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體育事業的起步和發展是與賀龍的名字聯繫在一起的。賀龍在出任國家體委主任之後, 進行了一系列大刀闊斧的改革, 使新中國的體育運動事業迅速發展。在許多體育運動項目上, 走在了世界前列。賀龍爲新中國體育事業發展的奠基貢獻, 不可忘記。

毛澤東贊成賀龍出任國家體委主任

新中國剛剛建立時, 我們的體育運動事業處於十分低的水平。上世紀30年代, 國民黨政府忙於打內戰, 加上日本對中國的侵略, 根本顧不上搞體育運動。1932年第10屆奧運會時, 邀請中國參加。國民黨政府爲了應付此事, 只派了大學生劉長春一人去參加這屆奧運會。比賽時, 劉長春在預賽中就被淘汰。1936年第11屆奧運會時, 中國也僅派很少的幾個人去參賽。結果只有撐杆跳高運動員符保盧進入到決賽。1948年, 已經風雨飄搖的國民黨政府再次派人去參加奧運會, 沒有取得任何獎牌。當時英國《鏡報》發表了一幅漫畫:一個身材瘦小、穿着中國運動服裝的人, 舉着畫有5個鴨蛋的白色大旗。這是對中國的侮辱。

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 爲了發展新中國的體育事業, 增強人民體質, 改變中國在世界上的“東亞病夫”形象, 新中國成立不久, 中共中央和政務院就指示在各省市建立體育機構。但由於中國體育運動的基礎實在太差了, 也缺乏人才, 三年時間過去了, 全國各地成立體育機構的還不足半數。在中央也沒有一個主管體育的機構。

毛澤東對新中國的體育事業十分重視。他一直考慮怎樣發展中國體育事業的問題。1950年初, 他爲《新體育》雜誌親筆題寫了刊名。爲了明確中國體育事業的發展方向, 毛澤東於1952年6月10日題寫了“發展體育運動, 增強人民體質”12個大字。同時, 他也思考着在中央建立一個主管全國體育運動的領導機構的問題。這時, 胡耀邦和榮高棠與毛澤東想到了一處。

1952年7月29日至8月14日, 中華全國體育總會副主席兼祕書長榮高棠率領中國體育代表團到芬蘭的赫爾辛基參加了第15屆奧林匹克運動會。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第一次參加國際奧林匹克運動會。由於舊中國體育運動基礎太差, 也不是短期即可抓上來的, 中國在這屆奧運會上仍然沒有取得好成績。代表團回國後, 共青團中央書記胡耀邦和代表團領導一起研究瞭如何把新中國體育運動搞上去的問題, 他和榮高棠一致的意見是, 新中國必須建立一個領導全國體育運動的機構。他們決定向中央打報告。不久, 一份以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名義寫給中央的報告送到了劉少奇手上。報告是呈送中共中央的, 題爲《關於參加第十五屆奧運會的情況報告》。這份報告中向中央提出建議:在政務院下設立一個與各部委平行的全國體育事務委員會, 並提出:“委員會的主任委員, 最好請賀龍那樣的一位將軍來擔任。”

劉少奇看了報告後, 很快就把這份這份報告送到政務院處理。在政務院主持常務工作的鄧小平非常贊成報告中提出的意見, 特別是贊成由賀龍當國家體委主任的建設。他在簽署了自己意見的報告轉給周恩來總理時, 專門向周恩來談了自己的意見。周恩來也十分贊成建立這樣一個領導全國體育事業的機構, 支持由賀龍擔任國家體委主任。

