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 年,對當時 36 歲的英國作家薩拉·沃特斯(Sarah Waters)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一年。

  薩拉·沃特斯於 1998 年出版的第一本以維多利亞時代爲故事背景的女同性戀小說《輕舔絲絨》(Tipping the Velvet),被 BBC 改編成三集電視劇《南茜的情史》。

  “我當時是全職投入寫作,偶爾兼職接一些教學工作,不過 2000 年幾乎就沒有了,所以那個時候真沒什麼錢……是一直到 2002 年我的人生纔出現了改變。” 薩拉·沃特斯說。

  

  《南茜的情史》電視劇劇照

  《輕舔絲絨》剛出版時,初版發行量大約是 5000 多本,由於涉及女同性戀的題材,新鮮大膽,很快就受到關注,倫敦市區裏設有同性戀書籍專櫃的書店裏也都推薦了此書。

  那一年,薩拉·沃特斯被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選爲年度青年作家;《紐約時報》與《圖書館雜誌》把《輕舔絲絨》選爲年度最佳圖書之一。對於一個初試啼聲的新手作家來說,這樣的成績,還是相當不錯的。

  但薩拉·沃特斯並沒能預料到,四年後 《輕舔絲絨》會被 BBC 改編成電視劇,一舉讓她的故事和知名度,從小衆推向了大衆,包括向來不是“讀者”的母親。

  “(電視劇)竟然讓我媽媽說出 ‘假陽具’ 這個詞彙,我當下想那應該算得上成功了。”薩拉·沃特斯曾在接受《衛報》採訪時說。

   《輕舔絲絨》

  接下來的十幾年間,薩拉·沃特斯陸續創作其他具有影響力的小說,至今累積 6 本小說,其中 5 本都是以女同性戀作爲主題的創作。這些小說也讓她三度入圍布克獎(The Man Booker Prize)。

  在所有作品當中,最爲人所知的還是 “維多利亞三部曲”:《輕舔絲絨》《靈契》《指匠》。它們之間,並沒有因果關係,之所以稱爲三部曲只是因爲故事背景都是設置在維多利亞時期。

  薩拉·沃特斯的故事裏除了刺激大膽的話題,複雜曲折的情節讓她逐漸受到影視公司的青睞。除了《輕舔絲絨》獲得改編,2009 年出版的《指匠》也在 2014 年被韓國導演樸贊鬱改編成電影《小姐》,電影中把維多利亞時期替換成日本殖民統治朝鮮時期。此片更獲得第 69 屆戛納國際電影節主競賽單元金棕櫚獎的提名。

  以同性戀爲主題的電影、電視開始成爲一種主流,“同性戀愛正在變得越來越流行,尤其某些電影比書籍更受歡迎——像《阿黛爾的生活》,《請以你的名字呼喚我》,它們都是主流的成功之作。這是因爲男女同性戀角色能以複雜、多面向的角色出現在主流作品之中,並承載宏大、感人的故事”,薩拉·沃特斯告訴《好奇心日報》。

   《指匠》

  事實上,“維多利亞三部曲” 的故事之所以好看、精彩,其故事背景也是一個重要原因,人們對那個時期的生活方式產生好奇。

  維多利亞時期(Victorian era)一般是指 1851 年至 1901 年英國女王維多利亞在位的時間,這是英國史上最強盛的一段時期,他們夾帶着工業革命與帝國主義,造就殖民地遍佈全球的 “日不落帝國”。

  一旦社會進入快速發展,必然會伴隨變遷,有一股新的思潮正在蠢蠢欲動,其中一些是關乎性別、情慾、知識、權利的解放。

   《南茜的情史》電視劇劇照

  《輕舔絲絨》的書名來自維多利亞時期一個隱晦的色情俚語,形容口交。

  這個故事以第一人稱視角,講述一名來自英國濱海小鎮惠特斯特布爾的少女南希,某天到劇場看戲時,被來自費佛沙姆的男裝麗人姬蒂·巴特勒給深深吸引,南希無法形容那種悸動來自於哪裏,於是她開始每天獨自前往劇場看演出。兩人相識之後,南希追隨姬蒂·巴特勒一起到了倫敦,開啓了音樂廳男裝麗人的身份,這段期間她們歷經相愛與分離。最終遭遇愛人的背叛之後,南希又換了個身份,成了倫敦街頭“男妓”。這一切就從在巷弄裏幫一名軍官口交開始。

  在一個守舊的年代,南希的際遇顯得離經叛道,正因如此,讀者可以跟隨南希的視角,窺見禁忌之下的同性情慾,同時成爲遊走城市地景邊緣的漫遊者,觀察不同階層的人在城市裏的真實生存樣貌。

