区体委办公室主任陈先, 从华北调来曹建纯, 从西北调来董念黎。曾在联防军司令部搞过行政管理和后勤工作的金鉴萍也被贺龙调到体委, 让他抓机关管理工作。

为了把全国体育机构建立起来, 贺龙又把注意力放在建立地方体委上。他在会议上多次说:为了保证体育运动的开展, 必须迅速建立和健全各级体育运动委员会, 配备一定数量的干部。原来已经建立体委的省市要加强体委机构, 没有建立的要尽快建立。他还建议, 全国总工会、各地市总工会和各产业工会, 要设立体育工作机构或专职干部, 厂矿企业单位可在工会基层工作委员会下设体育运动委员会, 以加强对职工体育运动的领导。贺龙对过去主管体育工作的团组织更加重视, 他建议各级青年团要继续积极倡导体育运动。对于军队, 贺龙建议军队要加强各级军事体育部的工作。此外, 省、市以上的教育部门里面也应健全体育处 (科) , 以加强学校体育的管理。贺龙虽然是以建议形式提的, 但他的威信高, 他的建议很有分量, 各地各级政府和军队的领导人都十分重视, 都按贺龙的意见抓紧落实。

既要宣传又要实干

为了转变很多人认为干体育不是正当职业的认识, 贺龙到处讲体育工作的重要性。以他的威望, 亲自出面宣传体育运动的重要性是非常有效的。1953年4月27日, 贺龙在北京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体育工作会议, 会议讨论了中央体委秘书长荣高棠所作的1953年体育工作计划的报告, 以及各地体委的编制等问题。会上, 贺龙着重讲述了体育事业的重要意义和方针、规划。4月30日会议结束时, 贺龙再次说:“体育工作者今天的任务是重大而艰巨的……我们必须克服各种困难, 争取在一定的时期内作出一定的成绩来。但由于我国过去的体育运动的基础较差, 所以对于体育工作, 目前还不能要求过高。此外, 还必须积极地、及时地取得各地党委和政府的领导, 以及青年团、工会等有关机关团体的支持与协助。”说到普及和提高, 贺龙说:“普及和提高是统一的, 不矛盾的。有普及才能提高, 提高是为了普及。所以, 我们训练运动员的重要目的, 就是为普及体育运动准备干部、创造条件, 决不是单纯地为提高而提高。每一个运动员, 都应当成为群众性体育运动的宣传员、组织员、指导员和体育工作者。因此训练运动员也必须进行政治训练, 克服单纯技术观点, 提高运动员的阶级觉悟, 要组织运动员学习马列主义, 改造思想。”

贺龙清楚地认识到, 为了转变人们的错误认识, 光是宣传还不行, 必须实干, 必须把体育工作搞起来。贺龙上任初始就搞了几个大动作。他先从部队下手抓体育工作。由于贺龙在军队中有很高的威望, 解放军的体育运动很快就开展起来了。在贺龙的倡导下, 部队把开展体育运动、增强指战员的体质, 看成是建设正规化、现代化国防军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把体育运动列为各兵种军事训练的基本科目之一, 使体育运动更好地为国防建设服务。部队体育团在1953年的全国男女篮排球、足球、田径、体操等项中, 都取得了冠军的光荣称号。与此同时, 贺龙着手抓全国性的和省一级的体育运动会。仅1953年就召开了5个全国性的体育运动会, 省 (市) 以上召开了较正规的运动会219次, 参加的运动员有12.9576万人。在全国田径、体操、自行车运动大会上, 有19个运动项目创造了全国最高新纪录。其中, 男子跳远打破了保持20年之久的纪录。在全国民族形式体育表演及竞赛大会上, 有20名举重运动员创造了全国最新纪录。

贺龙还把目光投放到世界, 认为中国要积极参加世界体育运动。在第四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上, 我国游泳选手吴传玉以1分8秒4的成绩, 荣获男子100米冠军。这一年, 我国派遣体育队参加了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举行的第二十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及第四届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的国际青年友谊运动会, 出席了国际乒乓球联合会年会、国际足球联合会代表大会及国际排球联合会的年会;中国乒乓球队在参加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之前, 访问了捷克斯洛伐克及匈牙利;派代表参加了保加利亚全民体育节。在国内, 我们接待了苏联体育代表团;中华全国体育总会还加入了国际摔跤联合会为临时会员。这一系列举动扩大了中国的政治影响, 增进了中国人民及运动员与各国人民及运动员之间的了解与友谊。