鄧小平向毛澤東主席呈送報告時, 彙報了同意建立國家體委的初步打算, 並向毛澤東建議由賀龍擔任國家體委主任。毛澤東聽後非常高興, 他同意建立國家體委, 請賀龍擔任國家體委主任。鄧小平從毛澤東住處回來後, 立即給在重慶主持西南工作的賀龍打電話, 告訴賀龍青年團中央建議由他擔任國家體委主任的消息, 並說自己和周恩來也贊成這一安排。賀龍在電話裏問鄧小平:“毛主席的意見呢?”鄧小平說:“毛主席贊成。他要請你擔任國家體委主任。”賀龍聽後毫不猶豫地說:“毛主席叫我幹, 中央叫我幹, 我就幹!”其實, 這個突如其來的消息對賀龍不會沒有震動。他的一生都在帶兵打仗, 當時是大軍區司令員, 指揮着千軍萬馬。現在讓他去管體育, 似乎有些難以接受。但他從鄧小平的話裏得知是毛主席的意見, 於是便無條件地服從了。

在1952年11月15日召開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十九次會議上, 通過了由賀龍任中央體育運動委員會主任、蔡廷鍇擔任副主任的任命。1953年8月21日, 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了中國共產黨中央體育運動委員會黨組由賀龍、榮高棠、黃中三人組成, 由賀龍任書記。9月4日, 中共中央會議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28次會議批准了中央人民政府體育委員會。委員計28名:賀龍、蔡廷鍇、曾昭倫、韋懿、蘇井觀、肖華、陳沂、肖克、傅秋濤、劉子久、章澤、劉加林、於北辰、田德民、王紀雲、朋斯克、吳克堅、車向忱、楊成武、曾震五、蔡樹藩、劉斐、榮高棠、黃中、馬約翰、吳蘊華、徐英超、張軫。

組建中國體育運動領導班子

賀龍初任國家體委主任時, 中國體育事業的基礎十分薄弱, 運動水平處在世界較低水平。拿當時成績比較好的跳高運動來說, 過去中國的最高記錄僅僅是女子跳高運動員朱天真創造的1.35米。1948年這個記錄被吳樹森打破, 成績也僅爲1.40米。其它體育運動就更談不上了。世界上發達國家已經開展的體育運動項目在中國有一多半是空白, 大多數中國人甚至都沒有聽說過這些體育運動項目的名字。就連後來成爲“國球”運動的乒乓球比賽, 當時知道的人都不多。中國的體育設施也非常少, 只在個別體育愛好者家裏有極少的單項體育設施, 一些大學裏有少量十分破舊項目不全的體育運動器材, 民間根本沒有爲民衆提供的運動設施和場所。1950年前, 中國尚無一所體育學院, 沒有一名體育教師。賀龍就是在種狀況下出任國家體委主任的。

面對中國體育運動的這種現狀, 賀龍擔任國家體委主任後, 要抓的工作千頭萬緒。賀龍首先集中力量抓的是建立國家的和地方的領導體育運動機構。中央決定賀龍擔任國家體委主任後, 他就着手建立國家體委班子。在他的籌備下, 中央人民政府人事部於1953年2月27日下達文件, 確定國家體委239個編制, 幹部212人, 勤雜人員編制27人, 榮高棠、黃中擔任體委的正、副祕書長。賀龍在北京選定了國家體委的地址在西單未央衚衕。編制有了, 但幹部只有十幾個人。賀龍說這不行, 一定要調幹部。可是, 當年許多人對體育工作認識不足, 認爲那不是正當職業。特別是軍隊中許多幹部認爲打天下才是好樣的, 搞“玩”的不是正路。因此幹部們不願意來體委。怎麼辦?賀龍想到了團中央。團中央書記胡耀邦一直支持體育工作, 而且過去中央體育工作也是由團中央負責的。於是, 賀龍把胡耀邦和團中央組織部長金棟請到家中, 對他們說:“體委剛剛成立, 需要加強。你們是做青年人的工作的, 我們這裏也是做青年人的工作的, 任務很繁重, 要靠各方面支持。耀邦啊, 這也是你的事, 從你那裏調點兒人吧。”胡耀邦十分爽快地說:“老總要誰我給誰。”賀龍也不客氣, 點名把團中央一些骨幹人員調來。不久韓復東、李達、趙正洪和他的祕書任思治等一批幹部來體委報到了。賀龍還起用了一批曾在部隊和西南區從事過體育工作的幹部到國家體委機關工作。他們之中有西南軍區司令部幹部處長兼西南軍區戰鬥體工大隊隊長張之槐, 第一二○師戰鬥籃球隊的老隊員、時任中國人民志願軍某炮兵團的政治委員張聯華, “東干隊”老隊員、時任東北軍區空軍某部軍械處處長朱德寶, 內務部副部長蔡樹藩, 地質部幹部王凌原, 西南軍區保衛科幹部、曾在賀龍身邊做過保衛工作的武嶽松, 中共西南局宣傳部副部長張非垢, 外文出版社的張彩珍, 起義將領、西南行政委員會副主席盧漢及李夢華。不久, 賀龍又調來了中南區體委辦公室主任陳先, 從華北調來曹建純, 從西北調來董念黎。曾在聯防軍司令部搞過行政管理和後勤工作的金鑑萍也被賀龍調到體委, 讓他抓機關管理工作。

