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勝軍：大國博弈、經濟轉型與全面改革

11月19日，由陸家嘴金融城發展局、上海市銀行同業公會、上海市保險同業公會、上海市基金同業公會、上海市證券同業公會、上海上市公司協會、上海市國際股權投資基金協會、上海股權投資協會、中國金融信息中心共同主辦，鉅派投資、有魚普惠聯合主辦的“陸家嘴資本夜話”系列講壇第23期在中國金融信息中心舉辦，特邀中國金融改革研究院院長劉勝軍先生，作題爲“大國博弈、經濟轉型與全面改革”的主題報告。

致辭

中國金融信息中心副總裁張鳳明

中國金融信息中心副總裁張鳳明表示，四十年來，中國發展成績斐然，這離不開1978年的改革開放，離不開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同志《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講話的推動。

1840年鴉片戰爭時，中國的GDP位於全球第一；1894年甲午戰爭時，中國的GDP也遠高於日本。但是GDP的結構比排名更重要，在世界產業分工中的層次高低對中國經濟有着舉足輕重的影響。中國對外開放主要是向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開放，通過融入世界經濟體系，以開放倒逼原來的計劃經濟體制改革，從而堅定不移走改革開放的道路。但改革不容易，需要壯士斷腕的勇氣。朱鎔基總理在任時，實施了國企下崗、分流轉型、銀行破產重組，加入WTO等等舉措，中國由此受益。各類外資企業的進入沒有阻礙我們的發展，反而通過競爭，中國經濟得以更快速成長。剛剛結束的中國首屆進口博覽會上，大國重器的展示更讓我們看到了國與國之間的差距。中國必須引進世界更新的技術和經驗成果，與世界共同發展的同時，壯大自己。

中國金融信息中心是新華社和上海市的戰略合作平臺，常常舉辦大型研討會、論壇、發佈會。金融中心的背後，必定也是思想中心、知識中心和信息中心。希望這個平臺能凝聚智慧、形成共識、交流想法，通過交流深化友誼促進合作，共同助推上海金融中心建設與發展。

主題演講

中國金融改革研究院院長，劉勝軍微財經創始人劉勝軍

【劉勝軍簡介】

中國金融改革研究院院長，劉勝軍微財經創始人，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學士和華東師範大學經濟學博士，主要研究領域包括經濟轉型、經濟與金融改革、金融科技，著有《下一個十年》。曾任職於深圳證券交易所綜合研究所。2002年加入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曾任中歐案例研究中心副主任、中歐陸家嘴國際金融研究院執行副院長。2014年應邀出席李克強總理主持召開的經濟形勢座談會，並作了題爲《經濟改革與轉型發展》的專題發言。被評爲《商業週刊》（中文版）2012年度人物、《新京報》2013中國青年經濟學人、今日頭條2017財經領域最具影響力創作者。

【以下爲報告實錄】

我今天演講的題目是《大國博弈、經濟轉型與全面改革》。我認爲要理解當今中國社會面臨的問題，主要應從三個角度把握：一是中美之間的博弈，即修昔底德陷阱；二是經濟的轉型，即如何實現高質量發展；三是全面改革。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

中美之間的博弈

對於中美間的“世紀博弈”，我從兩個演講說起。

第一個演講是今年中國國慶期間，美國副總統彭斯的演講。彭斯與特朗普截然不同，他是典型的職業政治家，理性、冷靜，因此由他公開表達對中國的遏制戰略，更能引起關注。彭斯揭開面紗，毫不掩飾美國現在對中國採取明顯遏制態度的原因：中國在政治、經濟、軍事、貿易、科技等幾乎所有方面挑戰了美國的領導地位。重要的不是中國冤不冤枉，而在於美國的看法，既然美國認爲中國是不友好的，那麼就一定會帶來衝突。彭斯的演講，是中美之間對抗升級的標誌性事件。

