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与蚕池口教堂

1885年，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少有的太平无事的年份。

在中国近代历史里，1886年可以说是少有的平静年份，中法战争的硝烟已经散去，中国人又开始享受到了难得的和平时光，加上又赶上中国的春节，神州大地上充满了欢乐的气氛，在正月里，大小官员们也都在衙门里封了印，利用这难得的空闲时光，休息一下劳累了一年的身体。

入乡随俗，大清国的海关尽管西洋人占据绝大的位置，但总税务司赫德一声命令，大小官员们也都放了假。德璀琳也利用这段时间，享受和家人的天伦之乐，尤其是他的5个活拨的可爱的女儿，让他乐不思蜀。

但是，正月廿九日，一封盖着北洋大臣帅印的加急电报传到了天津海关税务司，要时任天津税务司的德璀琳亲启。

文中要德璀琳火速进京，有关北京蚕市口教堂拆迁一事，李鸿章要同他商量。情况紧急，处理好一些必办的公务后，德璀琳立刻进京。

从1864年进入中国海关，1876年担任烟台海关税务司以来，德璀琳以他的智慧和忠诚博得了李鸿章的信任，从那时起，在中国的政坛上，时常会见到德璀琳的身影，像1880年他协助李鸿章修造北洋水师基地，1884年中法战争期间调停中法停战，并促成李福会谈。等等一系列事件，都使得德璀琳在中国尤其是在李鸿章的眼中，地位骤然上升，他成为了李鸿章不可缺的外交智囊。

来到李鸿章在北京的办事处所，一阵闲话之后，李鸿章表明了自己要德璀琳来京的本意：现在慈禧太后想把位于皇宫内中南海附近的天主教教堂搬走，因为这事牵涉到洋人，便全权委托李鸿章办理，而李鸿章则想到了德璀琳。

熟悉中国近代史的人都知道，在近代，清政府最头疼的就是与洋人打交道，而其中又与传教士接触最为麻烦。而且，中国近代的几次与西方列强的战争，或者交涉里，许多都是因为所谓的教案，象马嘉理事件，使得中国与英国签订了烟台条约，后来又有了天津教案，直接导致了一代名帅曾国藩的郁郁而终。后来的义和团更是因为与传教士的冲突。因此，清政府在与西方的传教士打交道的时候，是很谨慎的，所以，慈禧太后把拆迁教堂的事情委托给了当时最善于与洋人接触的李鸿章。

其实，最早的传教士来华，是受到了清政府最高统治者的欢迎的，由最初的欢迎到近代的抵触，可以看出一条近代中国由盛到衰的轨迹。

现在北京的西什库教堂位于西什库大街南口路西33号，是北京最大的一座教堂，又称北堂。北堂原来不是建在这里，而是建在中南海的紫光阁以西一个叫蚕池口的地方（今旧北京图书馆斜对面），当时叫蚕池口教堂。

那还是在康熙年间，有一次，康熙皇帝患了严重的疟疾，御医久治不愈，康熙生命垂危，当时在北京传教的的耶稣会士洪若轩、刘应进两个人奉西药奎宁，康熙服用后，药到病除，康熙皇帝曾亲口对这些传教士说：“你们救了我的命。”

为了奖赏这两位传教士的功劳，康熙特意将皇宫内蚕池口一块地产赠给了耶稣教会。耶稣教会在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03年）建成了教堂，康熙皇帝还为新建的教堂御题匾额“万有真源”。

把教堂建在了紫禁城的御苑旁边，可以看出传教士的眼光，也显示了康熙大帝的开明与自信。

到了清朝中叶以后，屡起教案，道光七年（公元1827年），当时的道光皇帝对洋教十分抵触，他借故籍没了教堂并拆除了大堂。一直到二次鸦片战争后，清廷被迫归还了教堂的产业，同意重建，同治五年底（公元1866年）新教堂落成。

新教堂的样式是典型的哥特式建筑。南立面有三个尖拱券入口，上方是圆形的玫瑰花窗，四座高耸的塔楼直插蓝天，挺拔的造型，精美的雕刻，塑造出教堂端庄绚丽的立面，进入教堂内，一根根巨柱高高地撑起金色拱顶，四周是80扇镶彩色玻璃的花窗，阳光射入，眼前是一片五光十色，璀璨晶莹的奇景。

堂内有一幅圣母抱着耶稣的油画，然而圣母和耶稣穿的却是清朝皇太后与皇帝的衣服，不细看还以为画的是中国皇太后与小皇帝，这也表明教会传入中国后与中国文化的融合。

二，拆迁教堂，李鸿章求助德税务司

光绪七年（1881年），北京，紫禁城里，一阵紧急的钟声过后，皇太后慈安居住的慈宁宫里，哭声一片，慈安皇太后因病去世了。

中国的政局发生了变化，慈安去世以后，慈禧就独自一人垂帘听政，大权独揽，迟迟不把手中的权力交给光绪 ，而再过几年，到1888年，光绪皇帝就已经18岁了，必须亲政了，于是，不管愿意与否，慈禧开始准备还政的事情，并开始在中南海寻觅一个能颐养天年的地方。

