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不公平只有一個原因：缺錢

文章首發於公衆號：叄裏河

作者：一姐

美籍華裔作家朱賁蘭去年出了本書，講她把混血兒子送到中國幼兒園的故事。書裏提到她兒子進上海宋慶齡幼兒園的經過，說這家幼兒園很難進，能入園的非富即貴，家長要麼高幹子弟，要麼企業家，她本來想憑自己ABC的身份申請，沒想到因爲長着一張中國臉，連門衛那關都沒過去。

朱賁蘭其實是有身份的，她的叔公是曾經的上海市市長，後來的國務院總理，但她不想動用家裏的關係，結果就喫了一鼻子灰。後來是她的丈夫用一張老外臉，輕輕鬆鬆搞定了兒子的入園難題。

像這樣，需要靠走關係、動用特殊地位、特殊權力或者要付出好幾倍沒有明碼標價的價錢才能獲得某種商品或者服務的事，在改革開放之前憑票供應的年代很常見，冰箱彩電縫紉機、暖壺手錶自行車，甚至高級點心、高級時裝都有過這種待遇，但隨着這些商品或服務的“產業化”，特殊待遇很快就消失了。

爲什麼，同樣經過了近20年產業化的教育，到今天卻還能享受這種待遇？

2005年的社會藍皮書顯示，教育費用超過養老和住房，在居民總消費中排第一，而前一年國家審計局對50個縣基礎教育的審計調查報告則顯示，從2001年到2003年10月，4億多違規收費中，來自政府部門的違規收費將近2.5億——正是那些不該被“產業化”的公立名校，成了掏空老百姓錢包的超級提款機，正是主管教育的部門，成爲了亂收費的主體。

同時，曾經引以爲傲的“縣一中現象”在最近十年迅速褪色，逐漸讓位於省城超級中學和高質量的民辦高中。

人人喊打的教育產業化，儘管從結果上看的確加劇了教育不公，不過它本身其實並不是教育不公的原因，而同樣是教育不公的產物之一。

本週發佈的《關於學前教育深化改革規範發展的若干意見》規定民辦園一律不準單獨或作爲一部分資產打包上市。上市公司不得通過股票市場融資投資營利性幼兒園，不得通過發行股份或支付現金等方式購買營利性幼兒園資產。

這個文件出臺之後，去年傳出過“虐童”醜聞的紅黃藍幼兒園股價暴跌。A股和中概股教育板塊全線重挫。但是實際上，民辦教育並不是只有這些收費昂貴的，面向一線城市中產階級的上市公司，還有大量的小規模民辦教育在經營。

根據今年財新的報道，周口市大力推動土地衛片執法和“兩違”土地整改，40所民辦小學和幼兒園遭到強拆，投資千萬的民營幼兒園老闆表示，

“我一直在跟鄉里領導說，我們可以捐給政府，有償也好，無償也好，作爲公辦幼兒園也好，做敬老院、公益活動中心都可以。完全比拆了更有意義。但是沒有人理會這些”。

教育產業化的初衷，並不完全是受什麼泛市場思潮誤導，而是跟醫療產業化、養老金統籌改革一樣，根子上就是簡簡單單的四個字：政府沒錢。

《社會藍皮書：中國教育發展報告》的作者楊東平之前解釋這個問題時說：中國“教育產業化”的迷霧在於，它不是通過取消教育壟斷和管制，大力發展民辦教育來滿足需求，而是允許公立學校經營創收以彌補教育資源不足，即“宏觀壟斷，微觀開放”。

公共領域缺錢是個常態問題，朱鎔基當年談到社會保障體系，就很直接的跟很多人訴過苦：我們目前還建立不起一個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沒有錢啊。

早年曾主管教育的李嵐清，說他一上任就開始頭疼，因爲桌上擺着全國中小學教師被拖欠14個多億的工資賬單，後來爲解決民辦教師轉正的問題，他費盡心思把講述民辦教師故事的電影《鳳凰琴》拷貝給每個國務院領導，還附上一封親筆信，囑咐一定要看。

後來在延安保育院長大的總理被他追問電影看得怎麼樣，留下了“唉呀，我是一邊看一邊流淚啊”這句話，同時也批准了民辦教師轉正的方案。

因此早在1980年，中央就提出了國家不能完全承擔小學教育經費，需要充分調動社會力量的積極性，通過廠礦企業、社隊集體、羣衆自籌等方式進行；3年後，在《關於加強和改革農村學校教育問題的通知》中，也強調中央和地方增加教育經費的同時，要求基層組織和農民集資辦學。

而1985年《中共中央關於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則明確提出了“調動各級政府、廣大師生員工和社會各方面的積極性”、“採用多種形勢和辦法辦學”。

到1992年國務院發佈的《關於加快第三產業發展的若干規定》中，更是明確把教育列入了第三產業，並強調教育應以產業式體制，並堅持“誰投資、誰受益”的發展原則。

可以說，從80年代開始，以市場化的方式解決教育經費不足的探索就開始了，只不過90年代以後財政收入增加的越來越快，財政性教育經費卻並沒有隨之增加，反而有惡化的趨勢，這爲後來的畸形教育產業化提供了土壤。

根據《中國財政年鑑》的數據，從1984年到1990年，國家財政教育總投入佔GDP比重基本在2.5％上下浮動，1990年到1998年，反而再也沒有超過2.2%，中間好幾年甚至不到2.1%。

跟自己比下滑，跟世界其他國家比更慘。94年的《世界銀行發展報告》，按照教育經費佔政府總預算的比例排名，中國在151個國家中排149位，當時世界其他主要國家和經濟體公公教育經費與GDP的比重平均爲5.2%，而我們將將2%，連不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3.6%都沒夠上。

事實上，83年就定下的新世紀初實現教育經費支出佔GDP超過4%的目標，一直多等了12年，到2012年才實現。這還是在把教育提升到“科教興國”的戰略高度下才勉強完成的。

在一個嚴重供不應求，管制和壟斷卻沒有鬆動的領域大推市場化，實際上是把壟斷資源和管制的市場化，價格飛漲、分配不均加劇是必然的結果。

98年向中央提出高校擴招的湯敏說：當時中國一年招一百萬大學生，全部由財政支持，但財政很困難，只有這麼多錢。而當時正逢亞洲金融危機，從上到下都在找內需突破口，從亞洲開發銀行回國的湯敏和他的夫人左小蕾發現，中國老百姓對教育的需求越來越大，而對教育的價格彈性敏感度不高，於是提了一個建議：擴大大學教育是一個可以拉動內需的消費點。

他算了一筆賬：如果高校每年擴招30萬學生，按一年一個學生消費1萬元計算，30萬學生實際消費將近30億元。

這個建議在98年11月通過特殊渠道遞上去，到第二年6月，國家就宣佈了啓動擴招。然後就一發不可收拾了，第一年擴招了47%，後面擴招規模越來越大，很快達到了原來的7倍，遠遠超過了湯敏原本的設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