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末年，崇禎皇帝有意“師夷長技以制夷”，引進西方大炮抗擊八旗，但劉宗周則強調“火器終無益於成敗之數”，堅決反對。請欣賞本人新作《東林沉浮》選28—

　　迂腐也是腐：晚明大儒劉宗周救國無術

　　崇禎十五年即公元1642年，內耗使明王朝奄奄一息。

　　情急之下，皇帝崇禎想起一個人，這個人是當世著名大儒，聲望很高，曾被魏忠賢劃入東林陣營，或許請他再度出山，王朝有望得救。、

　　這個人誰？他就是位列東林一百單八將36天罡星之尾、綽號“無異星赤發鬼”的儒家嶯山學派創始人劉宗周。

　　劉宗周，別號念臺，浙江紹興人，一歲喪父，是寡母和姥爺把他教養成人。萬曆二十九年即公元1601年，23歲的劉宗周高中進士。但是因爲母親當年去世，他守孝三年，沒去當官。

　　三年期滿後，劉宗周北上京師赴選，任行人司行人。這個職務我在前面講過，東林書院第二代山長高攀龍幹過，是皇帝的傳旨官。當時朝政腐敗，劉宗周受不了烏煙瘴氣，很快就辭官歸鄉。

　　這個劉宗周確實和東林有緣分。歸鄉途中，路過無錫，拜訪高攀龍，在無錫短暫停留，與高相互切磋學問，頗有些惺惺相惜。

　　萬曆末年，劉宗周又被朝廷召回，官復原職。此時朝中黨爭愈演愈烈，劉宗周因爲上疏觀點傾向顧憲成，而被劃入東林陣營，遭到他黨攻擊。於是他又主動辭職歸鄉，遠離了權力角鬥場。

　　此次歸鄉，一呆又是三年。這三年，他雖然官場失意，但卻課場得意，其思想日臻成熟，形成了自成一體的嶯山學派，自己也由一個官員變成了大儒。

　　嶯山，是位於浙江的一座歷史名山。

　　嶯山學派的思想體系，比較複合，既有理學之基，又有心學之端，他們尊崇程朱，但提出了許多背離宋明理學的觀點，信奉王陽明，然而又提出了一些不同於王陽明心學思想，王陽明心學講“良知”，劉宗周講“慎獨”，力倡“誠敬”，強調“理”和“欲”不可分，從人的自然本性出發考察人慾的合理性，在儒家的諸多分支中，也可謂自成一派。

　　泰昌元年，泰昌皇帝猝逝，天啓皇帝朱由校即位，重用東林黨人。劉宗周也終於沾了同黨的光，被起用爲禮部儀制司添注主事，負責禮儀制度制定等工作。不久，東林與閹黨鬥爭漸趨白熱化，東林很多言官上書，要求皇帝驅逐逐客氏並棄用魏忠賢，就是從劉宗周開始的。劉宗周第一個站出來，上疏參劾客魏，結果惹得皇帝大怒，傳旨廷杖六十，幸得首輔葉向高相救獲免。天啓三年即公元1623年，在東林內閣的力薦下，劉宗周升爲尚寶少卿，這個職務是五品官、負責保管皇帝的玉璽令牌，如果再進一步則入閣有望，劉宗周仕途看好，但大儒看出政治環境惡劣，再次辭職歸鄉。

　　在官本位的王朝，劉宗周爲何對當官沒興趣？

　　這和他的思想有關，作爲明朝最後一批大儒代表人物，他的核心思想就是“慎獨”二字。即謹慎獨立，潔身自好，保持獨立人格。

　　但是樹欲靜而風不止，一個知識分子在專制王朝，想完全置身政治之外是不可能的。

　　天啓五年即1625年七月，東林決戰敗北。楊漣、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顧大章“六君子”先後被魏忠賢掠殺於詔獄。劉宗周與這六人之中的魏大中等人交情甚厚，得知他們的死訊，以悲憤的心情寫了一篇《吊六君子賦》。上述諸賢正直之概，下數逆閹毒忠之辜。尤其哭魏大中令人動容：“煌煌大明，而且申學禁。學禁伊何？東林射的。二十年來，飛矢孔亟。一朝發難，忠諫駢首。詔獄株連，積屍如阜。惟公之品，冰寒玉潔……”。

　　不久，東林後七君子也受到迫害。劉宗周好友高攀龍自沉於止水、黃尊素也被殺害。劉宗周本人隨後也被列入了黑名單。日子很不好過。

　　好在苦日子並不太長，崇禎倒魏，平反東林，大赦天下。作爲東林倖存者，劉宗周又被起用，升爲順天府尹。但是他對官場很不適應，幹了一年就又回家了。

　　而崇禎皇帝對他卻念念不忘。崇禎九年，又下詔召回，升爲工部左侍郎。

　　此時東北滿洲已建國號爲清，日益強大；明王朝內部人民起義如火如荼，江山搖搖欲墜，崇禎迫切求方。劉宗周多年賦閒，他希望能從皇帝本人做起，先修德治心，親近儒臣，這纔是爲治的根本。他向崇禎上疏，歷數從前弊政，推崇“慎獨"於崇禎帝：

　　“抑臣聞之，有天德者然後可以語王道，其要在於懼獨。故聖人之道，非事事而求之也。臣願皇上視朝之暇，時近儒臣，聽政之餘，益被經史，日講求二帝三王之學，求其獨體而慎之，則中和位育，庶幾不遠於此而得之。”