  “我對維多利亞時期感興趣,是因爲許多現代概念都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的,例如性傾向、同性戀、異性戀,我在寫博士論文時,所做的許多研究,對我的小說寫作都很有幫助,同時,我也閱讀了許多當時的新聞報道和書籍文章,例如,當時的記者和社會學家亨利·梅休(Henry Mayhew)曾去街頭採訪許多人,記錄們的生活,雖然他的記錄往往訴諸中產階級的視角。” 薩拉·沃特斯去年接受《澎湃新聞》採訪時說道。

  曾有評論形容薩拉·沃特斯的小說是 “新維多利亞時代的小說”——致力於還原維多利亞時代的特殊性,並在那裏尋找當代文化的根源。

  

  《小小陌生人》

  薩拉·沃特斯的故事,確實很難一語貫穿,除了複雜轉折的情節,她筆下的主角(尤其女性)也必然會有一場兇險萬分的旅程,不管是來自社會結構的壓迫,或是受困於內心的認同與掙扎。但一段段驚險的故事中,貫穿主題依然是同性之愛,她們努力掙脫父權的窠臼,找出其他的生存可能性。小說結局或許走向悲傷,但依然傳達出舊時代的終結以及新價值的誕生的意義。

  此外,薩拉·沃特斯對於性愛場景的描繪,也令人印象深刻。實際上,她的娃娃臉,也很難讓人聯想起她筆下露骨、刺激的性愛情節。這種做法在文學小說中已有好長一段時間不受到重視。但她小說裏對情色的描繪,正好讓人們有機會討論,並重拾這項寫作藝術。

  “男性的情色書中,會有不少對女同的描寫。但這些都是男人寫的,給男人看的。我就想,如果把這些描述從情色書中拿出來,取消男性視角,故事又會怎麼樣,這是我在《指匠》當中想探討的。” 薩拉·沃特斯說。

  對於一些同樣從事同性戀書寫的作家來說,並不樂見媒體總將他們的作品貼上同志文學或是 “同性戀作家” 的標籤,因爲那可能意味着,外界對作品理解的簡化、侷限與框架。

  作爲一名女同性戀,薩拉·沃特斯一點都不排斥,她甚至很樂意外界以“女同作家” 的方式介紹她,儘管她知道單一化標籤,可能會犧牲掉作品的多元性,“我傾向在採訪中誇大女同性戀標籤,只因爲我有這種天真的政治信仰,就是這個詞彙說多一點也都不爲過”。

  

  BBC 根據《指匠》改編的電視劇《指匠情挑》

  時至今日,允許同性婚姻的英國社會對 LGBT 議題的開放程度,已和過去不可同日而語。

  但 1966 年出生的薩拉·沃特斯,成長過程中還是經歷過 “不友善的時期”,1980 年代,當她走在街上,依然會有路人對同性戀者惡言相向。

  薩拉·沃特斯告訴《好奇心日報》,在一個恐同的社會當中,我們常看到同性戀者被描繪成“其他人”——奇怪的或不健康的,或是邊緣人,而她想做的就是把女同性戀角色放在故事的中心——女同性戀故事只是人類故事,與每個人都相關。

  當她創作第一本小說的時候,正好歷經女權主義運動的新轉折點:“第三波女性主義”。這是美國作家麗貝卡·沃克(Rebecca Walker)在她的文章《成爲第三次浪潮》中所創造的。

  第三波女性主義所關注的問題之一,就是女同性戀。

  在那十年間,女同性戀者通過不同的公開活動,讓人們意識到她們的存在。1997 年,《泰晤士高等教育增刊》(Times Higher Education Supplement)刊登的一篇文章表示,“學生們本週在布萊頓遊行,要求男女同性戀和雙性戀平等。”全國女同性戀、男同性戀和雙性戀學生聯盟召集人 Cath Fletcher 表示:“我們希望未來的政府能出臺全面的平等法律。”隔年,學生們再次發起了一場爭取同性戀男女權利的運動。

  與此同時,薩拉·沃特斯在倫敦大學瑪麗皇后學院攻讀博士學位,她的研究領域是 19 世紀晚期的男女同性戀文學,“就在我寫博士論文的時候——關於男女同性戀的歷史小說——我纔開始想要嘗試寫一本自己的小說。”她補充若沒有這波運動浪潮,“我根本不可能成爲一名作家”。

  薩拉·沃特斯也認爲當一個社會即將改變之際,那股因對社會不滿而產生的憤怒與使命感,或許正是同性戀文學的活力所在,“最好的環境是,允許同性戀作家,同性戀社區,對自己感到強大和自信,同時內心有股憤怒與使命感,例如上個世紀 90 年代的英國,就因爲這個原因出現了一些偉大的女同性戀小說。”

