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公衆號【海外眼】

阿拉伯人中曾流傳着這樣一個諺語：“人間若有天堂，大馬士革必在其中；天堂若在天空，大馬士革必與之齊名。”

然而，歷史在七年前被改寫了。

先是敘利亞內部政府軍和反動派爆發大規模軍事衝突，緊接着“伊斯蘭國”勢力崛起，進入敘利亞攻城拔寨，隨後美、俄介入敘利亞戰場打響“反恐戰爭”，最後土耳其、以色列等勢力也紛紛介入。

敘利亞衝突升級，戰爭一場又一場。

隨之被改寫的，不只中東的命運，還有歐洲，尤其是德國。

一張敘利亞男孩在土耳其沙灘上伏屍的照片觸動了世界的敏感神經，隨後德國總理默克爾高舉人道主義大旗，宣佈開放邊境、無限制接受難民。

當時的德國是振奮的，不少德國民衆還專門製作了“難民，歡迎你們回家”的牌子，到火車站微笑迎接。

德國媒體所做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大部分德國人都同意接收難民，88%的德國人願意向難民捐獻錢物，67%的人想要當志願者，爲難民提供服務。

時至今日，距離德國接收難民已經過去了三年，德國人似乎沒有了當年的振奮，默克爾也曾經公開發表過言論稱難民政策“事與願違”：

“如果可以的話，我寧願時光倒流到很多、很多年前，這樣我、聯邦政府以及負有責任的各方能更好地爲此(難民危機)做好準備，2015年夏秋之際，我們更像是毫無準備地遇上了這場危機。”

從數據上也可以看出來德國對難民問題存在的疑慮，2015年累計有89萬難民在德國登記，到了2016年這個數字變成了28萬，2017年更是持續下降到18萬。

難民對於德國的負面影響也屢見報端，默克爾甚至在網上被攻擊成了所謂的白左聖母，可是世界上沒有真傻子，德國之所以對難民問題持有如此態度，有其深刻的歷史原因。

也許促成德國如此抉擇的原因中包括接納受過教育、掌握技術的難民，爲德國工業補充更多工人的考量；也許還包括移民紮根後帶來的選票問題，但是最重要也最不可忽略的就是德意志民族的心理原因。

從二戰後德國難民的歷史記憶中產生的對今天中東難民的同理心，以及承認歷史過錯，重塑人道主義大國，治癒“德國病”的心理訴求。

雖然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經過去了幾十年，但是戰爭對於德國的影響一直沒有消退。

強大的第三帝國在十二年後便轟然倒塌，德國人受到的心靈衝擊自然不難想象。

戰爭末期，呼嘯的空隙警報、長期在地下掩體蜷縮的生活，成爲了很多人心裏的陰影。

戰爭結束後，大規模的物資匱乏突然降臨，人們爲了得到一點點微薄的口糧而費盡心機，德國貨幣已經崩潰，美國香菸反倒成爲了支付籌碼。

這樣突然的打碎一個民族，再重塑，對於德國人民族自信心的打擊是致命的。

更爲重要的是，德國人從未卸下大屠殺給他們造成的道德重負，發動戰爭和種族滅絕的雙重罪行猶如一個沉重的道德十字架，一直壓在德國人的心頭。

戰後的集體失語症

戰後德國在對待歷史問題的態度上堪稱典範（特別是相對於某國），但是這些也並非一蹴而就。

從戰爭結束到1960年代中後期，由於種種原因，特別是冷戰的影響，德國的政治文化在複雜中更趨於保守。

許多納粹骨幹重新踏入政壇，一部分對於“大德意志”戀戀不捨的右翼人士還力圖掩蓋德國的罪行，甚至一些文化作品以“德國也是受害者”的說法試圖洗白自己。

但是普通的民衆沒法像政治家一樣粉飾太平，他們無法面對這樣史無前例的血腥屠殺，在心裏排擠歷史，在政治高壓下最後選擇緘口不言。

就這樣，一代德國人集體患上了失語症，這也是造成“德國病”最根本的誘因。

他們不願意向子女講述自己經歷過的事情，在孩子們問起：“你們在納粹時代幹了些什麼？”時無言以對，只能含糊不清地以“什麼也不知道”，或是“我們只是奉命行事而已”搪塞過去，或者乾脆沉默。

正是這種迴避，阻止了德國人的自我救贖和自愈，長期的巨大的心理負擔一直壓在他們心頭，造成了全民性的不良影響。

直到叛逆的下一代忍受不了這種沉默，奮起質問父輩的時候，德國纔開始真正的直面戰爭問題。

但是儘管如此，這些反叛的一代仍然未能擺脫這種集體的羞恥感和對自己德國人身份的不認同。

很多人說：“如果一個國家曾經如此地蹂躪過其他國家，那麼事後就不能抱怨其後代們對祖國不持有一個積極的態度。”

戰後德國領導人的懺悔

壓制教育下的所謂“強人”