但是，当慈禧率领着她的内侍太监、宫女们围绕着中南海，想找一个好的地方时，却发现了一个大大败兴的地方，那就是蚕市口教堂，与周围大清浓郁的中式建筑风格相比，这座洋教堂显得太不伦不类了。而且，这座教堂的塔尖太高，教堂的高塔仿佛时时在窥探、威胁着慈禧，见到慈禧皱起了眉头，她的近侍太监小声的说：“老佛爷何必为这个教堂发愁呢，让他们迁走不就行了吗？”

听太监这么说，慈禧点了点头。

于是，光绪十一年九月十二日（1885、10、9），慈禧太后专门召见了李鸿章，谈到教堂的拆迁事宜。李鸿章一口答应，一定谨慎处理此事。

其实，慈禧太后拆迁教堂，不是一时冲动，是早有准备的。

在此一年多以前，慈禧就秘密让恭亲王弈向教堂的前任主教都乐布理斯（Louis Gabriel Delaplace，一译田嘉璧）询问过教堂搬迁的事儿，当时都氏满口答应，只要清廷出钱出地帮助教堂选地另造，搬迁没有问题（《敦约翰在京条陈》）。只是由于京师衙门办事效率低下，此事一直未果。又来，中法之间又爆发了战争，等到战争硝烟散去后，慈禧又开动了拆迁的念头。后来，一名英籍教士敦约翰（Johu George Dunn，一译邓恩）来京，向总理衙门递上有关迁移北堂的条陈，动因是京师神机道员恩佑曾向其吹过风。神机营是京师专管营造的队伍，恩佑显然是受了包括醇亲王在内的总理衙门官员之命。现在，慈禧更是直接命令李鸿章，一定把教堂拆迁的事情办好。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在李鸿章的北京的衙门里，德璀琳与李鸿章见面了。拆迁教堂的事情，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关键是这个任务是必须完成的。因此，在与教堂交涉中，绝对不能让教堂有回绝的念头，不然，事情就和难办。

当李鸿章把这个想法告诉德璀琳后，德璀琳知道了李鸿章的难处，而且，更深一层的，德璀琳感到，如果李鸿章这个任务完成不了，就会失去慈禧太后的信任。

在这里，有必要把当时的大清政局介绍一下。

就是在这么一个复杂的背景下，李鸿章领受了拆迁教堂的任务。德璀琳明白，如果这个任务李鸿章完成的不漂亮，李鸿章的前途就岌岌可危了，自己希望借助李鸿章在中国有所作为的想法也就成为了泡影。想到这里，德璀琳觉得于公于私，必须帮助李鸿章把这个任务完成。

德璀琳想到这儿，觉得自己的肩上的担子很重。

“中堂大人，拆迁教堂的事儿。不是什么难事，只是牵扯到法国的保教权的问题，现在我们刚与法国打完仗，恐怕针对这件事，法国人会阻挠。不过，现在我们不必着急，我建议，先把英国教士敦约翰找来，了解一下情况再说。”德璀琳这样向李鸿章建议。

保教权，这个中国人很陌生的名词，对于西方基督教国家则是很普通的。保教权是由罗马教廷授予的由世俗政权承担的保护天主教在非天主教国家传播的权利和义务。1493年，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授予葡萄牙国王远东地区保教权，这也是为什么初期来华的天主教耶稣会将葡占澳门作为传教基地，而将出传教进展向里斯本分部汇报的原因。鸦片战争之后的1844年，中法签订《黄埔条约》，其中规定，法国可在中国内地传教。1848年5月1日，罗马教廷将广东省（含海南省）和广西省交给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管辖。从此，天主教在华的保教权逐步落到法国政府方面。因此，蚕市口天主教堂的拆迁，必然要与法国产生联系。

听德璀琳这样说，李鸿章觉得这个办法很好，他立即采取行动。九月廿七日，李鸿章电召敦约翰至天津，向其询问所上条陈的前因后果。

敦约翰说，教堂的前任主教都乐布里斯曾向恭亲王表示愿意移让教堂，但现任主教德里雅布（Frangois Taglibus，一译达里布），是意大利人，其人小心谨慎，无主见。因此，敦约翰自告奋勇，愿意领取川资五千银元，启程赴罗马教廷代理交涉。

针对敦约翰的自告奋勇，德璀琳建议说，现在教堂属于法国教会，因此，应该让敦约翰说去巴黎做工作，但此事不宜让法国政府方面知道。而且，为了彻底的摆脱法国的控制，他还建议李鸿章派代表去罗马，同教皇直接接触，争取建立直接的联系。