第二個演講不如彭斯的演講影響之大，但同樣意義重大。去年12月份，美國白宮原戰略顧問、被稱爲“影子總統”的班農，在東京做了長篇演講。班農的演講，一來解釋了特朗普的當選是其迎合底層民衆訴求的必然結果；二來提醒美國人，注意中國對美國的全面威脅、關注中國領導人的主張。班農認爲，“一帶一路”、中國製造2025、中國的5G、人民幣國際化都對美國十分危險，中國過去曾經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到2030年可能會超越美國，重返全球第一。這些因素對美國世界霸主的地位帶來了嚴重威脅。

將彭斯、班農的演講結合起來，可以得出中美貿易問題並非單純的貿易問題。它可以分爲四個層次：1.貿易問題，即縮小中美之間的貿易不平衡；2.大國衝突，即修昔底德陷阱（當新興國家崛起時，老牌大國肯定會進行打壓）；3.美國對“中國製造2025”的關注（第四次產業革命正在發生，直接決定中美兩國的命運）；4.中國與西方國家的體制差異（中國與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的體制差異，正在成爲美國和歐盟敲打中國，向中國施壓的理由）。

如果說彭斯、班農是按照這一屆美國政府的思維來表態，那麼保爾森的觀念可能比前兩位更值得我們去重視。保爾森被稱爲中國人的老朋友，他是原高盛負責人，與中國有多年的生意往來，來中國的次數多達70餘次。他正式建立了中美之間的年度戰略對話機制，建設性地推動了中美之間問題的解決。但這次在新加坡的新經濟論壇上，他說了許多重話：

“第一，中國入世至今的狀態是不能被人接受的，特別是高關稅和許多行業的壁壘；第二，過去十五年，中國失去了改革開放的大膽精神，雖然經濟增長很快，但改革的腳步放慢了；第三，中美貿易問題，也許能在G20上兩國達成協議，數月內解決，但中美之間的衝突會多層次、長期化，挑戰不僅限於貿易問題；第四，不要指望民主黨、美國商界，從美國國內輿情來看，民主黨和共和黨對待中國的態度是一致的，中國應當做出大膽的改變，繼續進行改革開放，這纔是應該寄希望的。”

對中國來說，“改革”不是新詞，秦國的商鞅變法、宋朝的王安石變法、明朝的張居正變法，實際上都是改革。但“開放”是新詞，1978年的改革開放，是中國兩千多年來第一次敞開胸懷進入了改革開放的時代。“開放”倒逼“改革”，對於中美貿易的衝突也是一樣，我們其實可以更冷靜的思考，美國的訴求是什麼。我認爲，美國的訴求有五點：降低關稅、開放更多行業准入、保證國有企業競爭中性、劃清政府和企業的邊界、保護知識產權。對於特朗普的戰略，我們最應該做的是真刀實槍改革，把自己的事做好。把外部壓力變成改革開放的動力，這樣的局面實際上對我們並非是壞事。

行勝於言。中國在過去幾個月，已經做了很多的改變。比如，博鰲論壇上宣佈了金融和汽車行業開放等一系列具體的措施，許多措施業已得到兌現；中國雖還未同美國達成協議，但已經把關稅從9.8%降低爲7.5%，展現了我們的高姿態；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我們非常有誠意地告訴其他國家，中國不僅靠出口，也靠進口來推動經濟發展；中國的“一帶一路”，已經從水墨畫轉向了工筆畫，更加的認真嚴謹。過去中國可能確實比較關注速度、項目，我們今後更多的關注可持續性，特別是雙贏。