爲了把全國體育機構建立起來, 賀龍又把注意力放在建立地方體委上。他在會議上多次說:爲了保證體育運動的開展, 必須迅速建立和健全各級體育運動委員會, 配備一定數量的幹部。原來已經建立體委的省市要加強體委機構, 沒有建立的要儘快建立。他還建議, 全國總工會、各地市總工會和各產業工會, 要設立體育工作機構或專職幹部, 廠礦企業單位可在工會基層工作委員會下設體育運動委員會, 以加強對職工體育運動的領導。賀龍對過去主管體育工作的團組織更加重視, 他建議各級青年團要繼續積極倡導體育運動。對於軍隊, 賀龍建議軍隊要加強各級軍事體育部的工作。此外, 省、市以上的教育部門裏面也應健全體育處 (科) , 以加強學校體育的管理。賀龍雖然是以建議形式提的, 但他的威信高, 他的建議很有分量, 各地各級政府和軍隊的領導人都十分重視, 都按賀龍的意見抓緊落實。

既要宣傳又要實幹

爲了轉變很多人認爲幹體育不是正當職業的認識, 賀龍到處講體育工作的重要性。以他的威望, 親自出面宣傳體育運動的重要性是非常有效的。1953年4月27日, 賀龍在北京主持召開了第一次全國體育工作會議, 會議討論了中央體委祕書長榮高棠所作的1953年體育工作計劃的報告, 以及各地體委的編制等問題。會上, 賀龍着重講述了體育事業的重要意義和方針、規劃。4月30日會議結束時, 賀龍再次說:“體育工作者今天的任務是重大而艱鉅的……我們必須克服各種困難, 爭取在一定的時期內作出一定的成績來。但由於我國過去的體育運動的基礎較差, 所以對於體育工作, 目前還不能要求過高。此外, 還必須積極地、及時地取得各地黨委和政府的領導, 以及青年團、工會等有關機關團體的支持與協助。”說到普及和提高, 賀龍說:“普及和提高是統一的, 不矛盾的。有普及才能提高, 提高是爲了普及。所以, 我們訓練運動員的重要目的, 就是爲普及體育運動準備幹部、創造條件, 決不是單純地爲提高而提高。每一個運動員, 都應當成爲羣衆性體育運動的宣傳員、組織員、指導員和體育工作者。因此訓練運動員也必須進行政治訓練, 克服單純技術觀點, 提高運動員的階級覺悟, 要組織運動員學習馬列主義, 改造思想。”