李鸿章考虑后，同意了德璀琳侧建议，派敦约翰以李鸿章代表的身份，出使罗马和巴黎，接洽迁移教堂事宜，同时商谈清政府与罗马教廷互派使节驻扎之可能。

为此，李鸿章还给总理衙门写了一个专门的报告，提出，要与教廷互派使节，李鸿章解释说，这种互派使节是欧洲通行的惯例，通过与教廷直接打交道，还可以逐步摆脱各西方国家借传教而带来的挟制。

十月初一，敦约翰自天津启程，随身携有李鸿章以北洋通商事务大臣名义签署的外交照会两件，分致罗马教廷外部和巴黎大主教，另有致教皇信函一封。

与此同时，为了抓紧时间，李鸿章还让德璀琳与神机营的候补道恩佑一起，先期进行迁址勘查，（《致醇邸遣税司赴京勘定地基》）并让德璀琳全面负责与敦约翰的电信联络与翻译。

十二月初三，敦约翰乘船顺利的抵达伦敦，他先通过其本国大主教向教皇引荐，而后于次年正月初三日赶到了罗马教廷。第二天，他便受到了教皇的接见。

当时的罗马教皇是利奥十三世(LeoⅩⅢ) ，作为罗马教廷里主张改革的代表，利奥十三世对与古老的大清帝国接触，表现了浓厚的兴趣，他对于敦约翰，“礼遇优渥”，询问了中国的传教情况和风土人情，最后，教皇表示，“深愿与中国邦交”，对遣使赴华一事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至于迁堂的事宜，两天以后，教皇传下了教谕给敦约翰，“俟军机（按即枢机主教会议）定议后，前往巴黎教会晤商，再由巴黎商订一切”。

此行如此顺利，敦氏禁不住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给远在千里之外的李鸿章。他在当天就给李鸿章发了了电报，文中说：“教皇即外务军机大臣皆愿与中国格外亲密”。

尽管消息为法国驻罗马教廷公使侦知，并加以阻挠，但教皇等“主见甚坚，不致为所摇惑”。（《正月十五日敦约翰来电》）至三月甘八日，敦约翰从罗马电告，教廷正式同意迁让北堂，并派公使驻京。事情进展的异常顺利。

与敦约翰频频电告得手相同步，德璀琳也在北京开始了寻址的工作。他和恩佑一起，在北京的四九城里寻找，能作为教堂的地方。

三，樊国梁

1886年正月初七日至十三日，

这天，德璀琳和恩佑勘察回来，德璀琳正好回到他在北京的临时住处，突然，一个外国人叫住了他：“德税司，你好吗？天主保佑你”。

回头一看，德璀琳发现，同他打招呼的是北堂的法国教士樊国梁。

提起樊国梁，在中国近代史上可不是无名的人。

发现，也与北堂主教达里布等议明并开始着手迁址之事。

樊国梁 天主教传教士。法国人。1858年加入遣使会。1861年晋升神父。次年到中国，在北京北堂传教。清光绪十年(1884)，慈禧扩建中海苑囿，要求北堂迁西什库重建，樊与李鸿章派遣的天津税务司德璀琳会商，提出新址须较北堂基址宽广一倍等条件,并索取重建价银45万两(后减至35万两)。十二年,樊与德璀琳签订迁堂条款，同年得清廷赏赐三品顶戴。二十三年，晋升主教衔，任北直隶教区有继任权助理主教。次年因交涉保定教案，结交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清廷又赐以二品顶戴。时为驻京总主教。二十五年，清廷在樊国梁和法国公使毕盛的压力下，颁布《地方官接待主教教士事宜》五条，规定外国传教士在交涉有关民教纠纷时的政治地位。同年，返罗马述职，得到教廷赞扬。1900年回到北京时，义和团运动巳在直隶中部迅猛发展，他要求法国公使从大沽口调遣水兵进京保护教堂。法、意二国士兵随即进驻北堂，构筑工事。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樊国梁在法国公使同意下，指挥教徒闯进礼王府、庆王府、立山府、李莲英住宅等处，连续抢劫8天,掠夺金银珍宝无数。该年他以胜利者的姿态回欧，被教廷誉为“宗座卫士”；法国政府授以十字荣誉勋章。但他在中国参加抢劫的行为受到国际舆论强烈谴责，并在马赛受到质询。1901年重返北京，就教堂与教士坟墓等项向清政府勒索巨额赔款。1905年病死北京。著有《燕京开教纪略》、《樊主教日记》等。

当时，樊国梁在北堂担任传教士，由于都是西方人，因此，樊国梁与德璀琳的关系不错，可以说是老朋友了。但在这个敏感时期，他突然出现在德璀琳的面前，还让德璀琳感到很奇怪。

樊国梁很坦率，说：“老朋友，你别惊讶，我听说你来北京来，想来看看你，另外，我听说。你来北京市主持北堂迁移的事情，我想看看我有什么能帮忙的地方。”

