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公众号【海外眼】

阿拉伯人中曾流传着这样一个谚语：“人间若有天堂，大马士革必在其中；天堂若在天空，大马士革必与之齐名。”

然而，历史在七年前被改写了。

先是叙利亚内部政府军和反动派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紧接着“伊斯兰国”势力崛起，进入叙利亚攻城拔寨，随后美、俄介入叙利亚战场打响“反恐战争”，最后土耳其、以色列等势力也纷纷介入。

叙利亚冲突升级，战争一场又一场。

随之被改写的，不只中东的命运，还有欧洲，尤其是德国。

一张叙利亚男孩在土耳其沙滩上伏尸的照片触动了世界的敏感神经，随后德国总理默克尔高举人道主义大旗，宣布开放边境、无限制接受难民。

当时的德国是振奋的，不少德国民众还专门制作了“难民，欢迎你们回家”的牌子，到火车站微笑迎接。

德国媒体所做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大部分德国人都同意接收难民，88%的德国人愿意向难民捐献钱物，67%的人想要当志愿者，为难民提供服务。

时至今日，距离德国接收难民已经过去了三年，德国人似乎没有了当年的振奋，默克尔也曾经公开发表过言论称难民政策“事与愿违”：

“如果可以的话，我宁愿时光倒流到很多、很多年前，这样我、联邦政府以及负有责任的各方能更好地为此(难民危机)做好准备，2015年夏秋之际，我们更像是毫无准备地遇上了这场危机。”

从数据上也可以看出来德国对难民问题存在的疑虑，2015年累计有89万难民在德国登记，到了2016年这个数字变成了28万，2017年更是持续下降到18万。

难民对于德国的负面影响也屡见报端，默克尔甚至在网上被攻击成了所谓的白左圣母，可是世界上没有真傻子，德国之所以对难民问题持有如此态度，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

也许促成德国如此抉择的原因中包括接纳受过教育、掌握技术的难民，为德国工业补充更多工人的考量；也许还包括移民扎根后带来的选票问题，但是最重要也最不可忽略的就是德意志民族的心理原因。

从二战后德国难民的历史记忆中产生的对今天中东难民的同理心，以及承认历史过错，重塑人道主义大国，治愈“德国病”的心理诉求。

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但是战争对于德国的影响一直没有消退。

强大的第三帝国在十二年后便轰然倒塌，德国人受到的心灵冲击自然不难想象。

战争末期，呼啸的空隙警报、长期在地下掩体蜷缩的生活，成为了很多人心里的阴影。

战争结束后，大规模的物资匮乏突然降临，人们为了得到一点点微薄的口粮而费尽心机，德国货币已经崩溃，美国香烟反倒成为了支付筹码。

这样突然的打碎一个民族，再重塑，对于德国人民族自信心的打击是致命的。

更为重要的是，德国人从未卸下大屠杀给他们造成的道德重负，发动战争和种族灭绝的双重罪行犹如一个沉重的道德十字架，一直压在德国人的心头。

战后的集体失语症

战后德国在对待历史问题的态度上堪称典范（特别是相对于某国），但是这些也并非一蹴而就。

从战争结束到1960年代中后期，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冷战的影响，德国的政治文化在复杂中更趋于保守。

许多纳粹骨干重新踏入政坛，一部分对于“大德意志”恋恋不舍的右翼人士还力图掩盖德国的罪行，甚至一些文化作品以“德国也是受害者”的说法试图洗白自己。

但是普通的民众没法像政治家一样粉饰太平，他们无法面对这样史无前例的血腥屠杀，在心里排挤历史，在政治高压下最后选择缄口不言。

就这样，一代德国人集体患上了失语症，这也是造成“德国病”最根本的诱因。

他们不愿意向子女讲述自己经历过的事情，在孩子们问起：“你们在纳粹时代干了些什么？”时无言以对，只能含糊不清地以“什么也不知道”，或是“我们只是奉命行事而已”搪塞过去，或者干脆沉默。

正是这种回避，阻止了德国人的自我救赎和自愈，长期的巨大的心理负担一直压在他们心头，造成了全民性的不良影响。

直到叛逆的下一代忍受不了这种沉默，奋起质问父辈的时候，德国才开始真正的直面战争问题。

但是尽管如此，这些反叛的一代仍然未能摆脱这种集体的羞耻感和对自己德国人身份的不认同。

很多人说：“如果一个国家曾经如此地蹂躏过其他国家，那么事后就不能抱怨其后代们对祖国不持有一个积极的态度。”

战后德国领导人的忏悔

压制教育下的所谓“强人”

除此之外，纳粹时代及战后长期的“压制式教育”（repressive Erziehung）也给那个时代的德国青少年都蒙上了一层阴影，而这种阴影又通过教育的方式过继给了下一代。