賀龍清楚地認識到, 爲了轉變人們的錯誤認識, 光是宣傳還不行, 必須實幹, 必須把體育工作搞起來。賀龍上任初始就搞了幾個大動作。他先從部隊下手抓體育工作。由於賀龍在軍隊中有很高的威望, 解放軍的體育運動很快就開展起來了。在賀龍的倡導下, 部隊把開展體育運動、增強指戰員的體質, 看成是建設正規化、現代化國防軍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把體育運動列爲各兵種軍事訓練的基本科目之一, 使體育運動更好地爲國防建設服務。部隊體育團在1953年的全國男女籃排球、足球、田徑、體操等項中, 都取得了冠軍的光榮稱號。與此同時, 賀龍着手抓全國性的和省一級的體育運動會。僅1953年就召開了5個全國性的體育運動會, 省 (市) 以上召開了較正規的運動會219次, 參加的運動員有12.9576萬人。在全國田徑、體操、自行車運動大會上, 有19個運動項目創造了全國最高新紀錄。其中, 男子跳遠打破了保持20年之久的紀錄。在全國民族形式體育表演及競賽大會上, 有20名舉重運動員創造了全國最新紀錄。

賀龍還把目光投放到世界, 認爲中國要積極參加世界體育運動。在第四屆世界青年與學生和平友誼聯歡節上, 我國游泳選手吳傳玉以1分8秒4的成績, 榮獲男子100米冠軍。這一年, 我國派遣體育隊參加了在羅馬尼亞布加勒斯特舉行的第二十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及第四屆青年與學生和平友誼聯歡節的國際青年友誼運動會, 出席了國際乒乓球聯合會年會、國際足球聯合會代表大會及國際排球聯合會的年會;中國乒乓球隊在參加世界乒乓球錦標賽之前, 訪問了捷克斯洛伐克及匈牙利;派代表參加了保加利亞全民體育節。在國內, 我們接待了蘇聯體育代表團;中華全國體育總會還加入了國際摔跤聯合會爲臨時會員。這一系列舉動擴大了中國的政治影響, 增進了中國人民及運動員與各國人民及運動員之間的瞭解與友誼。

賀龍總結近年的實際工作時說:羣衆性的體育運動有了比較廣泛的開展, 對改進人民的健康開始顯示了它的作用。全國鐵路職工中, 經常參加體育活動的有10萬人。經過逐年的發展, 1953年就到52萬餘人。學生現在參加體育活動的, 已較過去更爲普遍和經常。“體育鍛煉標準”已在全國更廣泛地推行。參加這一鍛鍊的, 全國已達80餘萬人。許多省、市以上及部分縣級機關都已推行了工間操或早操, 在廣大農村和各個兄弟民族地區體育運動也有了一定的開展。人們開始關注體育運動, 各級政府也把體育工作當作一項重要工作來抓了。

前往蘇聯“取經”

當時, 蘇聯在體育方面已經算是排在世界前列的國家了。我國在體育方面要向蘇聯學習是很自然的事情。賀龍是贊成中央關於要向蘇聯學習抓體育的經驗的, 他還決定親自去蘇聯“取經”。但是賀龍在學習蘇聯問題上, 始終保持自己的獨特性。他認爲, 我們要以中國人自己總結出來的經驗爲主抓體育工作。1954年7月18日是蘇聯的體育節, 蘇聯政府和人民都把這個節日看得很重, 稱之爲“全民的節日”。蘇聯方面邀請賀龍去參加, 賀龍認爲這是向蘇聯“取經”的好機會, 向中央打了報告。中央支持賀龍去蘇聯。7月13日賀龍率體育代表團赴蘇, 參加蘇聯人民的這一盛會, 但賀龍的主要目的是“取經”, 因此他率團提前幾天到達蘇聯, 在蘇聯參觀體育設施, 與蘇聯方面交流體育工作經驗。在此期間, 賀龍與代表團不辭勞苦, 先後在莫斯科、列寧格勒、基輔、索契、梯比里斯等城市觀看了各種類型的大小運動場館、文化宮;訪問了各級政府的體育運動委員會和工廠、集體農莊的體育組織, 以及青少年業餘體校, 莫斯科航空俱樂部和列寧格勒體育研究院, 參觀了全蘇農業展覽會和其中的農村體育運動展覽館。