贺龙总结近年的实际工作时说:群众性的体育运动有了比较广泛的开展, 对改进人民的健康开始显示了它的作用。全国铁路职工中, 经常参加体育活动的有10万人。经过逐年的发展, 1953年就到52万余人。学生现在参加体育活动的, 已较过去更为普遍和经常。“体育锻炼标准”已在全国更广泛地推行。参加这一锻炼的, 全国已达80余万人。许多省、市以上及部分县级机关都已推行了工间操或早操, 在广大农村和各个兄弟民族地区体育运动也有了一定的开展。人们开始关注体育运动, 各级政府也把体育工作当作一项重要工作来抓了。

前往苏联“取经”

当时, 苏联在体育方面已经算是排在世界前列的国家了。我国在体育方面要向苏联学习是很自然的事情。贺龙是赞成中央关于要向苏联学习抓体育的经验的, 他还决定亲自去苏联“取经”。但是贺龙在学习苏联问题上, 始终保持自己的独特性。他认为, 我们要以中国人自己总结出来的经验为主抓体育工作。1954年7月18日是苏联的体育节, 苏联政府和人民都把这个节日看得很重, 称之为“全民的节日”。苏联方面邀请贺龙去参加, 贺龙认为这是向苏联“取经”的好机会, 向中央打了报告。中央支持贺龙去苏联。7月13日贺龙率体育代表团赴苏, 参加苏联人民的这一盛会, 但贺龙的主要目的是“取经”, 因此他率团提前几天到达苏联, 在苏联参观体育设施, 与苏联方面交流体育工作经验。在此期间, 贺龙与代表团不辞劳苦, 先后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索契、梯比里斯等城市观看了各种类型的大小运动场馆、文化宫;访问了各级政府的体育运动委员会和工厂、集体农庄的体育组织, 以及青少年业余体校, 莫斯科航空俱乐部和列宁格勒体育研究院, 参观了全苏农业展览会和其中的农村体育运动展览馆。

贺龙在苏联边参观学习边思考, 他深深地认识到, 中国和苏联在体育方面的差距很大。经过认真思考, 贺龙总结苏联体育工作三条先进经验:一是苏联方面对竞技体育运动十分重视, 他们舍得花力气培养“尖子”运动员, 能够集中人力物力, 并且通过严密的组织领导, 在短期内突破世界纪录。二是苏联重视全民体育工作, 重视通过体育锻炼, 达到提高全民身体素质的目标。在苏联, 群众性体育运动规模很大。苏联城市和乡村的运动员和体育工作者达数百万人。男女老少都对体育运动表现出极高的兴趣和热爱, 体育运动真正成为全民的事业。三是苏联在全国普遍推行的“准备劳动与卫国”的体育制度 (简称“劳卫制”) 。十年制学校毕业的学生必须通过劳卫制一级标准, 七年制学校毕业生必须通过劳卫制少年标准, 体育不及格就不能毕业。这种“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是1931年由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倡议推行的。目的是使苏联人民, 首先是使苏联青年的身体全面发展, 并对他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使之成为健康、勇敢、乐观的祖国忠实保卫者和共产主义积极建设者, 这对于开展群众性的体育运动起着巨大的作用。

