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保護知識產權是中國企業創新的根本 ――訪知產寶聯合創始人張璇[

做法學家和數學家的“對話”

過去，中國企業的產品和服務複製、模仿的比較多，核心問題還是自己沒有競爭力，不具有創新力，張璇對《經濟》記者表示：“既然創新是企業的核心動力，那麼我們就先把保護創新的數據做起來，這是我們的原動力。”

在創辦企業之前，由於互聯網技術的欠缺，張璇和他的團隊走了許多彎路。“當時團隊中最缺技術人才，而我們做的又是一個類似互聯網法律科技的公司，”張璇說，“我們要用計算機把數據庫、資訊分類，然後找出終端用戶需要的內容，但實際上現在的大數據處理能力，包括人工智能自然語言的處理能力還沒有到達那一步。”

由於對互聯網技術的掌握不充分，在吸取了經驗教訓之後，張璇想到了做一個法學家和數學家的“對話”。

對於數學家來說，比如給今日頭條、騰訊等做精準廣告營銷，客戶在使用過程中看到的是精準投放給自己的廣告，包括淘寶等購物軟件，客戶需求不同，所看到的頁面內容也不同，這些都是數學家算出來的。

“我們後臺實際上有中國所有的判決書，約4600萬份，我們要把其中涉及著作權侵權的挑出來，人力跟不上就用計算機，經過七八個月的努力我們成功了。接下來再一步步往下走，用機器一層層篩選，比如再從15萬份跟著作權有關的判決中把涉及視頻類侵權的判決找出來，這相當於我是一個法學家，把這個判決解讀好做了標籤之後交給了數學家，由數學家編個模型教計算機怎麼把判決找到。”

過去幾年，除了走彎路，張璇團隊堅持走的直路就是做內容，包括視頻教學課程等。目前他們工作的重點是用法律科技的能力解決知識產權商業問題，給法律傳統市場提供產品和服務，其中，做得最好的數據是全國45萬份知識產權裁判文書，每份判決書當中，由機器做了150多個標籤，比如罪名、當事人、法官、判賠金額、審理時長等。此外，還着重做全球專利數據的接口，包括所有商標庫、專利庫等。

這些內容如果給普通的人看，可能就是一些法律文書。用戶在遇到一件專利訴訟時，考慮的是需要用多少時間，花多少精力，找誰來幫忙處理問題，最後可能拿到多少賠償等這些問題。而張璇團隊是把所有的知識產權裁判文書的數據加工提煉出有用的內容之後，可以作爲用戶做決策時的一種參考工具。

“最大的本錢是人才”，張璇告訴記者，知產寶的合夥人有五六個都是法官，經驗最豐富的是做了28年知識產權審判工作的審判長，團隊大量的司法審判經驗和專業的知識體系會服務客戶。

知識產權實際上是一種知識財產權。一個房間如果擺了一本書可能體現不出價值，如果擺了一屋子書，然後用比較快的方式找到別人需要的並提供給他，這是張璇一直在堅持做的事情。除此之外，怎麼讓知識財產保值、增值，獲得更大的效能是張璇今後要做的事情。

過去20年的知識產權市場

從2013年-2017年專利侵權訴訟中位數賠償金額看，中國是3.5萬元（人民幣，下同），而美國是4000萬元。雖然我國知識產權的保護距離國外還有很大差距，但和過去相比，現在知識產權概念火了很多。

在知識產權行業磨練了20年，張璇對國內知識產權市場的變化頗有感觸。過去的20年，知識產權市場是螺旋式上升的發展狀態，比如在上世紀90年代，國外的當事人到中國來申請一個商標，給代理公司的費用約2萬元，而現在代理公司可能連300元都收不到。

2017年，受商標註冊改革、社會創業增多、消費結構轉型等方面因素的影響，我國商標申請量首次迎來爆發式增長，達到574.8萬件。2018年，我國商標申請量繼續保持高峯走勢，僅上半年申請量就接近2016年全年申請總量，達到358.6萬件，較2017年同期增加313.3萬件。

“其實，知識產權市場完全是被政府引導做起來的，包括在政策利好上，比如申請商標政府會給相應的補貼，中國過去提倡多申請商標，多申請專利。”張璇表示，現在不僅要在量上，更要在質上有一定保證，特別是當下提出的高價值專利，這是中國知識產權發展中的一個重要轉變。

但在這個過程中也出現了問題，張璇告訴記者，申請一個商標只要300元，賣出至少3萬元，有人會把商標、專利等囤積起來當做生意。舉個例子，如果要在天貓開店，必須先有商標，而中國過去註冊一個商標需要兩三年，現在不到一年時間就可以得到初審公告，這時更多的人選擇花兩三萬買個商標。

如果花300萬元申請1萬件商標，就算商標局做審查駁回率50%，也可以拿到5000件，只要賣出幾十件就能回本。“這個問題漸漸被規範後，商標局會把認爲是囤積商標的申請全部駁回。比如你的公司做的是飲料生意，最好不要申請其他類別的商標，否則商標局可能懷疑你拿商標去賣錢。”張璇說。