賀龍在蘇聯邊參觀學習邊思考, 他深深地認識到, 中國和蘇聯在體育方面的差距很大。經過認真思考, 賀龍總結蘇聯體育工作三條先進經驗:一是蘇聯方面對競技體育運動十分重視, 他們捨得花力氣培養“尖子”運動員, 能夠集中人力物力, 並且通過嚴密的組織領導, 在短期內突破世界紀錄。二是蘇聯重視全民體育工作, 重視通過體育鍛煉, 達到提高全民身體素質的目標。在蘇聯, 羣衆性體育運動規模很大。蘇聯城市和鄉村的運動員和體育工作者達數百萬人。男女老少都對體育運動表現出極高的興趣和熱愛, 體育運動真正成爲全民的事業。三是蘇聯在全國普遍推行的“準備勞動與衛國”的體育制度 (簡稱“勞衛制”) 。十年制學校畢業的學生必須通過勞衛制一級標準, 七年制學校畢業生必須通過勞衛制少年標準, 體育不及格就不能畢業。這種“準備勞動與衛國”體育制度是1931年由蘇聯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倡議推行的。目的是使蘇聯人民, 首先是使蘇聯青年的身體全面發展, 並對他們進行愛國主義教育, 使之成爲健康、勇敢、樂觀的祖國忠實保衛者和共產主義積極建設者, 這對於開展羣衆性的體育運動起着巨大的作用。

賀龍率團回國後, 立即組織國家體委的同志研究蘇聯的經驗。國家體委開的重要研究會議都是賀龍親自主持的。賀龍談了自己的看法, 國家體委其他領導同志也談了自己的看法, 賀龍把這些看法集中起來, 形成了一個初步認識, 即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 借鑑、學習蘇聯抓體育的經驗, 重點學習蘇聯的“勞衛制”。8月27日, 賀龍向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文委黨組呈遞了題爲《蘇聯的體育運動是推動共產主義建設的力量》的報告。報告重點介紹了蘇聯推行的“準備勞動與衛國制度”開展的情況, 提出“我們在發展體育運動方面, 和其他工作一樣, 必須向蘇聯學習”。報告還提出, “今後擬有計劃地派遣一些留學生到蘇聯和其他兄弟國家學習, 並聘請一些蘇聯體育專家來我國工作”。報告認爲“目前各級體委幹部太弱, 編制太小, 很難適應當前工作需要。望能趁此大區撤銷之際, 予以充實”。中央很快就批准了賀龍的這份報告。從此, 國家體委即有計劃地選派了一批運動員到蘇聯和匈牙利等國家學習, 也聘請了一批蘇聯和匈牙利體育專家來中國任教。中央也決定擴大各級政府體委的編制, 充實得力幹部抓體育工作。特別重要的是, 中央決定加強國家體委的領導幹部配置, 委任包括民主黨派要人在內的一些重要幹部到國家體委工作。這一年的9月, 賀龍被任命爲國務院副總理、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和國家體育運動委員會主任。11月1日, 國務院任命蔡廷鍇、蔡樹藩、盧漢、黃琪翔、榮高棠爲國家體委副主任。中共中央組織部批准張非垢任國家體委祕書長、黃中爲副祕書長。賀龍還安排在解放前曾擔任過中華全國體育協會總幹事、1947年被選爲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委員的著名體育家董守義先生爲政協全國委員會委員兼中央體育學院教授。毛澤東和黨中央如此重視體育事業, 賀龍非常高興。特別對中央配備的這個國家體委班子十分滿意。賀龍夫人薛明回憶說:“賀龍對國家體委這個班子是滿意的, 很喜歡。用他的話說是‘來自五湖四海的、團結的班子。他們都很年輕, 懂專業, 有朝氣, 工作效率高, 事業心強, 沒有官僚主義;有文有武;打仗的, 打球的, 又有秀才, 又有搞管理工作的。他們相處很親切、自然, 形成了一個拳頭’”。

