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消息，西雙版納州反貪污賄賂局原局長楊鋒因貪污受賄被捕。西雙版納州委副書記、政法委書記刀勇近日被證實投案自首。

而刀勇一手提拔的繼任者，普洱市公安局副局長李樂澎已畏罪自殺。

又是一個“一死百了”，犧牲我一個，保護一窩賊的典型案例。反腐者變成貪腐碩鼠，執法者因畏懼法律制裁而自殺。這是有多麼可笑！自殺，名爲義氣，實爲變相抗法！有意切斷調查線索保護老虎。只有出臺政策，深查，嚴查自殺者的身後事，才能讓蛀蟲們“畏罪而不敢自殺”，老老實實的接受法律制裁。

2018年11月1日凌晨，內蒙古公安廳副廳長、呼和浩特市副市長、公安局局長李志斌在呼和浩特市公安局休息室內縊亡。經公安機關勘查調查勘驗，初步排除他殺可能。現場遺書稱其一直被抑鬱症困擾，每天都靠高效安眠藥才能入睡。

無獨有偶，10月21日早，中國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發佈消息稱，中國中央人民政府駐澳門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主任鄭曉松於10月20日晚在其澳門住所墜樓身亡。鄭曉松墜亡是因爲罹患抑鬱症。2018年5月10日浙江寧波市委宣傳部副部長鬍虎森；2018年5月10日浙江衢州市紀委書記、監委主任李伯來；2018年5月21日北京市政府副祕書長王曉明皆因抑鬱症墜樓身亡。

數據統計觸目驚心

近年來，官員自殺的報道屢見不鮮，從省部級、廳局級到縣處級、鄉科級；從黨委政府到金融、教育、公安、稅務；從墜樓、開槍、臥軌、自縊到割腕、撞牆，五花八門。究其原因幾乎驚人的一致，都是抑鬱症惹的禍。通過統計媒體公開報道的官員自殺案例，2009年至2016年8年間，共有248名官員自殺、失蹤或疑似自殺，歷年非自然死亡官員的數字分別是22人、25人、23人、17人、11人、60人、51人、39人。官員患抑鬱症，一直以來帶有一絲隱祕性，但是連續不斷的官員因抑鬱而自殺的事件，反向催化了社會公衆對這一羣體的關注。

據統計，近半數官員自殺原因不明確，但是從精神學的角度來看，自殺本身就是一種異常行爲。一般來講，70%的自殺者都是因爲抑鬱症或其他精神障礙。所以自殺官員中患抑鬱症者的比例可能不止50%，實際上會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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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麼導致官員羣體易發、高發抑鬱症？他們爲什麼懼怕或羞於公開自己的病情？如何才能解開官員抑鬱自殺的魔咒？最新一項抽樣調查顯示，“公務員心理健康水平不夠高，幸福指數不夠高，壓力比較大，職業倦怠程度比較高”，而這種情況一年比一年嚴重。

自殺並不違法

從法律角度來講，每個人都是單獨的個體，都擁有完整的生命權、健康權、身體權，而這些權利都爲法律所保護，雖然有時候權利可以放棄，但是關乎生命、健康等權利的放棄就意味着對自己生命的不尊重，是對法律的漠視，法律對此沒有具體的規定，也就是說自殺等都不犯法。

但現實上這種自殺行爲不僅是對自己的不負責，也是一種對社會法治基礎的損傷。因此，對於頻繁發生的官員自殺現象，不能把認識僅僅停滯在“抑鬱症的層面”，而應當從法治環境角度考量一下，如何從法治角度挽救他們，讓他們切身感知現有法治環境是完全可以確信的。這不僅是一種挽救生命的形式，同時也是對社會法治基礎的進一步鞏固，因爲衆多官員的自殺，也會形成一種對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羈絆。

“喘不過氣”成了官員患抑鬱的真實寫照

據統計，現在中國大約有1億人患有精神抑鬱症，不過到醫院就診的不到十分之一，大多數人都在“熬着過日子”。尤其是本身就講究低調的官員羣體，他們的隱祕正在加速這一患病羣體的擴大。