因此，這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張璇稱，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對知識產權並不瞭解，要制定專利法還遭到反對，覺得可以把國外的技術拿過來“研發攻關”，這實際上就是抄襲。“如果不重視、不保護產權，中國企業就不可能發展。過去幾十年，我們逐漸樹立了一個正確的知識產權法治觀，尊重創新，保護創新。”

知識產權保護助企業良性發展

知識產權保護還面臨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定價機制。到目前爲止，一個品牌的價值評定還沒有一個經濟模型。“對於這種評價體系，做知識產權的人不懂怎麼建模，會建模的經濟學家又不懂知識產權。如果讓他們一起琢磨或許可以做個模型，但這種模型誰會相信？”張璇稱，中國對一個品牌的估值，更多的是通過炒作或者去銀行質押等。

目前有沒有一個大家都認可的判斷知識產權價值的模式？張璇坦言：“沒有。”

評估知識產權的價值很難。張璇認爲，知識產權怎麼估值不是憑空想，是靠法院判，“現在我們採取的算法是，被侵權的專利法院要求賠償多少金額，我們據此再核算該專利值多少錢。但這不是一個大家普遍認可的算法，模型各搭各的，互相不認，沒有共識。法院判決結果一定是重要參考”。

現在很多企業都有自己的品牌。這些無形資產對一個企業的發展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過去中國企業申請的商標都是亭臺樓閣、花鳥魚蟲，比如金絲猴、牡丹等，“中國的文化博大精深，大家都覺得長城、中華的名字非常好，但實際上說到長城和中華的時候，我們大多想不到其指代的產品，中華有中華牙膏、中華鉛筆、中華啤酒、中華轎車等，指向性不強，法律保護很弱；而說到‘海飛絲’大家想到的就是同一個商品。”張璇表示，“‘海飛絲’這個品牌是投入很多錢才炒起來的，它的保護性就很好。”

不能說中國的企業沒有好的創意，而是中國企業過去的發展首先想的是活下來，不會想到註冊商標。“比如我們之前的客戶京東，在上市之前沒有商標，由於京東這兩個字容易讓別人想起外國地名東京，註冊商標的時候遇到波折，那時我和對方說，‘你們知不知道有國美，有國泰航空，那不是美國人、泰國人註冊的，京東爲什麼不能註冊？’”張璇表示，經過長期的使用，京東已經獲得唯一對應性。

有知識產權制度的規範，中國經濟和企業的發展纔是良性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和體系是中國企業創新的根本。 ,

做法學家和數學家的“對話”

過去，中國企業的產品和服務複製、模仿的比較多，核心問題還是自己沒有競爭力，不具有創新力，張璇對《經濟》記者表示：“既然創新是企業的核心動力，那麼我們就先把保護創新的數據做起來，這是我們的原動力。”

在創辦企業之前，由於互聯網技術的欠缺，張璇和他的團隊走了許多彎路。“當時團隊中最缺技術人才，而我們做的又是一個類似互聯網法律科技的公司，”張璇說，“我們要用計算機把數據庫、資訊分類，然後找出終端用戶需要的內容，但實際上現在的大數據處理能力，包括人工智能自然語言的處理能力還沒有到達那一步。”

由於對互聯網技術的掌握不充分，在吸取了經驗教訓之後，張璇想到了做一個法學家和數學家的“對話”。

對於數學家來說，比如給今日頭條、騰訊等做精準廣告營銷，客戶在使用過程中看到的是精準投放給自己的廣告，包括淘寶等購物軟件，客戶需求不同，所看到的頁面內容也不同，這些都是數學家算出來的。

“我們後臺實際上有中國所有的判決書，約4600萬份，我們要把其中涉及著作權侵權的挑出來，人力跟不上就用計算機，經過七八個月的努力我們成功了。接下來再一步步往下走，用機器一層層篩選，比如再從15萬份跟著作權有關的判決中把涉及視頻類侵權的判決找出來，這相當於我是一個法學家，把這個判決解讀好做了標籤之後交給了數學家，由數學家編個模型教計算機怎麼把判決找到。”

過去幾年，除了走彎路，張璇團隊堅持走的直路就是做內容，包括視頻教學課程等。目前他們工作的重點是用法律科技的能力解決知識產權商業問題，給法律傳統市場提供產品和服務，其中，做得最好的數據是全國45萬份知識產權裁判文書，每份判決書當中，由機器做了150多個標籤，比如罪名、當事人、法官、判賠金額、審理時長等。此外，還着重做全球專利數據的接口，包括所有商標庫、專利庫等。

這些內容如果給普通的人看，可能就是一些法律文書。用戶在遇到一件專利訴訟時，考慮的是需要用多少時間，花多少精力，找誰來幫忙處理問題，最後可能拿到多少賠償等這些問題。而張璇團隊是把所有的知識產權裁判文書的數據加工提煉出有用的內容之後，可以作爲用戶做決策時的一種參考工具。