　　劉宗周向崇禎推銷自己的“慎獨”之學，說皇帝只要親近儒臣，好好學習，大明王朝就會天天向上。這套道德說教，對熱鍋上的螞蟻皇帝毫無憾動，崇禎帝當然不會感興趣。這位末代君主急求的是如何打退清兵，平息內亂，如何籌集軍餉，解決財政危機。他認爲劉宗周的話是無用的陳詞濫調。疏中劉宗周對他的所作所爲加以批評，剛愎自用的皇帝不想再聽，傳諭免去劉宗周官職，放其回鄉。

　　也許作學者比做官員容易一些，劉宗周入朝後總是不適應，所以幾度入朝，又幾度免職回家教書。

　　公元1642年即崇禎十五年，國家形勢全面惡化，皇帝爲救急便又想起大儒，劉宗周又被重新起用，升爲左都御史。正二品大員。正當皇帝希望君臣齊心協力保大船不沉時，大儒的老毛病又犯了。

　　史料記載，一次，崇禎召開臨門聽政的御前會議，御史楊若僑推薦善於製造火器的西方傳教士湯若望，希望西方大炮可爲大明救急退敵。不料，劉宗周馬上跳出來，堅決反對：

　　“臣聞國之大事,以仁義爲本, 以節制爲師, 不專恃一火器。近來通不講人才, 不講兵法, 任敵所到即陷, 豈無火器? 反爲敵用。若堂堂中國, 止用若望鑄炮小器, 恃以禦敵,豈不貽笑邊方。”

　　大儒的這段話意思是說，我泱泱中華以仁義爲本，要尚德抑武。用人家西方的小武器來抗敵，不怕世界人民恥笑嗎？

　　本來，崇禎皇帝有意“師夷長技以制夷”，但劉宗周則強調“火器終無益於成敗之數”，國家大計還是修法紀，肅人心。硬是堅持否決這項提議。

　　事實上，西洋火器的運用，在明末已成爲軍事鬥爭中的重要手段，明軍曾經以此取得對清兵的技術優勢，但因爲明軍兵敗叛變等原因，清軍也逐漸掌握了相關裝備，最後在軍備上才轉變劣勢。

　　表面看來，當時中國用不用西洋大炮，是個技術問題，但實際上，卻是文明視野問題。劉宗周的主張，暴露出面對世界大勢，當時儒學已經缺乏應變能力。崇禎帝雖然因爲性格原因，有種種不是，但他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打算用湯若望製造火器、希望利用西洋的先進技術，解決內憂外患問題，卻並無不當。如果崇禎此舉能順利進行，也許中國可以早些拉開由冷兵器時代進入熱兵器時代大幕，並由兵器製造業引發一場工業革命，甚至中國近四百年的歷史都要重寫。但是，劉宗周堅決反對重用湯若望，更堅決反對製造火器。他把湯若望看成異端之人，請崇禎“放還本國，以永絕異端之根。”他堅持“仁義”說，反對革新兵器，表明以他爲代表的晚明儒家傳統，已失去了海納百川的開放精神，這也許是自明以來、近代中國落伍、中華文化發生危機的主因之一。

　　劉宗周作爲純儒，固守心性之說。雖則看到人心渙散是明朝敗亡的根本原因，但在危如累卵的局勢下，高談緩不濟急的人心道德，排斥可以救急的新技術，就像一個將死之人，不用強心劑，而空談人生哲學，並不明智。

　　崇禎皇帝雖然多疑善變，精神和心理也是有病之人，但他也終於看出：大儒無用。

　　皇帝急於求治，大儒卻說先治心，皇帝問退敵之術，大儒卻說仁義爲本。

　　崇禎十六年即公元1643年，也就是在明王朝進入倒計時的前一年，崇禎皇帝給出大儒四字評價“愎拗偏迂”後，又一次將他革了職。所謂“愎拗偏迂”，用今天的話講，就是矯情偏執。

　　崇禎皇帝在最後一次趕走大儒時，說了這樣一番話：“朕豈不知劉宗周之爲忠臣哉？必欲我爲堯舜，當此之時，我何以爲堯舜？”我難道不知劉宗周是忠臣，但大敵當前，不講退敵之策，卻讓我做堯舜，時間會容我嗎？

　　崇禎年間，劉宗周被視爲學問淵博、品行端方的君子。很多士人對他推崇備至，似乎只要劉君子掌握政權，明帝國就有中興的的希望。其實劉宗周雖然正氣凜然，但卻遠非棟樑之才，他保守頑固而不能達變，敢於犯顏直諫而不通實理，律已雖嚴而於世無補，終不能力挽狂瀾、救民於水火。

　　劉宗周最後一次被罷官時，已經六十五歲，僅在崇禎一朝，那已是第三次被革職。他在與友人書中說：“抱頭南下，便無面目見江東父老。”空負盛名，幾度被棄，自己也感覺到羞愧。

　　從劉宗周的經歷，我們可見另一種腐的悲哀。

　　現代的人們一提及封建王朝的腐敗，就指向貪腐官員，這是不全面的，其實政治腐敗除了貪腐之外，還有迂腐。貪腐生貪官，迂腐生腐儒。毋庸諱言，腐儒羣裏相當一部分是清流官員。當然，清流與腐儒二者不能劃等號，很多清流也並不迂腐。但是，偏道學的清流容易誤入此途。而這種迂腐對國家潰敗的作用力亦不可小覷。如果說貪腐是蛀爛一個國家的肌體，那麼迂腐則是讓國家的肌體僵硬，失去活力。貪腐加迂腐，貪官加腐儒，終會令一個王朝腐敗到無可救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