對於中美貿易問題，還有幾個認識問題需要大家理性看待。第一，修昔底德陷阱源於人性，美國對中國態度的根本性轉變是必然的，即使特朗普被彈劾，出現了民主黨總統，格局也不會有太大的變化；第二，即使中國低調了，中美之間的衝突也不可避免；第三，貿易戰是可以解決的，最近特朗普的語調已發生了很多變化，但是大國的博弈會長期化、顯性化，對此要做好充分的心理準備；第四，中美之間的文化差異放大了我們之間的衝突和危險，包括對處理問題的態度，面子文化等等，會加劇中美之間的衝突；第五，中美政治結構不同，美國政治結構短期多變，而中國的則長期穩定。長期而言，中國更佔博弈優勢。另外，中美股市的變化也影響到雙方博弈的心理，對於中國來說，雖然我們也有包括股市在內很多的挑戰壓力，但我們體制的抗壓能力，是美國所無法比擬的。

所以，我認爲隨着時間的推移，只要我們中國做好自己的事，特朗普就不是一個大問題。就算特朗普成功的在貿易戰中迫使中國做出了讓步，如降低關稅、開放一些領域，美國會得到好處，但中國得到的好處會更大，對中國來說更加有利。改革開放不僅有助於外企，更有助於中國自身，有助於我們的經濟轉型。

當美國威脅中國經濟增長時，我們是選擇通過貨幣刺激去穩定增長，還是通過深化改革來穩定經濟，兩種做法會帶來截然不同的效果。所以，貿易戰真正的問題是我們如何去應對它的問題。我們要充分汲取日本80年代應對貿易戰的教訓。

中國經濟的轉型

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我們對於經濟轉型做了很多的探索，中央提出了很多新政策、新名詞，我們對經濟轉型問題的認識也在不斷深化。但我們應當實事求是地看待，從2008年到2018年這十年間，究竟哪些舉措是對的，哪些舉措是錯的。

我認爲過去十年間，中國做的最正確的事有四件：

一是修高鐵，我們巧妙地擁有了中國高鐵自己的技術，不光在國內修，還到全世界去投標，甚至贏得了美國的標；而且“高鐵經濟”對中國經濟和社會產生了舉足輕重的影響。

二是早期對待互聯網寬容的態度，包括騰訊、微信、微博等，使得今天的中國擁有了許多世界級的互聯網公司，在互聯網領域有了一席之地。

三是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全面改革，很多人把十八屆三中全會忘了，實際上這是能影響中國二、三十年甚至更長期的改革。

四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2015年時，中國經濟一度遇到了硬着陸，反映的指標是用電量增速的急劇降低。供給側改革特別是去產能和房地產去庫存的提出，使得用電量的增速迅速反彈了。

反觀過去十年，同樣有教訓存在。第一個教訓，就是我們一再拒絕市場出清。我們不願意面對市場出清的短痛，所以製造出了長痛。第二個教訓，是我們過度依賴凱恩斯主義，政府通過大量的投資，特別是基建投資來拉動增長。通過基建投資拉動增長是中國過去四十年的成功經驗，但政府政策的導向容易引起資源分配的不均衡，民營企業越來越艱難。因此，我們在看到高鐵成效的同時，不能忽略過度依賴凱恩斯主義給社會經濟帶來的嚴重後果。

國務院副總理劉鶴認爲，過去幾十年，中國很成功，經濟平均增速9.6%，但未來還有很大空間。爲什麼劉鶴副總理這麼自信？因爲中國有三大增長潛力——創新潛力、消費潛力、城鎮化潛力。中國的創新和發達國家的差距很大，但差距越大，說明潛力越大；2008年前的G2稱爲“中國生產、美國消費”，消費能力是最稀缺的資源，一旦沒有人消費，就會造成產能過剩，經濟危機，而中國的內需潛力非常之大；中國城鎮化按照常住人口來看，進展較快，但如果按照戶籍來衡量，我們在這方面還有很多欠賬，這些欠賬都是我們的潛力。

過去十年，中國非常依賴於出口、人口紅利、投資、房地產牛市，但這四大動力都已到達極限或拐點。未來我們必須靠創新、消費和城鎮化，這是我們經濟轉型的實質。經濟潛力的釋放依賴於體制的改革，只有改革，才能清除壁壘和障礙，把紅利變成現實的增長動力。