除此之外，納粹時代及戰後長期的“壓制式教育”（repressive Erziehung）也給那個時代的德國青少年都蒙上了一層陰影，而這種陰影又通過教育的方式過繼給了下一代。

在那個時代，世界都被德國的鋼鐵洪流席捲，爲了繼承這項任務，德國的教育只有一個目的，就是培養英雄、培養強人。

例如納粹時期頗爲流行的一本育兒手冊——醫生約翰娜·哈雷爾（Johanna Haarer）撰寫的《德意志的母親與其第一個孩子》中寫的那樣：

德國母親們制定的教育目標是培養“強人”。

爲了達成這個目標，可想而知德國的教育手段，大概就像古希臘的斯巴達人那樣，母親在教育孩子的時候要時刻提醒自己不必給他們太多的溫存，相反卻要給他們過度的刺激，比如體罰、比如冷漠。

只有實行“硬”的方法，才能讓孩子長大後都成爲“硬漢”，只有成爲硬漢，當祖國和民族需要時，才能挺身而出，隨時做好奉獻和犧牲的準備，即便那是一個要去侵略和屠戮別的民族的目標。

這種被稱爲“黑色教育學”的理念在德國根基深厚，影響亦深遠，哈雷爾的書自1934年出版後售出了七十萬冊，或許德國人的不苟言笑也大多源於此處。

即便戰爭結束後，德國家庭教育中的暴力現象依然司空見慣。

消失的父親以及被厭惡的母親

戰爭造成的另一個後果就是，男性的大量死亡，他們或戰死或被關押，自然的，大量的孩子成爲孤兒或者留守兒童。

可以說在這個時代，很多德國家庭裏邊都是“沒有父親”的。

更可悲的是，許多僥倖回到家裏的男人，也無法擺脫戰爭帶來的陰影，很多人通過酗酒麻痹自己，在子女的成長過程中，貢獻寥寥。

“沒有父親”的後果是延時性的和滯後的，但是影響力卻是巨大而長久的，比如出生率的低靡。

兩德統一前，西德和東德的出生率均屬東西方陣營的最低，而現在德國的生育率亦居全球最低。

之所以這樣，大概是因爲在見識過那樣絕望而不幸的家庭之後，很多人對於是否會把這種不幸傳遞下去心存疑慮。

“沒有父親”不僅造成了子女的困擾，也形成了一個奇特的社會現象，既被厭惡的母親。

因爲在這個年齡段裏，很多母親都要獨自扛起家庭的重擔，她們既要賺錢養家，又要彌補父親帶來的親情空缺，在生活的重重壓迫之下，她們不得不表現出更強的生存意志以及更多的控制性。

她們的子女想必充分的領會到了女性強悍的一面的，所以在很長時間德國社會的許多男性都懼怕甚至厭惡成功的女性，哪怕是自己的母親。

這也進一步加劇了德國人不婚和不孕的生活狀態。

概括起來，可以這樣說：無論直接還是間接經歷過戰爭的德國人，內心都留下了精神創傷，這種創傷就是對自己國家的認同危機，也就是前文所說的“德國病”。

爲了擺脫這種危機，德國人一直在重塑自己的國際形象，比如對於環境問題表現出更強烈的憂慮，對於森林死亡、核災難、生態破壞、氣候變化等所有現代人都面臨的世界性問題，表現出更加強烈的責任感。

再比如大量的接收難民，不只是在敘利亞問題上，可以說戰後的德國一直致力於保護在戰爭中無家可歸的人。

二戰後德國接納了約130萬難民，除了因邊境改變不得不隨之遷移的大批德國人外，土耳其、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國的大量勞工也進入德國，並參與到德國戰後的重建工作之中。

1992年前南斯拉夫內戰時，德國僅一年之內便接納了超過43萬人。

據德國的官方數字顯示，德國8110萬的人口中，1090萬屬於移民，20.3%的德國人口擁有“移民背景”，即身爲移民或移民子女。

雖然此次敘利亞的難民不同以往，他們不再和德國同宗同源，有着完全不同的宗教信仰以及社會觀念。

在難民大規模湧入德國之後，搶劫、性侵、暴亂，也一度甚囂塵上。

圖片來自地球知識局

今年年初曾有一份統計稱，在德國前前後後接收的100多萬難民裏，經過了三年時間，真正融入社會並且找到工作的僅有611人（包括正在接受培訓和正在實習的人羣）。

這個數字無疑帶有濃重的貶低色彩，接收的難民如何真正的融入社會，爲德國經濟帶來好處還需要做很多工作。

難民危機也讓德國及歐盟陷入另一輪外交危機，不少國家認爲難民問題是德國一方面做出的決定，所以在德國針對難民問題求助歐盟時遭到了很多冷遇，也讓不少德國人重新審視其在世界格局中被動而尷尬的位置。

這些都偏離了德國的初衷，也給德國帶來了難以抹去的負面影響。

但是正如前文提到的，德國在難民問題上所做的努力，更多的是爲了“治癒”自己，即便真如默克爾所言時間可以倒流，海外君相信德國仍然會是整個世界給難民提供最多幫助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