见樊国梁这么说，德璀琳觉得如果在教堂拆迁问题上，能有这么一个人，也是很好的事情，于是，当晚，德璀琳就给李鸿章写了一封信，谈了他的建议：“迁堂虽由教王主持，而敦约翰抵罗马谒见教王，告知一切情形之后，其教王仍须谕令北京教堂主教等人明白回复，方可定夺”。而“樊教士总理京中各堂事务，其人在直已阅二十五年。所有起始造堂经费等项，俱由其一手经理，堂中大小事件，主教者均与之商酌，惟其言是从，税司素与相识，此事若与相商，当有得半成效”。（《德璀琳呈送与教士樊国梁叙论问答节略》）

于是，在德璀琳的推荐下，这个后来成为北京教区大主教的樊国梁，开始参与了新教堂的勘建工作。

光绪12年3月18日，是樊国梁终生难忘的日子，因为在这一天，他得到了大清国直隶总督李鸿章的亲自召见。当时，在座的还有德璀琳。会谈中，李鸿章同他们商量好了教堂的拆迁办法。也许是头一次见到中国这么高层次的官员，也许是被李鸿章的威仪彻底折服了，在当天的会谈中，他积极的献策，建议将教堂移至皇城西北隅的西什库地方，也就是现在教堂的地方，并且提出了若干条具体措施。

樊国梁对李中堂的第一印象是“公正廉明、和平谦逊、无任钦佩之至。”（《译樊教士致德税司函》光绪十二年三月二十二日）。

对于樊国梁的建议，李鸿章深以为然，在他三月甘五日给总理衙门的报告中一一采纳，

樊国梁还介绍说教廷办事和中国衙门一样，效率不高，目前议及北堂迁移事，枢机主教中有允者有不允者，不允者以前任四川主教范若瑟为最。因此他也自请赴罗马设法排解。（《致译署与樊教士面议用西什库建堂》光绪十二年三月二十五日）

三月甘八日，敦约翰来电告以教皇允许迁堂确讯后，李鸿章迅即饬令德璀琳和樊国木梁尽快筹议商订迁堂合同文本。经过近一个月紧张的测量、估价等工作，四月甘六日，李鸿章再次召见德、樊二人，议定移让北堂合同五条，主要内容有：教堂搬迁以两年为限，折价银三十五万两另建，新堂高度以五丈为限（比原堂降低三丈四尺），原教堂内的一应珍奇古玩、家俱风琴等器物，均留堂内，以作所效。（《译商定合同》）第二天，樊国梁即携带此合同文本及李鸿章致罗马教廷外部大臣雅各比尼信函前往罗马。

到了这里，事情进展的身份顺利，4月28日，李鸿章高兴的将教堂的交涉结果和吃力办法具折上奏给慈禧太后，，谈到此次商办，说：

“竞能操纵如意，实属始愿所不及”（《议移北堂奏稿》）

可见，事情发展的如此顺利，是李鸿章始料不及的，李鸿章的得意之情，溢于词表。

但是，好事多磨，殊料，随着樊国梁前往罗马。原应顺利交结的教堂迁移案，又因法国政府的干涉和阻挠，而一出新的波折。

四，一波三折，教堂拆迁

对于教堂拆迁最不乐意的国家，要算是法国了。

在中国近代历史里，有几个列强国家是不能不提的，这些国家依仗着船坚炮利，对中国进行了掠夺和侵略，而这些国家每个又都有其不同的特点。英国，这个第一个西方军队踏入中国领土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作为资本主义头号的强国，英国对于中国的目的，主要集中在经济方面，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在中国与英国签署的众多条约里，英国最关心的是经济利益，他想的是如何打开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

法国，与英国不同，也许是有这浓厚的民族优越感，法国在中国最关心的是保障传教的利益，作为拥有西方保教权的国家，法国对华交涉的重点是传教，也就是西方宗教的渗透，主要依靠法国来维护。

俄国，这个巨大的北极熊，他最感兴趣的是中国北方的土地，而且，他的目的也达到了，在近代中国，中国割让土地最多的就是给了俄国。

日本，这个中国的死敌。最初，大清王朝一直认为以英、法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是中国的危险，后来，通过与西方的接触，李鸿章才明白，西方国家比较好打交道，只有日本，才是中国的心腹之患。

此言不须，日本，对于中国的目的最大，他的目的就是想变中国为他的殖民地，从近代日本就开始了这一图谋，一直到1937年，日本的开始吧企图变为现实。

而想德国，美国等国家，由于还在新型的国家，因此，与大清王朝没有发生实际的冲突，因此，当时，中国的国际上交涉的对象主要是这四个国家，而德璀琳与他们都有过不同的接触。这次，由于教堂的拆迁，与法国又开始了交涉。

其实，在慈禧让李鸿章负责拆迁教堂的事务前，当时的总理衙门曾屡次与法国驻京公使洽商，希望他们能动员拆迁教堂，但是，法国驻华公使根本不理会，因此，这回绕开法国，直接与罗马交涉，法国政府肯定要干扰的，对于这一点，李鸿章早有预料。