三大潛力要進行釋放、造福經濟增長，卻各有各的壓力和挑戰。

對於創新來說，創新對一個國家的制度環境要求很高，要有嚴格的產權保護，要減少政府的審批、政府對資源的配置權，還要改變教育，將教育去行政化，按照教育規律辦教育。此外還要打破壟斷，除了行政壟斷以外，互聯網巨頭的新型壟斷也是需要解決的問題。

對於消費來說，目前中國居民消費佔GDP的比重爲39.3%，遠遠低於60%的世界平均水平。爲什麼差距這麼大？不是因爲中國人不喜歡消費，而是不敢消費——中國的儲蓄率位於世界前列。中國有世界上人口規模最大的中產階級，遺憾的是教育、養老、醫療、住房構成了我們的四座大山，不解決這四座大山，我們的消費潛力難以釋放。

對於城鎮化來說，同樣潛力很大，但城鎮化遇到的難題——居民的戶籍制度和土地流轉制度——非常考驗政府的決心。城鎮化的提高，農村居民進入城市，會對教育、養老、醫療等各方面提出需求，政府必須加大這些方面的投入以解決問題。十八屆三中全會之所以提出60條336項改革，目的就是爲了促進創新、促進消費、推動城鎮化。如果我們的改革落實好了，那麼這三大潛力的釋放所帶來的能量，將超乎我們的想象。

全面改革

過去五年的實際情況並不樂觀，出現了很多問題，改革的進展遇到了一些阻力。李克強總理曾說讓改革成爲中國經濟最大的紅利，但改革紅利的釋放慢於預期，這導致我們不得不依賴過去的老辦法維持經濟增長：第一，高度依賴凱恩斯主義；第二，高度依賴房地產；第三，過度依賴信貸，經濟越來越陷入信貸密集型增長；第四，在穩增長過程中，出現資源向國有企業的集中。這也就意味着我們經濟增長的質量越來越低，而風險越來越大。

去年的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之後，《人民日報》提出了“灰犀牛”一詞，中國的經濟風險已不再是無法預測的黑天鵝，而是大概率會發生的“灰犀牛”事件。上次遇到“灰犀牛”是朱鎔基總理在任時，銀行壞賬率很高，很多人認爲中國要崩潰了，但朱鎔基總理很了不起，硬把中國救活了。今天同樣如此，國家出問題是很正常的；如果沒轉變爲危機，我們真的應該慶幸，說明國家很了不起，把風險控制住了。

從最近的一段時間來看，市場擔憂確實達到了極致的水平，股市一度跌破了2500點。這不僅僅是因爲貿易戰，更關鍵的還是因爲內部經濟增長的質量。經濟增速、基建投資、社會消費、M2等等數據真實的展現了中國經濟面臨的嚴峻形勢。面對這樣的挑戰，儘管形勢嚴峻，但只要我們能夠做對事情，國家還是大有可爲。

我認爲對於今天，應當做到六個字“真減稅，真改革”。

最近一段時間，中央發出了很多關鍵的聲音，但真正要讓民營企業家，特別是國際社會喫到定心丸，還是要靠行動。如果我們不能把政府的計劃轉化爲行動，不能把改革方案落實，我們就會面臨政府公信力下降的“塔西佗陷阱”。

爲什麼要特別強調真減稅？我們看美國經濟的歷史，“里根經濟學”是美國經濟最大的轉折點，當時拉弗曲線提出，如果稅率太高，就成了“殺雞取卵”，這個國家的稅收就會降低，這時降低稅率反而可以實現政府與市場的雙贏。

市場經濟的鼻祖亞當.斯密也曾說過，要想把最原始的國家變成最繁榮的國家，只需要三招，第一招不要打仗，第二招要低稅，稅率越低，企業家越有幹勁，第三招要有法制。對於今天的中國，無論是從歷史還是現實，從國際比較還是民營企業的現狀來講，減稅都是非常迫切的任務。