在那个时代，世界都被德国的钢铁洪流席卷，为了继承这项任务，德国的教育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培养英雄、培养强人。

例如纳粹时期颇为流行的一本育儿手册——医生约翰娜·哈雷尔（Johanna Haarer）撰写的《德意志的母亲与其第一个孩子》中写的那样：

德国母亲们制定的教育目标是培养“强人”。

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可想而知德国的教育手段，大概就像古希腊的斯巴达人那样，母亲在教育孩子的时候要时刻提醒自己不必给他们太多的温存，相反却要给他们过度的刺激，比如体罚、比如冷漠。

只有实行“硬”的方法，才能让孩子长大后都成为“硬汉”，只有成为硬汉，当祖国和民族需要时，才能挺身而出，随时做好奉献和牺牲的准备，即便那是一个要去侵略和屠戮别的民族的目标。

这种被称为“黑色教育学”的理念在德国根基深厚，影响亦深远，哈雷尔的书自1934年出版后售出了七十万册，或许德国人的不苟言笑也大多源于此处。

即便战争结束后，德国家庭教育中的暴力现象依然司空见惯。

消失的父亲以及被厌恶的母亲

战争造成的另一个后果就是，男性的大量死亡，他们或战死或被关押，自然的，大量的孩子成为孤儿或者留守儿童。

可以说在这个时代，很多德国家庭里边都是“没有父亲”的。

更可悲的是，许多侥幸回到家里的男人，也无法摆脱战争带来的阴影，很多人通过酗酒麻痹自己，在子女的成长过程中，贡献寥寥。

“没有父亲”的后果是延时性的和滞后的，但是影响力却是巨大而长久的，比如出生率的低靡。

两德统一前，西德和东德的出生率均属东西方阵营的最低，而现在德国的生育率亦居全球最低。

之所以这样，大概是因为在见识过那样绝望而不幸的家庭之后，很多人对于是否会把这种不幸传递下去心存疑虑。

“没有父亲”不仅造成了子女的困扰，也形成了一个奇特的社会现象，既被厌恶的母亲。

因为在这个年龄段里，很多母亲都要独自扛起家庭的重担，她们既要赚钱养家，又要弥补父亲带来的亲情空缺，在生活的重重压迫之下，她们不得不表现出更强的生存意志以及更多的控制性。

她们的子女想必充分的领会到了女性强悍的一面的，所以在很长时间德国社会的许多男性都惧怕甚至厌恶成功的女性，哪怕是自己的母亲。

这也进一步加剧了德国人不婚和不孕的生活状态。

概括起来，可以这样说：无论直接还是间接经历过战争的德国人，内心都留下了精神创伤，这种创伤就是对自己国家的认同危机，也就是前文所说的“德国病”。

为了摆脱这种危机，德国人一直在重塑自己的国际形象，比如对于环境问题表现出更强烈的忧虑，对于森林死亡、核灾难、生态破坏、气候变化等所有现代人都面临的世界性问题，表现出更加强烈的责任感。

再比如大量的接收难民，不只是在叙利亚问题上，可以说战后的德国一直致力于保护在战争中无家可归的人。

二战后德国接纳了约130万难民，除了因边境改变不得不随之迁移的大批德国人外，土耳其、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国的大量劳工也进入德国，并参与到德国战后的重建工作之中。

1992年前南斯拉夫内战时，德国仅一年之内便接纳了超过43万人。

据德国的官方数字显示，德国8110万的人口中，1090万属于移民，20.3%的德国人口拥有“移民背景”，即身为移民或移民子女。

虽然此次叙利亚的难民不同以往，他们不再和德国同宗同源，有着完全不同的宗教信仰以及社会观念。

在难民大规模涌入德国之后，抢劫、性侵、暴乱，也一度甚嚣尘上。

图片来自地球知识局

今年年初曾有一份统计称，在德国前前后后接收的100多万难民里，经过了三年时间，真正融入社会并且找到工作的仅有611人（包括正在接受培训和正在实习的人群）。

这个数字无疑带有浓重的贬低色彩，接收的难民如何真正的融入社会，为德国经济带来好处还需要做很多工作。

难民危机也让德国及欧盟陷入另一轮外交危机，不少国家认为难民问题是德国一方面做出的决定，所以在德国针对难民问题求助欧盟时遭到了很多冷遇，也让不少德国人重新审视其在世界格局中被动而尴尬的位置。

这些都偏离了德国的初衷，也给德国带来了难以抹去的负面影响。

但是正如前文提到的，德国在难民问题上所做的努力，更多的是为了“治愈”自己，即便真如默克尔所言时间可以倒流，海外君相信德国仍然会是整个世界给难民提供最多帮助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