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初的天津是中外通商中的繁富之區，歐風美雨與封建糟粕，撕扯着這座“得風氣之先”的新興城市。

當時天津報刊《社會教育星期報》曾在一篇報道中，這樣描述這座通商大埠的社會情形：“其習奢糜逐聲色，其人民趨利忘恥、不以名節爲高。自政刑失墜，斯風益熾，雖有力者，莫之挽也。”

1900年，張家姐妹花中的姐姐立姑出生，三年後妹妹春姑出生。兩姐妹十多年的人生便是在彼時奢糜環境下的天津度過。

立姑、春姑的父親名叫張紹庭，原本是南皮縣人，少年時逃荒至天津武清，在一家金姓瓷器店做工，後被店主招贅爲婿並繼承店業。可是好景不長，瓷器店在八國聯軍攻陷天津時毀於戰禍。張紹庭不得不另謀生路，到車行租了一輛人力車做起黃包車伕，妻子金氏也替人做些紡線織布、漿洗衣裳的雜活，一家人掙扎在生存的邊緣。

富人們日復一日地在歌舞笙簫中迷醉，窮人們則在生存的艱辛中苦熬歲月。此外，還專有一類人孜孜不倦地搬運窮人的痛苦，去供富人們取樂。皮條客就是這類人中最臭名昭著的一員。

十三年後，這個家庭的男人張紹庭在生活的折磨下病逝了。但寡妻金氏展現出勞苦人民的堅韌，她帶着兒女以縫紉爲生，獨自承擔起帶領兒女們頑強生存的重任。

然而早在張紹庭病逝之前，立姑、春姑兩姐妹的命運，就已經被人種下了悲劇的種子。

張紹庭是個“迂訥易爲人欺”的老實人，這種人拉黃包車照例是生意比較差的一種，常常辛苦終日所獲車資甚至不抵車租，至於抵償車款更是不可能。

所以，1910年的某日張紹庭弄丟租來的人力車後，車行老闆屢屢索要人力車賠款的咄咄聲勢，就幾乎要擊垮這個掙扎在社會底層的貧弱家庭。

與危難如影隨形的並非只有絕望，有時候會是令人無法跳脫的套路！人們不是在套路中苟且，便是選擇以命解套。

立姑、春姑這對姐妹花，最終選擇了後者。

一貫混跡在底層民衆中替人“消災解困”的王寶山，忽一日發現相熟已久的“冷竈”張紹庭“熱”起來了，便上前替他出了個賠償人力車款的主意。他對張紹庭夫婦說：“你倆哭是沒用的，不如把兩個女兒許配人家，就可以用所得聘金來賠償人力車款。”

於是在王寶山的“撮合”下，長女立姑被許給一個名叫戴富有的人的長子。戴家是個商賈之家，這個頗有家資的富室爲何會看上貧家女？

走投無路的張紹庭已經無暇細想，他聽從王寶山的安排，將立姑許給戴家長子並立下婚約，用所得聘金解了一家人的覆巢之危，但真正的代價卻是六年後一雙女兒的兩條生命。

1913年張紹庭去世後不久，戴富有的妻子馬氏便以親家的身份，盛情邀請金氏母女到戴家居住。金氏卻之不過，便帶着兒女到戴家暫住，但戴家的待客之道卻相當另類。

馬氏以妓院小曲令立姑、春姑學唱，並多次勸守寡的金氏再嫁。金氏至此才發現，戴家所做的其實是皮條生意。前次的婚約和今次的收留全是假意，欲將金氏母女送入娼門纔是真章。

戴富有者，蓄妓爲業也。其人專門誘騙良家女子，教以歌曲窯調後轉賣妓院。這便是戴家的生財之道，最先出面的王寶山便是這位大皮條客手下的小皮條。

發覺事情真相的金氏，在舉目無親、無人相助的情況下，經過近一年的努力，終於在千福寺旁租到住所，並突破攔阻帶着兒女離開了戴家。但長女立姑卻被戴富有強行留下，其後金氏數次赴戴家要求接回立姑，均被戴妻馬氏所阻，並多次遭受毆打。