對於中國今天面臨的挑戰，我用一個簡單的公式來解釋：

成功=戰略×執行。

戰略就是方向，方向錯了，再努力也沒用；方向對了但沒有執行，同樣是原地踏步。

今天，我們對於中國的方向確實需要進一步的明確。方向感亂了，民營企業家們就惴惴不安。吳敬璉先生認爲，雖然“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寫入了中央決議，但市場經濟取向與迴歸統制經濟模式之爭不會就此消失，改革開放將繼續呈現巨大的複雜性和艱鉅性。如果缺乏清醒的認識，基於市場化和法制化的全面深化改革之路將舉步維艱，甚至半途而廢。所以，我們需要改革開放再出發，回到當年的改革開放精神，也就是市場化與法制化，進而穩定住我們的方向感。

我認爲，要從根本上回答吳敬璉老先生的問題——到底要市場經濟還是回到統制經濟、要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還是政府發揮更大作用——從根本上要看我們的經濟模式。中國的經濟增長模式包括三大要素：第一，我們是市場經濟國家，以市場經濟爲主；第二，我們是高度依賴投資拉動經濟的國家，但對投資的依賴應當有一個限度；第三，我們是一個強勢政府主導的國家，這是我們中國體制的特色。同時，我們也要看到，這樣的增長模式帶來了越來越大的挑戰：國際而言，我們被認爲是國家資本主義，政府的補貼破壞了公平競爭，引發了同歐盟、美國的貿易摩擦；國內而言，環境污染、腐敗、債務、經濟效率低下等等問題頻頻出現。這些情況要求我們對過去的發展模式進行必要的反思，進行升級、轉型，從而化解壓力。

如何轉型？就是要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改革方案已經非常全面，但改革到現在遇到的問題也非常明顯。“不作爲”和“高級黑”的出現，其實可以預期，因爲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就意味着政府的權力越來越小。所以改革實際上是對地方政府官員的壯士斷腕。客觀上來說，沒有人喜歡改革，但我們爲什麼必須改革？中國四十年的經驗一再表明，經濟增長對社會穩定的重要性越來越高，如果不改革，經濟社會就難以維持穩定。

我們的改革方案已經非常完美，當下，改革要解決的最最緊要的事，是改變對地方政府官員的考覈激勵機制。企業家對員工有KPI，過去官員也有KPI，即GDP；但現在不再以GDP爲目標，就要再設定一個有利於改革的考覈激勵機制，這是整個改革最核心的環節，是不容易的。

對於中國的改革，國際上有很多誤解，很多人認爲中國沒有改革。這是對中國國情的誤讀。中國的改革分三步，第一步是集權，因爲不集權的結果是政令不出中南海，如果不建立一個強大的中央集權，就難以克服強大的既得利益集團。十九大之後，中國改革進入第二階段，即以經濟改革爲核心。十九大是中國改革一個非常重要的節點，十九大之前，優先任務是反腐和集權，而十九大才是真正啓動改革。十九大帶來了三大改變：1.建立了強大的中央權威，爲改革的落地創造了必要條件；2.建立了長政治週期，爲改變很多老大難問題不斷“擊鼓傳花”的現象提供了有利條件；3.推動思想解放，從而推動落實改革。這三大改變的結合，才能真正啓動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改革，進入改革的第二個階段。改革的第三階段是政治改革，需要更多時間和耐心。

在改革開放四十週年之際，我們走到了改革開放的一個關口，也面臨各種觀念和利益上的阻力。當今中國，我們確實有着多重壓力、多重陷阱，重溫改革開放的初心，重溫改革開放的精神，準確把握改革開放的實質非常有必要。在推動思想解放方面，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關於《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尤其是關於如何“科學地”改善黨的領導，對於我們今天怎樣推動思想解放，具有強大的現實借鑑意義。十八屆三中全會已經有了方向明確的改革方案，十九大也是我們改革的重要里程碑。對於中國未來，我們還是要抱有堅定的信心，如果我們把改革做好了，中國的經濟沒有理由不走向高質量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