  今年七月,薩拉·沃特斯於 2014 年所出版的小說《房客》於中國發行簡體中文版。故事講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英國,原先生長在富裕家庭的弗朗西絲·雷,由於父親與兄弟在戰爭期間死亡,家庭頓失經濟支柱,爲了維持體面的生活,她與母親將房子的二樓出租給另一個家庭,年輕的巴伯夫婦搬了進來。弗朗西絲·雷與莉蓮·巴伯在一棟房子裏,從陌生到產生愛情,兩人在屋裏的祕密隨着周邊人的起疑而有了改變,最終甚至意外引發一場犯罪事件,造成悲劇。

   薩拉·沃特斯

  以下節錄薩拉·沃特斯跟《好奇心日報》聊聊她最近的作品《房客》,以及同性戀文學的發展狀況:

  Q:好奇心日報S:薩拉·沃特斯

  Q:《房客》的故事背景設定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英國,與您過去的幾本小說不太相同,不同的時代背景對您的寫作風格起了怎樣的影響?

  S:確實有不小的改變,因爲我希望能符合故事背景的時代氛圍。我的前三部小說的故事背景都設置在維多利亞時期,寫作風格也跟着這個時代而擴張——更吸引人。接下來的兩部小說,則把故事設定在 1940 年代,寫作風格自然就變得更加拘謹。

  《房客》的故事背景設定在 1922 年,這是英國曆史上非常迷人的一個時期,因爲這段期間社會發生了很多變化,比方說階級關係、性別角色。儘管這部小說的結尾終究以一個傳統風格的結尾,但故事當中隱含着許多非傳統的內容。我希望一開始看似嚴格遵守家庭、中產階級小說傳統,然後轉向激情和暴力。

  Q:“Paying Guests”這本書名的靈感來自哪裏?

  S:“付費客人”是英國上流社會的委婉說法——這個短語曾經被貧窮的中產階級使用,他們不得不出租家中的房間來賺錢,但卻無法使用(較低階層的)術語“房客”。它符合這本書的行動——但它確實是一個矛盾的短語,不是嗎?“客人”怎麼能“付錢”呢?所以這種緊張感也很合適。

  Q:您認爲《房客》是一本犯罪小說、愛情小說還是一本歷史小說?

  S:我想三種都是,但首先它是一個愛情故事,是一個因爲犯罪事件而變得複雜的愛情故事。

  Q:如果是愛情小說,這也個相當悲傷的故事,裏面有着對人性的失落,您同意這樣的觀點嗎?

  S: 這確實是個悲傷的故事。兩位主角弗朗西絲和莉蓮最終走向悲劇,而次要角色也受到傷害,甚至是在這本小說的故事開始之前便已受傷卻無法復原。

  《房客》當中的犯罪事件,確實考驗着弗朗西絲與莉蓮之間的愛情,並將兩人推向崩潰邊緣:我們看到他們做了一些不太體面的事情,因爲害怕而變得偏執。但小說中也有勇敢和高貴的時刻。我試着帶着同情去寫作,甚至是關於軟弱和懦弱。我不相信壞人——只相信在困境中的人。所以我認爲這部小說也充滿了希望。

  Q:我注意到您的小說中總重要的場景設置,像是標誌性的 “大房子”,您能以《房客》爲例,談談您如何在小說中建立一個好的場景,讓場景與故事兩者相輔相成?

  S: 是的,在我的小說當中,時常會有一些經典的建築物,它們幾乎自成角色。這些建築包括監獄、收容所以及鄉間別墅。不過《房客》裏的建築物規模,跟其他相比就顯得小很多,它是一棟位在郊區的別墅,有一座小型的花園。

  這棟房子內部卻被劃分成兩個家庭空間,因此創造出各種故事發展的可能:你如何與陌生人共享家庭空間?彼此會在房裏的哪個地方碰面?透過臥室的牆壁,你可能會無意聽到什麼?又或者從半開着的門裏瞥見什麼?

  當祕密和謊言添加其中——禁止的激情,一段不正當的戀情——事情會變得更有趣。我特別着迷於閾值——通過誰能跨過它們,在何時、如何跨越,以及當它們以意想不到或顛覆的方式被打破時會發生什麼。

   《房客》

  Q:在您所創作的角色當中,有最喜歡的一個嗎?

  S: 很難只選一個。我非常喜歡《房客》裏的弗朗西絲和莉蓮——尤其是弗朗西絲,她很獨立。但我也可以對《小小陌生人》中的卡羅琳說同樣的話,對《守夜》中的布奇女主人公凱說同樣的話。我想那三個角色是近親。

  Q:綜觀您六部小說中的女同性戀角色,您有什麼是特別想向讀者傳達的嗎?