最後，金氏在鄰里的幫助下，求告警察才得以將女兒立姑從戴家接回，但是戴家並不願意放棄到嘴的肥肉。

戴富有謊稱立姑、春姑兩姐妹已分別與自己的長子、次子訂立婚約，並讓王寶山作證，遂以金氏悔婚爲由，將之告上天津地方審判廳和直隸高等審判廳。最終，直隸高等審判廳採信了戴富有提供的婚約憑證，判決立姑、春姑兩姐妹俱歸戴富有。

金氏又控訴戴富有所爲實爲蓄妓，但審判廳則曰：“此一事，彼一事，不相涉也”。

1916年，戴富有仗着打贏了官司，名義上打發王寶山來跟金氏商訂婚期迎娶二女，實際上威逼利誘，就是要來明搶了。

束手無策的金氏不甘一雙女兒入虎口，她對兩姐妹說：“到時候，爲娘跟他們拼命。”

但是兩姐妹已在心裏想好了對策，她們對母親說：“父亡弟幼，母有不幸，誰撫諸弟？是絕吾父血食而重女罪也。女等有以自處，母勿以爲念。”

當夜，立姑、春姑取火柴磷以煤油服下。次日凌晨，16歲的姐姐立姑毒發，在萬分痛苦中身亡，鄰里慌忙拿來解藥給13歲的妹妹春姑。但春姑拒絕服用，並說“吾姐妹當判定時此志已決，吾縱能免辱，必不負姐以獨生”，不久也在痛苦中毒發而死。

悲劇發生後，事件經過當地《社會教育星期報》、《大公報》等報刊的報道，而轟動天津，引發了全社會的關注。各界紛紛爲這對節烈的姐妹花送上輓聯——

天津秀才劉道原：直隸高等審判廳傷天害理，南皮張氏雙烈女殺身成仁。

天津廣生惜字社：有志竟成，紅塵難染冰霜節；此心不死，碧血長埋姐妹花。

天津商務總會：處濁世而獨善其身，姐妹同心拼一死；吊幽魂於九原之下，乾坤浩氣炳千秋。

兩姐妹老家南皮張氏的名人，也在當時出面爲她們尋公道。當時在天津居住的張瑞蔭（曾任清朝都察院都御史、山西巡撫、浙江巡撫），以及張之洞長子張權，與張紹庭屬於同族同宗。

這兩人率先出面聯絡士紳張鳳元、嚴修、高凌雯、華世奎等，一面向直隸高等審判廳施壓，一面爲兩姐妹籌措喪事。最終，直隸高等審判廳更改原判，將戴富有、馬氏、王寶山等人批捕捉拿。

兩姐妹的殯禮也在官紳工商學、警廳樂隊及警界、商團、體育社等各界的參加下舉行，共收到輓聯200餘幅、奠儀十幾萬元。前清遺臣、後任中華民國總統的徐世昌，爲這對小姐妹立碑，並親自撰寫碑文。

但是除了天津秀才劉道原振聾發聵的輓聯以外，兩姐妹迫於無情世道而無奈做出的以死抗爭，卻被一羣清朝遺老遺臣包裝成封建王朝的道德復辟。

事實上，兩姐妹之死如果沒有這層復辟的功用，極有可能在社會聲響中泛個水花後，成爲爛尾新聞。

例如，徐世昌將兩姐妹的事蹟寫進《大清畿輔先哲傳·列女傳》中，並以“癸丑三月”、“丙辰三月十七日”來表示時間，避而不用民國紀年和公元紀年，可謂是千方百計地將之與“大清”扯上關係。

張瑞蔭在所撰碑文中也是念念不忘“皇清”，開頭便是“我皇清退位之五年丙辰，吾宗二女伯立、仲春以貞烈歿於津門”。

張的碑文中還有“乾坤雖否，而吾道不窮”之語，意思是說清朝雖被推翻，但維清、復清的希望永存。更有趣的是這碑文的署名，撰稿者署名爲“大清監察御史族季父瑞蔭”，書寫者署名爲“浩授榮祿大夫內閣閣丞天津華世奎”，滿滿的封建氣息撲面而來。

立姑、春姑兩姐妹以死亡來爲自己發聲，然而在對這聲音的解讀中，徐世昌、張瑞蔭等人所念念不忘的卻是他們的“皇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