当初，他初次召见敦约翰时，就很机密的对敦约翰说：“此次委尔办理此事，必须秘密，勿稍张扬，务要小心，慎始慎终。”李鸿章的目的就是要不要走漏风声，让法国人知道这件事。之后李鸿章在给醇王的信中，也建议，应“饬令恩道（即恩佑——引者）速赴总税司赫德公馆，密询德璀琳，到京后如有成议，即会同密往踹看地基，随时禀候裁示，密为布置。”（《致醇邸遣税司德璀琳赴京勘定地基》），一连有了三个“密”字，可谓谨慎之极。

李鸿章的打算是，秘密的情况下，争取把教堂拆迁的事情办好，不就是后来法国知道了，也无可奈何。

但是，敦约翰到达罗马后，因为受到了罗马教皇的隆重接待，敦约翰又兴奋过度，在罗马招待朋友，成为了新闻人物。在正月的23日，敦约翰在给国内的电报中。说：““我在罗马之事长得很大，看来容易妥当。”。

接到敦约翰的电报后，坐镇大后方的德璀琳知道事情麻烦了，他很恼怒敦约翰不按照他的要求，秘密的行事，于是，当天，德璀琳就给敦约翰发了回电，要求：““此事长得很大，你要小心，北堂是第一件要紧事……”。

德璀琳心理十分清楚。现在最重要的是拆迁教堂，至于与教皇互换使节一事，是捎带的，不能因为这个而坏了大局，他要求敦约翰按照十六日电示，与教皇面商，迁堂之事可否请其谕令达里布与樊国梁就近办理，以免夜长梦多。经过一番奔走，教皇同意即派公使来华，其人选是意大利籍总主教爱格利阿尔提，随带参赞安笃尼黎。爱氏出使返国后，便由安氏任常驻公使；至于迁堂一事，须要让樊国梁去罗马面询。

樊氏于光绪十二年五月十四日抵达罗马，他见教廷所派公使并非法籍更非他本人（因李鸿章托其带给雅各比尼函中有请樊担任代理驻华公使之建议），“顿生忌妒之心，复往巴黎播弄是非”，欲讨好法国政府，而此时正值法国驻华代办戈可登（Georges Cogordan，一译戈可当）回国述职。于是双方合谋进行阻挠。（《复译署论法阻罗马遣使》）

　　法方阻挠的第一个步骤是反对教廷派驻全权公使驻华。约在五、六月间，法国公使贝合尼先是发函，续而亲往教廷外交部，与雅各比尼争闹不休，其所持论点有四条：“第一要保护各天主教会之在中国者；第二要保护在中国之传教者；第三要监督在华各教会事件；第四天主教与地方衙门大小官员交涉之事，法均要管。”（《译敦约翰罗马来函》光绪十二年六月十六日到）亦即抓住法国在华“保教权”不放，并进而提出，如教廷坚持派使，应仿土耳其之例，派出一“小公使”驻华，只管理在华教会内部事务，如遇与中国的教务纠纷，仍需由法国裁决。对此，李鸿章和总理衙门进行了坚决的抵制。他电示敦约翰三次赴罗马外交部，向教廷申明中国的原则立场：“一、中国无论何时，永远不承认法国为保护在华天主教会及天主教人，且静以待时，思有以绝其保护之志，二、教皇所派驻华公使，与各国使臣一律，若仍由别国管辖，则中国不与共事；三、中国决不允罗马公使照土耳其使臣由法国节制”。（《译敦约翰罗马来函》光绪十二年六月十六日到）

派遣“小公使”的意图未能实能。七月初，法国方面又在巴黎、伦敦、罗马等地大造舆论：“法朝廷声言、法国传教人在中国仍归其保护，惟派额理亚的为驻京教务大员之事，当为［惟］教王是问”。（《伦敦七月初七月电报》载上图《蚕池口教堂未刊函稿》）接着、法国外交大臣佛尔新聂于七月廿日又亲自出面。“力劝教皇改派主教大员前往中国，不可派教务公使”。（《译伦敦电报》光绪十二年七月二十日戌时上海来）但教皇不为所动。针对这种情况，李鸿章采取了双管齐下的策略。一方面，遣敦约翰在罗马、伦敦等地游说，争取英、意、德、俄、西诸国的同情，欧洲各国对法国利用“保教权”在华攫取更多效益的做法本就不满，此时纷纷表示支持教皇遣使来华。另一方面，李鸿章于七月初八日地直接复电樊国梁：“足下前言北堂与法无涉，请照原议速将北堂一事请教皇批准，纵有别情，我只恪守原谅，以后教务，应候头等钦差来再定”。（《复樊教士电》七月初八日载上图《蚕池口教堂未刊函稿》k3）此举意在堵住风源。同时，在国内，他亦命德璀琳前往达里布处反复解说，达对樊为一已私利搅浑水的做法也十分不满，表示要遵从教皇旨意。七月甘五日，李鸿章命德璀琳明确训示樊：“请你专办合同批准之事，此外诸事，应俟随后在中国缓缓定夺”。（《译德税司寄樊教士电》光绪十二年七月甘五日）以摆脱樊与法国官方在教廷遣使问题上的台谋纠缠。

