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家帕慕克寫過一個段子。話說，《純真博物館》在伊斯坦布爾出版不久，他偶然遇到了一位多年未見的老朋友，是一位研究文學的教授，兩人在街上偶遇就會邊走邊閒聊各種文學問題。正好那天他們巧遇的那條街是小說《純真博物館》裏主要故事發生的所在地，他們漫不經心地聊着米歇爾·福柯，翁貝託·艾柯、理想讀者與普通讀者的關係，甚至還聊到了中國古代很多作家都喜歡在自己的作品中採用女性人物的口吻寫作等等。就在這時，這位教授突然在一座清真寺對面的一幢公寓樓前停住了腳步。帕慕克也停下來，有點疑惑不解地看着他。教授說，我以爲你到家了。帕慕克很奇怪，我不住在這兒呀。教授說：“真的？我根據你的小說《純真博物館》來判斷，主人公凱爾末和他的母親就住在這裏呀。”

每次想到這個故事我都會會心一笑，因爲只有對一本小說真正着迷的時候，我們纔會混淆現實與虛構的區別。我們在也閱讀的時候，總會被這種幻想控制住，把小說看成是現實的，不是因爲我們忘了小說是基於想象也基於事實，而是因爲小說把這種幻想賦予了讀者，這纔是最美妙的體驗。當然，這種美妙的體驗，並非是讀者的專利，在《紐約時報》有個特殊的專欄叫“文學履途”，已經開設了超過二十多年，每一期都會邀請一位寫作者，讓他們前往自己喜歡的文學大師所在之城來場旅行，從而可以挖掘大師們與城市的軼聞趣事，探索城市是如何激發這些傑出的作家寫出曠世佳作的。換句話說，“文學履途”這個專欄其實也是關於作家如何在真實的城市中寫作的，也是關於如何在小說中對城市進行了虛構。乃至於我們在閱讀作品的時候，對他筆下的城市充滿了無數的好奇心，所纔像帕慕克故事中的教授一樣，分不清真實的城市和虛構的城市。

我翻看了這個專欄集結成的書《文學履途》，有我們熟悉的博爾赫斯布宜諾斯艾利斯、帕慕克的伊斯坦布爾、聶魯達的智利、馬爾克斯的哥倫比亞、愛麗絲·門羅的溫哥華、昆德拉的布拉格、伊舍伍德的柏林、海明威的馬德里、伊迪絲·華頓的巴黎、葉芝的愛爾蘭、田納西·威廉斯的羅馬、埃萊娜·費蘭特的那不勒斯、馬克·吐溫的夏威夷等等。值得提及的是，這本書中收錄的大部分文章都是採取了旅行和回憶的方式，讓我們領略了城市真實的美景，也讓我們回憶了作家如何對熟悉的城市進行虛構的。但是隻有在帕慕克的伊斯坦布爾的章節中，作者找到了帕慕克，讓他作爲嚮導帶領我們遊歷了伊斯坦布爾。伊斯坦布爾註定與這位在世的諾獎作家聯繫在一起，因爲“他的作品根植於這座城市，正如狄更斯之於倫敦，或納吉布·馬哈福茲之於開羅。在《純真博物館》《黑書》和《伊斯坦布爾：一座城市的記憶》中，一個既魔幻又憂傷的城市逐漸浮現”。

我一直有個想法，如果作家想要寫作，最好找個有歷史感的城市。所謂歷史感，不單指的是過去的已經僵硬封存在博物館裏的那種歷史，比如像所謂的幾朝古都，而是我們正在創造的歷史感，通過虛構和非虛構寫作創造出來的那種歷史感。比如通常讓我想起紐約，我們會想起保羅·奧斯特《紐約三部曲》中“玻璃之城”，還有非虛構作家蓋伊·特立斯筆下的那些無數的芸芸衆生。如果讓我想起巴黎，我會想到年輕時候的海明威在冬天的咖啡館裏寫作，夢想着寫出可以震驚世人的句子，會想起馬爾克斯在巴黎的小閣樓裏撰寫報道，在大街上偶遇“大師”海明威，會想到貧困潦倒的詩人里爾克對大街上偶然碰到的窮苦少女伸出援手，會想到奧威爾在餐廳做服務生端盤子清掃垃圾。想到了維也納，就會想到茨威格描述的十九世紀黃金時代的餘韻，會想到天才般的霍夫曼斯塔爾。想到彼得堡就會想到奧西普·曼德爾施塔姆帕斯捷爾納克。想到威尼斯，就會想到約瑟夫·布羅茨基給這座城市寫過輓歌，夢想着有生之年要在這座水城某個宮殿的底層租個房間，讓過往船隻掀起的浪花飛濺到窗戶上，夢想着死在威尼斯——我們都知道布羅茨基最終如願以償了。

那些因爲作家留名的城市有福了。《文學履途》中我們看到的都是真實的城市，但是閱讀的時候更沉醉於虛構的城市，會聯想到作家筆下如何讓這座真實的城市變形異化。卡爾維諾的《看不見的城市》之所以讓這麼多人着迷，就是因爲那些虛構的城市彷彿比真實存的城市更加的豐滿。這是文學與城市的偉大共情，這也是文學寫作的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