贺龙率团回国后, 立即组织国家体委的同志研究苏联的经验。国家体委开的重要研究会议都是贺龙亲自主持的。贺龙谈了自己的看法, 国家体委其他领导同志也谈了自己的看法, 贺龙把这些看法集中起来, 形成了一个初步认识, 即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 借鉴、学习苏联抓体育的经验, 重点学习苏联的“劳卫制”。8月27日, 贺龙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文委党组呈递了题为《苏联的体育运动是推动共产主义建设的力量》的报告。报告重点介绍了苏联推行的“准备劳动与卫国制度”开展的情况, 提出“我们在发展体育运动方面, 和其他工作一样, 必须向苏联学习”。报告还提出, “今后拟有计划地派遣一些留学生到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学习, 并聘请一些苏联体育专家来我国工作”。报告认为“目前各级体委干部太弱, 编制太小, 很难适应当前工作需要。望能趁此大区撤销之际, 予以充实”。中央很快就批准了贺龙的这份报告。从此, 国家体委即有计划地选派了一批运动员到苏联和匈牙利等国家学习, 也聘请了一批苏联和匈牙利体育专家来中国任教。中央也决定扩大各级政府体委的编制, 充实得力干部抓体育工作。特别重要的是, 中央决定加强国家体委的领导干部配置, 委任包括民主党派要人在内的一些重要干部到国家体委工作。这一年的9月, 贺龙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和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11月1日, 国务院任命蔡廷锴、蔡树藩、卢汉、黄琪翔、荣高棠为国家体委副主任。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张非垢任国家体委秘书长、黄中为副秘书长。贺龙还安排在解放前曾担任过中华全国体育协会总干事、1947年被选为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委员的著名体育家董守义先生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兼中央体育学院教授。毛泽东和党中央如此重视体育事业, 贺龙非常高兴。特别对中央配备的这个国家体委班子十分满意。贺龙夫人薛明回忆说:“贺龙对国家体委这个班子是满意的, 很喜欢。用他的话说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团结的班子。他们都很年轻, 懂专业, 有朝气, 工作效率高, 事业心强, 没有官僚主义;有文有武;打仗的, 打球的, 又有秀才, 又有搞管理工作的。他们相处很亲切、自然, 形成了一个拳头’”。

抓体育人才队伍建设

贺龙搞体育工作的一个重要理念就是, 国家在广泛开展群众性体育运动的同时, 必须集中力量抓人才, 各个项目都要有向世界纪录冲击的目标, 只有在竞技项目上走在世界前列, 才能在世界上产生广泛影响。这关系到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形象, 这里面有很大的国际政治问题。贺龙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认识到这一点, 是有先见之明的, 后来中国在70年代展开的乒乓外交, 今日中国体育大国的影响, 以及中国主办奥运会, 都证明了贺龙的预见力。

贺龙深深认识到, 中国体育事业要创造一流的成绩, 必须有一流的人才。这些人才就是体育运动的“尖子”运动员, 而要培养出“尖子”运动员, 就必须有高素质的教练员。而在国家体育工作刚刚展开时, 最缺乏的就是好的教练员。差不多每个体育项目都缺乏教练员, 优秀运动人才更是屈指可数。

怎样尽快把这方面工作抓上去?贺龙决定:一方面要花大力气抓紧培养我国自己的教练员和运动员, 另一方面要发现和大胆起用我国现有的好的教练员和运动员。当年, 在许多干部眼里, 个人和家庭出身十分重要, 一个好的教练员、运动员, 技术水平再好, 家庭出身、社会关系复杂一点, 就不用。贺龙不赞成这种看法和做法, 他以自己的威望, 带头打破这种观念, 并且亲自决定起用一些所谓“社会关系复杂”的优秀运动员和教练员。当年, 西南战斗队曾就徐广斌是否入队问题发生过争论。有人认为他技术水平不错, 本人政治表现也好, 可以吸收为队员;有人则认为他曾随他舅舅去过台湾, 社会关系复杂, 不能当国家队的队员。贺龙说:“他能从台湾回来, 就说明他爱国。这样的运动员, 不但应该吸收到国家队, 还应当很好培养。”贺龙表态后, 徐广斌很快就进国家队, 并且取得了好成绩。女排队员曹其纬是在五四”运动中被国人斥为“卖国贼”的曹汝霖的嫡孙女。贺龙夸奖她在电影《女篮五号》里演“小五号”演得好。贺龙还给曹其纬写了封亲笔信, 鼓励她积极上进, 争取早日加入共青团。曹其纬没有辜负贺龙的期望, 思想上进步很快, 工作中也做出了很大成绩, 不久就加入了共青团。