一计不成，又施一计，法国方面进行阻挠的第二个步骤，是在反对教廷遣使的同时，又籍樊国梁之口，提出了所谓“教产”（即教堂产权）问题，但此事说来蹊跷：一、樊与李鸿章在天津晤谈时，一再声称，教堂之事与法国无涉，只须罗马教廷批准即可（前文已述）；二、五月樊初至罗马时，他在致李鸿章的信中提到“北堂一事，法国以为法产，教皇以为教产，几乎不得成功。”（《译樊教士致德税司函》光绪十二年五月）三、七月二十二日，他又从巴黎致电，改口说：“教皇言北堂非其产业，我拟将合同向教会总办（按指巴黎教会——引者）相商，不知中堂允否。”（《译樊教士巴黎来电》光绪十二年七月二十二日到）如此反复多变，终使李鸿章对其失去了信任。于是李鸿章一面严格限制樊国梁的办事权限，一面命敦约翰继续做工作，七月二十九日，敦从罗马复电：“罗马外部及西国大律师等均云，按公例，若中国朝廷因公用教堂地方，另指一地为之建堂，无须问人之允与不允，可径令教士迁让。”（《译敦约翰罗马来电》光绪十二年七月廿九日）八月初一日，教皇亦向李鸿章明确表示不改初衷。（《译敦约翰罗马来电》光绪十二年八月初一日）

在此情况下，法国政府只得采取最后一步杀手锏，向教皇提出了最后通牒，说：“如果教皇执意向中国派遣使节，那么，法国与教皇签订的所有跳跃全部作废，国中教士每年俸银五十万兆佛郎概停不发。迫于强大的经济压力，教皇只好被迫让步，暂时停派赴华公使。

　在中国方面，八月初二日，法国驻津领事林椿（Paul Ristelhueber）亲自来到李鸿章的公署，向李鸿章询问有关“诘问罗马遣使之由。”并提出，根据“咸丰十年续增条约（即《中法天津条约》）第六款，赔还各处天主堂内，既由法国交还，必须法国批准，非罗马所能主持。”对此，李鸿章的答复是：“罗马派使臣与否，应由罗自主，我国不便阻拦。若照土耳其派小公使，仍由法使统率，则中国断不认受。若派全权大臣，欧洲向有公例，中国亦当以礼相待。至北堂，虽系咸丰十年后照约赏还，究系统交该处奉教之人，乃教中产业，非法国产业也。樊教士前订合同，仅声请教皇批准，未提法国一字。樊系法人，果与法国相干，岂有不认法国专认罗马之理。”（《复译署论法阻罗马遣使》）林椿闻言愕然，索看樊国梁原订合同文本后，十分沮丧，说樊教士在巴黎并未言明合同已经画押，如此办理，法国面子上不好看。

为了顾全法国的“面子”，李鸿章乃命樊国梁继续向巴黎教会交涉，并向林椿表示，一俟教会同意迁堂，即知照法国使馆，以示尊重。八月十五日，樊氏电告，“腊萨理（即前译之刺梳理）教会总办已允所订合同。”（《译樊教士来电》光绪十二年八月十五日）八月十八日，巴黎味增爵会及仁爱会总统费雅德致函李鸿章，正式同意迁堂。（《译巴黎天主增爵会及仁爱会总统费雅德来函》）李鸿章于十月十六日收到此函后，即于十月二十七日正式照会法国驻华公使恭思当（Jean Anatoine Ernest Censtans），至此，法国对教堂迁移一事不便再行阻拦了。

一切障碍排除后，蚕池口教堂的迁移便进入了定议、实施阶段。其主要根据是与樊国梁原先商订的合同五条。此外，费雅德在来函中还提出了三条附加要求：一是希望能够酌加搬迁费用；二是要求将西什库南街口小庙（尼庵）一座拆迁，以便通行；三是教堂购办建新堂材料可否由官府发给护照，提供方便。对此，李鸿章表示：原订搬迁费三十五万两已足敷用，既不减少也不增加，首批银十二万两即刻饬由海军衙门款项下指拔，至于拆迁小庙和给发护照采买一事，可以咨行地方官办理。十一月初二日，李鸿章正式向朝廷上奏，报告迁移蚕池口教堂一案议结经过，其搬迁以两年为期，自光绪十三年正月初一日起计。（《迁移蚕池口教堂定议奏稿》）嗣后，为了赶作南海宫苑，要尽早将北堂收回一并动工。李鸿章及总理衙门等又与教会反复函商，增补搬迁费二万两，经达里布画押同意，提前一年于光绪十三年初夕以前迁让。（《驻京教士达里布致恭思当画押原稿》）