抓體育人才隊伍建設

賀龍搞體育工作的一個重要理念就是, 國家在廣泛開展羣衆性體育運動的同時, 必須集中力量抓人才, 各個項目都要有向世界紀錄衝擊的目標, 只有在競技項目上走在世界前列, 才能在世界上產生廣泛影響。這關係到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和形象, 這裏面有很大的國際政治問題。賀龍早在上世紀50年代就認識到這一點, 是有先見之明的, 後來中國在70年代展開的乒乓外交, 今日中國體育大國的影響, 以及中國主辦奧運會, 都證明了賀龍的預見力。

賀龍深深認識到, 中國體育事業要創造一流的成績, 必須有一流的人才。這些人才就是體育運動的“尖子”運動員, 而要培養出“尖子”運動員, 就必須有高素質的教練員。而在國家體育工作剛剛展開時, 最缺乏的就是好的教練員。差不多每個體育項目都缺乏教練員, 優秀運動人才更是屈指可數。

怎樣儘快把這方面工作抓上去?賀龍決定:一方面要花大力氣抓緊培養我國自己的教練員和運動員, 另一方面要發現和大膽起用我國現有的好的教練員和運動員。當年, 在許多幹部眼裏, 個人和家庭出身十分重要, 一個好的教練員、運動員, 技術水平再好, 家庭出身、社會關係複雜一點, 就不用。賀龍不贊成這種看法和做法, 他以自己的威望, 帶頭打破這種觀念, 並且親自決定起用一些所謂“社會關係複雜”的優秀運動員和教練員。當年, 西南戰鬥隊曾就徐廣斌是否入隊問題發生過爭論。有人認爲他技術水平不錯, 本人政治表現也好, 可以吸收爲隊員;有人則認爲他曾隨他舅舅去過臺灣, 社會關係複雜, 不能當國家隊的隊員。賀龍說:“他能從臺灣回來, 就說明他愛國。這樣的運動員, 不但應該吸收到國家隊, 還應當很好培養。”賀龍表態後, 徐廣斌很快就進國家隊, 並且取得了好成績。女排隊員曹其緯是在五四”運動中被國人斥爲“賣國賊”的曹汝霖的嫡孫女。賀龍誇獎她在電影《女籃五號》裏演“小五號”演得好。賀龍還給曹其緯寫了封親筆信, 鼓勵她積極上進, 爭取早日加入共青團。曹其緯沒有辜負賀龍的期望, 思想上進步很快, 工作中也做出了很大成績, 不久就加入了共青團。

賀龍還把目光投放到海外, 從海外吸引體育人才回國效力。賀龍把在香港打球的傅其芳、容國團等請回國。傅其芳是中國著名乒乓球運動員, 曾擊敗當時的乒乓球世界冠軍英國的李奇和格曼, 他還代表香港到新加坡參加國際比賽, 打敗了實力很強的日本隊, 奪得冠軍。容國團打乒乓球水平在世界上也是相當高的。傅其芳和容國團先後回國, 中國乒乓球隊就有了領頭隊員, 提高了中國乒乓球運動的水平。1954年, 傅其芳參加布達佩斯世界大學生運動會的乒乓球比賽, 獲得了男子單打第二名。1958年後, 傅其芳開始當國家乒乓球隊的教練, 使中國乒乓球隊的整體實力大爲提高。容國團等從香港歸來後, 成爲中國乒乓球隊的主力。他有一套自己獨特的打法, 這就使中國乒乓球隊在打法上走在了前邊, 在世界上是先進的球隊。從印尼歸國的華僑吳傳玉是優秀的游泳運動員, 賀龍邀他到自己家中作客, 鼓勵他努力提高游泳技術, 爲國爭光。此外, 賀龍還把海外優秀羽毛球運動員王文教、林豐玉、陳福壽、方凱祥、湯仙虎、侯加昌、陳玉娘、梁小牧等請回大陸, 給他們創造良好的訓練條件。事實證明, 這些人回國後, 表現都是好的, 都在體育運動中取得了好成績, 爲祖國爭了光。