贺龙还把目光投放到海外, 从海外吸引体育人才回国效力。贺龙把在香港打球的傅其芳、容国团等请回国。傅其芳是中国著名乒乓球运动员, 曾击败当时的乒乓球世界冠军英国的李奇和格曼, 他还代表香港到新加坡参加国际比赛, 打败了实力很强的日本队, 夺得冠军。容国团打乒乓球水平在世界上也是相当高的。傅其芳和容国团先后回国, 中国乒乓球队就有了领头队员, 提高了中国乒乓球运动的水平。1954年, 傅其芳参加布达佩斯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乒乓球比赛, 获得了男子单打第二名。1958年后, 傅其芳开始当国家乒乓球队的教练, 使中国乒乓球队的整体实力大为提高。容国团等从香港归来后, 成为中国乒乓球队的主力。他有一套自己独特的打法, 这就使中国乒乓球队在打法上走在了前边, 在世界上是先进的球队。从印尼归国的华侨吴传玉是优秀的游泳运动员, 贺龙邀他到自己家中作客, 鼓励他努力提高游泳技术, 为国争光。此外, 贺龙还把海外优秀羽毛球运动员王文教、林丰玉、陈福寿、方凯祥、汤仙虎、侯加昌、陈玉娘、梁小牧等请回大陆, 给他们创造良好的训练条件。事实证明, 这些人回国后, 表现都是好的, 都在体育运动中取得了好成绩, 为祖国争了光。

贺龙在抓新中国自己培养体育人才的同时, 广泛吸收海内外优秀运动员回国, 国家一些重要体育运动队很快就组建起来了。仅1954年一年, 国家足球队、篮球队、排球队、乒乓球队、田径队、网球队、体操队、游泳队等组建完成, 并且形成了完善的建制、训练规范、生活管理制度等。贺龙还以超前的眼光, 盯住世界上其他运动项目, 要求国家体委的干部要研究这些项目, 努力创造条件, 建立这些项目的运动队。有的运动项目, 我国暂时没有条件建立运动队, 也要积极支持某些单位和个人坚持搞下去, 创造发展的条件, 时机成熟后, 马上建立运动队。例如, 过去中国根本没有棋类运动队, 下棋仅仅是个人爱好。贺龙从日本棋类发展的情况断定这是一个有前途的运动项目。在没有条件建立运动队时, 他采取许多措施, 支持一些棋类高手发展棋类运动, 由政府出资, 鼓励他们搞各类比赛, 鼓励他们收徒授技, 把中国象棋、围棋、国际象棋这三项棋类发展起来。一旦条件具备, 就建立棋类运动队。现在中国棋类运动已经形成规模, 并有严密的运动组织机构, 这与贺龙当年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抓体育场馆建设

搞体育运动, 总要有运动场地。可是, 在贺龙初任国家体委主任时, 中国的体育场馆极少。旧中国, 全国只有26个非常小的体育场馆, 是供富人们娱乐用的, 观众席位非常少, 有的根本没有观众席位。在首都北京, 只有先农坛一个体育场, 还是1937年建的。日本人曾将其作为军队训练场地。日本投降后, 国民党“接”而不“管”, 任其荒废。平时也很少用来竞赛。除了有比赛时预先临时派人打扫一下外, 平时缺少管理人手, 已经破烂不堪。这种情况使中国连请外国运动队来华表演的条件都不具备。建国后, 有一次苏联派蓝球队来中国表演, 中国竟然没有场地, 北京市只好临时搭建席棚。贺龙出任体委主任后, 立即着手抓场馆建设。他亲自定出建设计划, 首先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大中城市建设一批体育场馆。场馆设在什么地方, 建成什么规模, 场馆的样式, 观众的视觉效果等问题, 他都亲自参与制定。