至此，教堂拆迁工作顺利完成。

五，顺利拆迁，后果

于是，有一天，当慈禧和众多随从们又一次泛舟在中南海时，面前没有了惹她心烦的洋教堂，慈禧心情大好，也想起了李鸿章的能干，心理也就下了决心：以后，与洋人打交道的事情还真少不了李鸿章呀。

读者可别小看慈禧的这些想法，在当时的大清政局来说，李鸿章的地位的却陷入了一个危险的境地，李鸿章接办此案之前，正值中法战争刚刚议和，由于李鸿章是主和的，因而深受国内舆论的反对，朝廷上的清流党人数次弹劾李鸿章，奏折达四十七份之多，翰林院御史梁鼎芬甚而上奏章要求杀李鸿章以谢国人。更为严重的是。1884年4月，又发生了慈禧与奕政争的一幕，史称“光绪甲申朝局之变”，这场争斗的结局是奕被罢，居家养疾。续掌军机的是光绪生父、醇亲王奕𫍽，此人是一个狂热而盲目的排外者，1870年天津教堂发生，他对曾国藩、李鸿章处理教案的结果极为不满，曾愤而辞去御前大臣一职，以耻于与奕、鸿章同列。加之慈禧从七十年代后期起，对李鸿章为首的淮系势力迅速崛起，一直心存疑忌，她扶持以张之洞等为首的清流派，不可不说是对李氏的一种防范。因此，当时李鸿章的处境，正如美国驻华公使给国务卿的一份报告中所说：“恭亲王之被退职，是鸿章的大打击。言和仍不免鸿章，鸿章是唯一勇于任事较有国际眼光而负责之政治家。鸿章治理直隶，很进步，勤苦国事公务，不能说是不称职。恭亲王去后，鸿章的影响渐削。醇亲王奕𫍽是反对李福简约最力之人，责备鸿章洋务没有成绩”。当时上海的外国报纸《字林西报》中，也一度报道，李鸿章的地位岌岌可危。

正是在这种局面下，李鸿章不失时机地抓住办理蚕池口教堂迁移案的机会，在中外之间，朝野之间，清廷内部之间进行了巧妙的周旋。北堂一案议结后，由于新建教堂高不过五丈，比原先减低三丈有余，且原堂内一应物品，均留给宫廷作为报效，因而深得慈禧欢心，亲下谕旨，对李鸿章以下一干中外办事人员奖赏有加。（《阁钞·谕旨》）至于奕𫍽，也大为满意，在给李鸿章的复信中说：“移建北堂，此事畅快之至”。（《海军函稿》卷二，廿五页）嗣后，随着两人关系日益亲密，奕𫍽对其更为信任。由于奕倒台后，朝臣中真正懂外交的并不多，鸿章即由此案开始，站稳了执清廷外交牛耳的地位。

与罗马教廷互派使节问题。在蚕池口教堂交涉过程中，最令人注目的是清廷与罗马教廷互派使节的问题，这是李鸿章在初次召见敦约翰后，就正式向总理衙门建议的。

众所周知，第二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内地教案纷起，西方列强以处理教案纠纷为借口，动辄枪炮相向，要挟持政府做出更大的妥协与让步。其中尤以法国凭籍所谓在华“保教权”而争闹最凶。李鸿章根据其多年外交经验，向奕𫍽指出：“中土交涉之案，教务最为隐患，教皇权令能行，教士必不敢无理取闹，则裨益远矣”。（《朋僚函稿》卷二十，六十五页）他还认为：“教王兵饷两缺，断不能因教案兴戎”。（《致译署遣英士敦约翰赴罗马》）在光绪十二年六月甘八日的《致译署论罗马派使管教》一函中，他进一步明确阐述：“至罗马派使驻华专管教务一节，近年明白洋务时局者多持此论。原以分法人籍教挟制之权。西洋各国无国不行天主教，即国不有罗马专使，未闻归法国管辖者。仅土耳其小国有罗马小公使，仍由法使统率，最为各国所诋笑。查咸丰十年法国和约第十三款，但指明传教请执照一层，并未载明天主教归法国保护之语。厥后遇有教案，法使辄攘臂而争，甚至调兵船要挟，推波助澜，气焰日张。皆由罗马无使驻华，法人得以攘窃其权，而中国不揣其本，亦复习而安之，堕入彀中而不觉也。此次罗马初议派使，法方多方阻难，……将来法使若相诘问，应告以法约本无保护教士明文，罗马既派使自行径办，罗法平行，我未便强罗就法。……盖天主教士法意日三国居多，不仅法人，从前均由法使给照，本属误会。如此分别办理，则法人不得籍教务持我短长，而教务归罗马专管，亦不致挟以为变，似是息纷弭畔之策”。（《致译署论罗马派使管教》）

遣使通商，平等交往，是近代国家间外交关系的基本原则，李鸿章在此前与日本订立《中日修好条规》和经办秘鲁华工交涉的过程中，逐步明确了这一认识。在处理北堂迁移案中，他能适时地提出与罗马教廷互派使节驻扎，可以说是抓住了处理近代教案问题的要害与本质。

