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哦！悲傷這種病，好像誰都跑不掉！

Yee君說——

總覺得公司裏的某個人神經兮兮？也許有點精神病？別亂猜了，他也許只是失戀了或者壓力太大導致的精神迷失。但這並不是一種病理性的臨牀症狀，悲傷的人們需要的是指導和時間，而不是醫生們開的精神類處方藥物，有時他們只能自己走過這條路，前提是你千萬別勸他們去看看醫生，沒病硬是治出病來纔是最痛苦的。

美國人對精神藥物的喜愛由來已久:從安定藥，百憂解到阿普唑倉，處方精神藥品品牌似乎就像服裝品牌一樣有着興衰變化。

許多病人的生活因爲這些小小的藥片而得到了大大的改善，他們通常一天會嗑藥兩次以保證正常的生活。與此同時，精神病學家和醫學界在過去的幾年裏一直在抵制用這類藥物治療普通人類疾病的傾向。

痛苦和疾病之間的界限是模糊的，但它們之間仍有一個重要的區別。

在《國際女權主義生命倫理學研究期刊》上，學者艾米·哈爾賓提出：現代醫學正面讓那些痛苦但正常的人類經歷病理化的過程——她稱之爲一種“迷失方向”的病態化狀態，這種治療方式會給病人造成一定的傷害。

哈爾賓把這種迷失感描述爲“身體不自在、情感不自在、思想不自在的狀態”。她在書中寫道：“一個人可能會因爲生活中突然的變化而迷失方向，比如喪親之痛、疾病、一段關係或一份工作的結束。

或者用一種更清晰的方式表達，他們“反而可能是在一種更微妙、持久的緊張關係中得到成長，另一種情況是他們在個體與社會的特徵之間格格不入，比如在種族主義世界中，非白人人羣就很可能迷失人生方向，或者一個同性戀在一所嚴格的高中裏，慢慢成長爲一個古怪的青少年。”

她指出:這種體驗應當主要被定位爲醫學或精神病學的討論對象，而不是一種非病態情感生活中可能出現的正常部分，而且在某些情況下，這種痛苦的體驗比其他情況更有可能對個體造成傷害。

其中的一個例子就是臨牀實驗中觀察到的關於悲傷對於人的影響:觀察對象在愛人去世幾周後的變化，如患有睡眠障礙,食慾不振和持久的悲傷。患者在這之後就會踏上很長時間的輕微抑鬱症的治療之路。

哈爾說,“臨牀醫生將建議患者如何區分正常的悲傷和抑鬱症,但診斷標準的變化可能會讓醫生寧可對病人進行過度診斷也不願意冒險將症狀定義爲非病理性的悲傷。她認爲專業醫療人員應該認識到，像失去親人、不堪工作上的重負和不斷變化的人際關係等壓力過大的情況很可能會導致患者“迷失方向”或嚴重的情感掙扎。

哈爾賓在敘述中並不把責任完全歸咎於醫療行業或醫生羣體。病理學是一種社會建構，也是一種醫學建構，她在文章中寫道:“醫療化不僅僅是醫療人員的工作，它也是許多個人(包括家庭、朋友)、機構(學校、工作場所)和系統(司法系統、社會保障系統)參與後的產物。”

換句話說，儘管有時我們是出於善意的，但我們可能很快就會把一些人貼上精神疾病的標籤，僅僅因爲他們的想法或行爲跟常人不同;有些人在處理創傷性事件時會表現出臨牀上的抑鬱症狀，而有些人在渡過悲傷期耗費了過多的時間後就會表現出一種“停滯”的狀態。

我們並不認爲醫療干預很多時間是不必要的:ADHD（精神失調）藥物治療和抗抑鬱藥物對於許多人來說都有重要的作用。但是根據哈爾賓的說法，我們每一個人——不僅僅是醫生，都有責任不去幹預我們愛的人在悲傷期必須經歷的痛苦。

END

作者：Farah Mohammed

原文標題：Pathologizing Distress

譯者：Sara Yang

編輯：楊柿子

基於創作共同協議（BY-NC）在譯言整合發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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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aily.jstor.org/pathologizing-dist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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