贺龙提出设想, 要在北京建一个在国际上属于先进的、能够有数十年有效使用期的中国大型体育场馆, 中央很快就同意了这个设想, 并且在很短时间内确定了建设规划, 建设资金、物资也在短时间内到位。为了建设好这座体育场, 总要有一个得力领导干部来主抓。贺龙经过反复思考后, 把曾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委员、在重庆组织过城市建筑、当时在北京担任副市长的万里请出来, 请他出马筹建北京体育馆。接着, 贺龙又调来曾在重庆参加修建“人民大会堂”的张一粟参与一些重要体育场馆建设的领导工作。这样, 由万里挂帅, 管平、张一粟等具体负责, 北京市设计院设计, 大通公司施工的北京体育馆, 开始筹备。贺龙不仅审查图纸, 连馆内的沙发、茶几的样式, 都提出了具体的意见。当建设领导班子讨论建成工期时, 贺龙决定, 只给一年工期, 1954年秋动工, 1955年必须交付使用。参加施工的数千名工人昼夜赶建。1955年4月, 一座占地16顷的多功能体育馆建成。在新落成的体育馆举行的第一次国际比赛是中国和印度的男子排球比赛。贺龙邀请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出席观看。当毛泽东看到宏伟的体育馆时, 幽默地说:“你们盖了这么大一个屋啊, 不错嘛!”

贺龙在抓北京大型体育场建设的同时, 还重视抓各地体育运动场的建设。从1952年到1966年, 在贺龙主持下修建的体育场馆有:占地9万平方米的重庆大田湾体育场, 占地9544平方米的重庆市体育馆;为召开第一届全国运动会而兴建的北京市东郊工人体育场和工人体育馆;北京西郊翠微山下的射击场和占地24公顷的北京老山摩托车赛车场;占地5公顷、拥有6个水池的陶然亭游泳场;广州二沙头体育训练基地, 青年训练基地;南京五台山体育场等。同时, 在成都、广州、昆明、兰州、南京、西安等地还有计划地兴建了中小型体育馆38座。

把体育当作一种文化来经营发展

初任国家体委主任的贺龙, 从一开始就不是单纯把体育运动看作仅仅是搞比赛, 他从内心深处是把体育当作一种文化来建设的。他特别重视抓体育文化建设。贺龙要求一定把《新体育》杂志办好。他说, 这份杂志一定要面向群众, 要办得十分生动活泼, 图文并茂, 内容健康;要介绍体育运动的一些知识, 也要介绍一些运动员的情况;要有故事性, 熔知识性的趣味性为一炉。按贺龙确定的这个方针, 《新体育》杂志很快改版, 可读性大大增强, 逐渐受到了全国人民的欢迎, 发行数量猛增。接着, 贺龙有主持创办《中国体育》杂志 (英文刊物) 和《体育报》。办《中国体育》的目的是向国外介绍中国体育运动情况, 进行国际交流;办《体育报》的目的是向全国人民报道体育运动的大事, 介绍体育运动常识。毛泽东十分赞赏贺龙发展体育文化的思想和举措, 他应贺龙之邀, 为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份《体育报》题写了报头。朱德也为《体育报》题了词。郭沫若为《体育报》写了题为《体育战线插红旗》的诗。陆定一撰写了《祝体育报创刊》一文。李济深也为《体育报》的创办写了一首诗。

贺龙一直在寻找扩大体育文化的途径。1953年的一天, 贺龙从收音机里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张之在天津现场解说全国四项球类运动会的实况, 立即认识到:这是扩大体育影响, 发展体育文化的好形式。当时中国还没有电视, 广播是最广泛的传播方式了。贺龙高兴地说:“过去有说书的, 现在有人会说球, 这个办法好, 生动活泼, 引人入胜, 可以普及体育, 应当推广。会说球的, 也是专家呀!”从那以后, 每当有重大体育比赛, 贺龙都先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是否派人到现场转播?后来, 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转播重要赛事成了惯例。不仅如此, 在贺龙的亲自过问下,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加强了体育报道的记者队伍, 设置了专门报道体育比赛的部门。

有了运用广播电台宣传体育文化的经验, 贺龙举一反三, 又把目光投放到体育摄影、体育新闻电影拍摄影工作上。在他的过问下, 摄影机构和电影部门专设了报道和拍摄体育工作的机构。贺龙不光是要求配备人员, 还要求达到一定质量。凡有新摄制的体育电影, 他都参加审查。他多次夸奖《女篮五号》和《小足球队》这两部故事片拍得好。今天, 拍摄体育照片和拍摄体育电影已经很普遍了, 人们并不觉得稀奇。但在当年, 中国体育运动无声无息时, 贺龙出面打开了这方面工作的局面, 实在不易, 这是非常具有长远战略眼光的决策。 (待续, 敬请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