賀龍在抓新中國自己培養體育人才的同時, 廣泛吸收海內外優秀運動員回國, 國家一些重要體育運動隊很快就組建起來了。僅1954年一年, 國家足球隊、籃球隊、排球隊、乒乓球隊、田徑隊、網球隊、體操隊、游泳隊等組建完成, 並且形成了完善的建制、訓練規範、生活管理制度等。賀龍還以超前的眼光, 盯住世界上其他運動項目, 要求國家體委的幹部要研究這些項目, 努力創造條件, 建立這些項目的運動隊。有的運動項目, 我國暫時沒有條件建立運動隊, 也要積極支持某些單位和個人堅持搞下去, 創造發展的條件, 時機成熟後, 馬上建立運動隊。例如, 過去中國根本沒有棋類運動隊, 下棋僅僅是個人愛好。賀龍從日本棋類發展的情況斷定這是一個有前途的運動項目。在沒有條件建立運動隊時, 他採取許多措施, 支持一些棋類高手發展棋類運動, 由政府出資, 鼓勵他們搞各類比賽, 鼓勵他們收徒授技, 把中國象棋、圍棋、國際象棋這三項棋類發展起來。一旦條件具備, 就建立棋類運動隊。現在中國棋類運動已經形成規模, 並有嚴密的運動組織機構, 這與賀龍當年的努力是分不開的。

抓體育場館建設

搞體育運動, 總要有運動場地。可是, 在賀龍初任國家體委主任時, 中國的體育場館極少。舊中國, 全國只有26個非常小的體育場館, 是供富人們娛樂用的, 觀衆席位非常少, 有的根本沒有觀衆席位。在首都北京, 只有先農壇一個體育場, 還是1937年建的。日本人曾將其作爲軍隊訓練場地。日本投降後, 國民黨“接”而不“管”, 任其荒廢。平時也很少用來競賽。除了有比賽時預先臨時派人打掃一下外, 平時缺少管理人手, 已經破爛不堪。這種情況使中國連請外國運動隊來華表演的條件都不具備。建國後, 有一次蘇聯派藍球隊來中國表演, 中國竟然沒有場地, 北京市只好臨時搭建蓆棚。賀龍出任體委主任後, 立即着手抓場館建設。他親自定出建設計劃, 首先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大中城市建設一批體育場館。場館設在什麼地方, 建成什麼規模, 場館的樣式, 觀衆的視覺效果等問題, 他都親自參與制定。

賀龍提出設想, 要在北京建一個在國際上屬於先進的、能夠有數十年有效使用期的中國大型體育場館, 中央很快就同意了這個設想, 並且在很短時間內確定了建設規劃, 建設資金、物資也在短時間內到位。爲了建設好這座體育場, 總要有一個得力領導幹部來主抓。賀龍經過反覆思考後, 把曾擔任西南軍政委員會財經委員會委員、在重慶組織過城市建築、當時在北京擔任副市長的萬里請出來, 請他出馬籌建北京體育館。接着, 賀龍又調來曾在重慶參加修建“人民大會堂”的張一粟參與一些重要體育場館建設的領導工作。這樣, 由萬里掛帥, 管平、張一粟等具體負責, 北京市設計院設計, 大通公司施工的北京體育館, 開始籌備。賀龍不僅審查圖紙, 連館內的沙發、茶几的樣式, 都提出了具體的意見。當建設領導班子討論建成工期時, 賀龍決定, 只給一年工期, 1954年秋動工, 1955年必須交付使用。參加施工的數千名工人晝夜趕建。1955年4月, 一座佔地16頃的多功能體育館建成。在新落成的體育館舉行的第一次國際比賽是中國和印度的男子排球比賽。賀龍邀請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同志出席觀看。當毛澤東看到宏偉的體育館時, 幽默地說:“你們蓋了這麼大一個屋啊, 不錯嘛!”