  S: 我其實沒有太多想一起傳達的概念,而且也不是所有女同性戀者角色都是令人欽佩的,但我認爲這纔是重點所在,真的!在恐同的社會中,我們習慣於看到同性戀者被描繪成“其他人”——奇怪的或不健康的,或在“真實”故事邊緣被邊緣化的人物。但我一直想把女同性戀角色放在我故事的中心——堅持女同性戀故事只是人類故事,與每個人都相關。所以我的主角的性取向很重要,但也不太重要。他們的人生旅程會因爲他們是同性戀這一事實而受到影響,但是他們遇到的障礙,他們經歷的情感——慾望、失去、背叛、挫折——對每個人來說都是一樣的。

  Q:在您的第一部小說出版之前,女同性戀女性主義運動達到了高潮,它對您的寫作有影響嗎?

  S: 當然。我甚至認爲沒有這樣的運動浪潮,我不可能成爲一名作家,因爲我的寫作很大程度上來自於我的閱讀,我開始寫作是在上世紀 90 年代中期,當時正是英國女權主義、女同性戀(和男同性戀)小說的鼎盛時期。我讀了很多感覺非常刺激和大膽的小說——出櫃小說、女同性戀科幻小說、女同性戀驚悚小說、言情小說和歷史小說——我心想,“我想寫一本這樣的小說”。這促使我開始着手《輕舔絲絨》,這部小說充滿了樂趣和活力,因爲它有着膽大妄爲和冒險的特色。

  Q:您是否有注意到近年來英國同性戀文學的變化?

  S: 我認爲,近年來英國社會中同性戀人羣發生了巨大的正向變化,但也因此“同性戀文學”可能比以前更缺乏凝聚力,這是自相矛盾的。同性戀作家不再像以前感到急迫性,必須講述同性戀故事,因爲在某種程度上同性戀故事已存在於主流之中,但在二十年前這一切仍未發生。出於同樣的原因,非同性戀作家更願意在他們的作品中加入同性戀情節和角色。因此,“同性戀故事”現在更加多樣化,不那麼容易被貼上標籤。

  Q:您認爲一個社會需要具備怎樣的條件,才能擁有好的同性戀文學?

  S: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我本能地會認爲,要創作出好的同性戀文學(或者事實上,任何類型的優秀文學),都必須在一個開放、健康、包容多樣性的社會……但是在英國,很多優秀的同性戀作品都是在壓抑的時期所創作出來的,那時候的同性戀作品,根本不可能公開,還必須經過嚴格的編碼(比如說,奧斯卡·王爾德的一些書和劇作)。也許最好的環境是,允許同性戀作家,同性戀社區,對自己感到強大和自信,同時內心有股憤怒與使命感,例如上世紀 90 年代的英國,就因爲這個原因出現了一些偉大的女同性戀小說。

  Q:您認爲 LGBT 羣體的個人,應該如何在公共平臺上講述個人的故事?

  S: 就像其他人一樣:誠實、細心、有尊嚴、有同情心、尊重他人的意見——如果可能的話,也要有自己的風格。我的意思是,不要重複陳詞濫調,而是努力讓語言顯得緊迫而清新。

  Q:人們對同性戀文學最常出現的誤解是什麼?

  S: 第一,以爲它是“小衆”,而且只對同性戀者有興趣,但當你看艾倫·霍林赫斯特(Alan Hollinghurst)、科爾姆·託賓(Colm Toibin)、阿里·史密斯(Ali Smith)、邁克爾·坎寧安(Michael Cunningham)等偉大的同性戀作家的小說時,你會立即意識到這是多大的錯誤——這些小說觸及、吸引了大批的讀者。第二,以爲只與性有關,艾倫·霍林赫斯特(Alan Hollinghurst)這樣的作家寫關於性的文章時,他的文筆如此之好,如此精準,把性變成了重要而非凡的議題。

  Q:您目前有特別在意的社會議題,或是女權運動的議題嗎?

  S: 這個世界此時此刻正陷入可怕的困境。在歐洲和美國,我們可以看到右翼民粹主義的崛起,以及反移民的議程——這非常令人擔憂。更不用說氣候變化了……但女權運動,至少在英國,似乎正在蓬勃發展,這很好。像 MeToo 運動則突顯出一個長久以來,沒受過挑戰的性別歧視傳統——彷佛這只是生活的一部分,也是女人不得不忍受的事情——如今終於被揭露這是不可接受的。我認爲這非常棒,非常鼓舞人心。

  Q:您最近在忙什麼,有什麼變化?

  S: 在過去的幾年裏,我一直在努力寫一部新小說。我現在已經完成了大約四分之三的寫作過程,寫作過程非常有趣——非常緩慢,過程中有很多事情必須釐清。你可能會想,寫了六部小說後,我覺得第七部更容易,但每一部都帶來了新的挑戰。但這樣很好。它讓我保持警覺——讓寫作過程保持活力。

  題圖來自文景出版

查看原文 >>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