可惜的是，由于法国政府的一再阻挠，罗马教皇遣使未成，使得中国与罗马互派使节的愿望落了空。

　到了1891年，以长江流域为主，中国各地再一次的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洋教浪潮，各国公使向总理衙门提出严重抗议，对此，李鸿章在在当年的六月廿日致函给总署，认为各国公使每遇民教纷争，既籍为口实，辄与地方官为难，其实教务并不由公使主持。现罗马教皇派使来京，商派大主教数人，分驻各处专管教务，以后教务可以整齐划一，建议总理衙门答应。（《译署函稿》卷二十，十四——十八页）之后，为了避免英德卷入，引起外交纠纷，他又于光绪十八年四月二十一日再函总署，建议由总主教主持教务，但仍保留法国保护之名，以息纷争。（《译署函稿》卷二十，廿九——三十五页）他并于是年十月初一日致函罗马教廷外务大臣：请派总主教一人驻直隶督办教务。同时声明，“此后教务悉由教皇与中国经行商办，较为亲睦。”（《译署函稿》卷二十，三十八页）可以说，李鸿章一直希望与罗马教廷发生直接关系，以杜绝法国等国家的干扰。

但是，一直到1917年至1918年间，当时的中国北洋政府外长多次与罗马教廷接触，双方同意互派公使，建立外交关系，后因法国反对而未果。1928年，南京政府成立不久，教皇庇护十一世发表通电，承认南京政府。1939年，教皇庇护十二世上任。当年3月11日，中国驻法国大使顾维钧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特使赴罗马参加了庇护十二世的加冕仪式。1943年，梵蒂冈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国驻梵蒂冈公使谢寿康于当年赴罗马上任。1946年7月6日，庇护十二世下令建立驻华公使馆，并任命意大利人黎培里总主教为第一任驻华公使。至此中国和梵蒂冈之间建立了完全的外交关系。

而在交涉过程中，德璀琳的功劳不可辱没。

在交涉过程中，最易制造麻烦的是法国，对付法国，李鸿章在不同的阶段采取了不同的措施，在第一、二两个阶段，李鸿章要求敦约翰樊国梁等人尽量保守机密，不让法国知晓。消息外泄后，面对法国多方阻挠，李鸿章采取了广泛争取同情国的办法，形成西方列强“均笑法国挟制教皇为无理取闹”（《译敦约翰来电》光绪十二年八月廿一日）的局面，使法国处于外交上的孤立地位，而当林椿来到官署纠缠辩论时，李鸿章则拿出与樊国梁已签订的合同章程，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驳得林椿哑口无言。最后当法国方面表示，北堂可以迁让，但欲以此这条件，要求中方出面阻止罗马遣使，李鸿章的态度是“自应漠然不动。”（《复译署论法阻罗马遣使》）因此，可以说，在这场交涉中，李鸿章对于法国方面，自始自终抓住了外交上的主动权。

　晚清的洋务大员中，李鸿章是最敢于起用洋人，也是起用最多的一个。此次教案亦不例外，最典型的莫过于敦约翰、德璀琳和樊国梁这三个分属英、德、法不同国籍，不同身份的外国人，能集中在李氏麾下献计献策，奔走联络。

　　就渊源关系来说，以德璀琳和李鸿章最近，他于1864年进中国海关任四等帮办，以后累迁至天津海关税务司，中法战争期间，他是《李福协定》的牵线人和始作俑者，正是因这层关系，李鸿章对其信任有加，在此次交涉中由其负责电信联络和翻译，应该说他较为忠实地执行和传达了李鸿章的各项指令。

　经德瑞琳介绍给李鸿章的樊国梁，则是长期在华传教，在北京教区很有地位的天主教传教士。李鸿章看中他也正是他在教廷和法国的双重影响，以及他握有可以实际处理教堂地产的权力。在晤谈过程中，李鸿章巧妙地利用了樊的权力和虚荣心，答应向教廷建议由樊兼任驻华代理公使，同时暗示，如樊办理得力，中国方面也有相应的封赏，将其套住。樊即表示，此事决于法国无涉。“本教士无论何时，不约别人相帮，亦不告别人，专以中堂一言为定。”（《译樊教士致德税司函》光绪十二年三月三日）并主动在草拟的迁移合同上画押。之后，当樊因公使未当成，因妒生恨，转向法国讨好时，李鸿章即严令其专办教堂迁移合同，不得过问遣使之事。在外交上，只有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没有永恒的朋友和敌人，李鸿章的做法，应说是恪守这一原则的。

综上所述，要而言之，蚕池口教堂迁移案，起因是慈禧太后为顾及皇室的尊严和体面，劳民伤财，并不足道。惟李鸿章能趁时提出与教廷互派使节，力争打开中外教务教案交涉的新局面，使人有耳目一新之感；其间，李鸿章通过种种努力，顺利议结此案，也最终稳固了自身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