賀龍在抓北京大型體育場建設的同時, 還重視抓各地體育運動場的建設。從1952年到1966年, 在賀龍主持下修建的體育場館有:佔地9萬平方米的重慶大田灣體育場, 佔地9544平方米的重慶市體育館;爲召開第一屆全國運動會而興建的北京市東郊工人體育場和工人體育館;北京西郊翠微山下的射擊場和佔地24公頃的北京老山摩托車賽車場;佔地5公頃、擁有6個水池的陶然亭游泳場;廣州二沙頭體育訓練基地, 青年訓練基地;南京五臺山體育場等。同時, 在成都、廣州、昆明、蘭州、南京、西安等地還有計劃地興建了中小型體育館38座。

把體育當作一種文化來經營發展

初任國家體委主任的賀龍, 從一開始就不是單純把體育運動看作僅僅是搞比賽, 他從內心深處是把體育當作一種文化來建設的。他特別重視抓體育文化建設。賀龍要求一定把《新體育》雜誌辦好。他說, 這份雜誌一定要面向羣衆, 要辦得十分生動活潑, 圖文並茂, 內容健康;要介紹體育運動的一些知識, 也要介紹一些運動員的情況;要有故事性, 熔知識性的趣味性爲一爐。按賀龍確定的這個方針, 《新體育》雜誌很快改版, 可讀性大大增強, 逐漸受到了全國人民的歡迎, 發行數量猛增。接着, 賀龍有主持創辦《中國體育》雜誌 (英文刊物) 和《體育報》。辦《中國體育》的目的是向國外介紹中國體育運動情況, 進行國際交流;辦《體育報》的目的是向全國人民報道體育運動的大事, 介紹體育運動常識。毛澤東十分讚賞賀龍發展體育文化的思想和舉措, 他應賀龍之邀, 爲中國有史以來的第一份《體育報》題寫了報頭。朱德也爲《體育報》題了詞。郭沫若爲《體育報》寫了題爲《體育戰線插紅旗》的詩。陸定一撰寫了《祝體育報創刊》一文。李濟深也爲《體育報》的創辦寫了一首詩。

賀龍一直在尋找擴大體育文化的途徑。1953年的一天, 賀龍從收音機裏聽到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音員張之在天津現場解說全國四項球類運動會的實況, 立即認識到:這是擴大體育影響, 發展體育文化的好形式。當時中國還沒有電視, 廣播是最廣泛的傳播方式了。賀龍高興地說:“過去有說書的, 現在有人會說球, 這個辦法好, 生動活潑, 引人入勝, 可以普及體育, 應當推廣。會說球的, 也是專家呀!”從那以後, 每當有重大體育比賽, 賀龍都先問: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是否派人到現場轉播?後來, 由中央人民廣播電臺轉播重要賽事成了慣例。不僅如此, 在賀龍的親自過問下, 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加強了體育報道的記者隊伍, 設置了專門報道體育比賽的部門。

有了運用廣播電臺宣傳體育文化的經驗, 賀龍舉一反三, 又把目光投放到體育攝影、體育新聞電影拍攝影工作上。在他的過問下, 攝影機構和電影部門專設了報道和拍攝體育工作的機構。賀龍不光是要求配備人員, 還要求達到一定質量。凡有新攝製的體育電影, 他都參加審查。他多次誇獎《女籃五號》和《小足球隊》這兩部故事片拍得好。今天, 拍攝體育照片和拍攝體育電影已經很普遍了, 人們並不覺得稀奇。但在當年, 中國體育運動無聲無息時, 賀龍出面打開了這方面工作的局面, 實在不易, 這是非常具有長遠戰略眼光的決策。 (待續, 敬請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