“最大的本錢是人才”，張璇告訴記者，知產寶的合夥人有五六個都是法官，經驗最豐富的是做了28年知識產權審判工作的審判長，團隊大量的司法審判經驗和專業的知識體系會服務客戶。

知識產權實際上是一種知識財產權。一個房間如果擺了一本書可能體現不出價值，如果擺了一屋子書，然後用比較快的方式找到別人需要的並提供給他，這是張璇一直在堅持做的事情。除此之外，怎麼讓知識財產保值、增值，獲得更大的效能是張璇今後要做的事情。

過去20年的知識產權市場

從2013年-2017年專利侵權訴訟中位數賠償金額看，中國是3.5萬元（人民幣，下同），而美國是4000萬元。雖然我國知識產權的保護距離國外還有很大差距，但和過去相比，現在知識產權概念火了很多。

在知識產權行業磨練了20年，張璇對國內知識產權市場的變化頗有感觸。過去的20年，知識產權市場是螺旋式上升的發展狀態，比如在上世紀90年代，國外的當事人到中國來申請一個商標，給代理公司的費用約2萬元，而現在代理公司可能連300元都收不到。

2017年，受商標註冊改革、社會創業增多、消費結構轉型等方面因素的影響，我國商標申請量首次迎來爆發式增長，達到574.8萬件。2018年，我國商標申請量繼續保持高峯走勢，僅上半年申請量就接近2016年全年申請總量，達到358.6萬件，較2017年同期增加313.3萬件。

“其實，知識產權市場完全是被政府引導做起來的，包括在政策利好上，比如申請商標政府會給相應的補貼，中國過去提倡多申請商標，多申請專利。”張璇表示，現在不僅要在量上，更要在質上有一定保證，特別是當下提出的高價值專利，這是中國知識產權發展中的一個重要轉變。

但在這個過程中也出現了問題，張璇告訴記者，申請一個商標只要300元，賣出至少3萬元，有人會把商標、專利等囤積起來當做生意。舉個例子，如果要在天貓開店，必須先有商標，而中國過去註冊一個商標需要兩三年，現在不到一年時間就可以得到初審公告，這時更多的人選擇花兩三萬買個商標。

如果花300萬元申請1萬件商標，就算商標局做審查駁回率50%，也可以拿到5000件，只要賣出幾十件就能回本。“這個問題漸漸被規範後，商標局會把認爲是囤積商標的申請全部駁回。比如你的公司做的是飲料生意，最好不要申請其他類別的商標，否則商標局可能懷疑你拿商標去賣錢。”張璇說。

因此，這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張璇稱，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對知識產權並不瞭解，要制定專利法還遭到反對，覺得可以把國外的技術拿過來“研發攻關”，這實際上就是抄襲。“如果不重視、不保護產權，中國企業就不可能發展。過去幾十年，我們逐漸樹立了一個正確的知識產權法治觀，尊重創新，保護創新。”

知識產權保護助企業良性發展

知識產權保護還面臨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定價機制。到目前爲止，一個品牌的價值評定還沒有一個經濟模型。“對於這種評價體系，做知識產權的人不懂怎麼建模，會建模的經濟學家又不懂知識產權。如果讓他們一起琢磨或許可以做個模型，但這種模型誰會相信？”張璇稱，中國對一個品牌的估值，更多的是通過炒作或者去銀行質押等。

目前有沒有一個大家都認可的判斷知識產權價值的模式？張璇坦言：“沒有。”

評估知識產權的價值很難。張璇認爲，知識產權怎麼估值不是憑空想，是靠法院判，“現在我們採取的算法是，被侵權的專利法院要求賠償多少金額，我們據此再核算該專利值多少錢。但這不是一個大家普遍認可的算法，模型各搭各的，互相不認，沒有共識。法院判決結果一定是重要參考”。

現在很多企業都有自己的品牌。這些無形資產對一個企業的發展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過去中國企業申請的商標都是亭臺樓閣、花鳥魚蟲，比如金絲猴、牡丹等，“中國的文化博大精深，大家都覺得長城、中華的名字非常好，但實際上說到長城和中華的時候，我們大多想不到其指代的產品，中華有中華牙膏、中華鉛筆、中華啤酒、中華轎車等，指向性不強，法律保護很弱；而說到‘海飛絲’大家想到的就是同一個商品。”張璇表示，“‘海飛絲’這個品牌是投入很多錢才炒起來的，它的保護性就很好。”

不能說中國的企業沒有好的創意，而是中國企業過去的發展首先想的是活下來，不會想到註冊商標。“比如我們之前的客戶京東，在上市之前沒有商標，由於京東這兩個字容易讓別人想起外國地名東京，註冊商標的時候遇到波折，那時我和對方說，‘你們知不知道有國美，有國泰航空，那不是美國人、泰國人註冊的，京東爲什麼不能註冊？’”張璇表示，經過長期的使用，京東已經獲得唯一對應性。

有知識產權制度的規範，中國經濟和企業的發展纔是良性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和體系是中國企業創新的根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