統計數據顯示，自殺官員的年齡集中在45歲到55歲之間。研究顯示，官員壓力的首要來源是工作。工作壓力是多方面的，比如單位管理嚴格、上下級關係不和、平級調動、同事之間競爭，以及晉升渠道不通暢等等。

官員壓力第二來源就是家庭問題、婚姻情感問題和子女問題。因爲官員工作壓力大，大部分時間在加班，沒有時間照顧自己的家庭和孩子。孩子可能出現行爲問題和學習問題，夫妻關係出現矛盾，進而帶來更多壓力。

官員壓力來源之三，是心理和道德方面。官員犯罪無疑是明知故犯。必然要用一連串的謊言掩蓋自己的罪行。道德壓力和負罪感使其夜不能寐。長期過着這種“當面是人背後是鬼”的日子，喝進肚子裏的茅臺也會自動轉化成毒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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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鬱症”是官場禁詞

抑鬱症不同於其他的病，尤其是公務員患了抑鬱症，要是讓別人知道了，他們會感覺特別丟人，甚至前途全失。所以在官員羣體中，即使同事和家人也很難知道他們身邊有人患上了抑鬱症。

在官場中，“抑鬱症”這三個字是絕對的禁詞，沒有人會主動提，甚至私下打聽也犯忌諱。因爲組織有規定，患有抑鬱症的官員是不允許被提拔的。

治療抑鬱症並不難，最大的難題是患者沒有勇氣來找醫生，病恥感特別嚴重。公務員是抑鬱症隱藏最深的一大羣體。

依法預防官員自殺

近幾年，誘發官員抑鬱症的誘發因素很多，但壓力是其中最根本的因素。包括對現狀不滿、工作壓力大、遭遇或目睹不公平、個人升遷受挫、家庭壓力、感情糾葛等。

貪污、受賄、擔心被紀委查處，也是官員的一大壓力源。官員自殺之後，有關腐敗的一切指控都會“煙消雲散”。在現實生活中，“犧牲我一個，幸福全家人”的現象並不少見，涉事官員自殺後，其家族成員仍然可以利用其影響力大發橫財。綜合考量之後，部分官員選擇自殺。一些官員自殺後，在傳統倫理“死者爲大”影響下，相關調查往往不了了之。況且根據刑事訴訟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不追究刑事責任，已經追究的，應當撤銷案件，或者不起訴，或者終止審理，或者宣告無罪。這一法律規定，立法宗旨並不支持對自殺的問題官員繼續調查。

一些官員風聞紀檢監察部門調查啓動，感覺問題即將暴露，遠未成爲“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自殺了。相應的調查終止，違法所得留給家屬，其他違法犯罪人員得以逍遙法外。可謂以一人之死，換得多人“幸福”。實際上，即便問題官員自殺，增加了調查難度，但其它人證、物證，比如上下級、家屬、情人、電子證據、短信、銀行匯款記錄仍然存在。但道理上並不過硬的倫理教條，加之並不太支持的法律規定，使調查無法進行下去，把一個又一個的疑問留給公衆，正義因此無法抵達。這對一些死者及其家屬也不公正——倘若人家一身清白，爲何死者本人及整個家庭要爲此長時間揹負公衆的“貪腐”質疑？

防止官員不斷自殺，首要問題是正視並承認公務員羣體存在數量不小的抑鬱症患者，並設法預防治療。也要在其自殺後，啓動調查，查明真相，以免後續者效仿其“一死百了”，同時給清白者以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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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敗應當注意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切實保護犯罪嫌疑人的人權，防止出現“犧牲我一個，幸福全家人”的現象。加大對犯罪嫌疑人的人權保護，防止犯罪嫌疑人採取極端的方式逃避法律制裁。

第二，必須培養專業隊伍，對腐敗案件涉及到的財產採取訴訟的方式加以追討。如果腐敗分子通過洗錢等方式，將非法所得轉移到海外或者他人的手中，那麼，應當按照我國《物權法》、《民事訴訟法》和《反洗錢法》的規定，以合法的程序將涉及到的財產收繳國庫，因爲只有這樣，才能防止出現示範效應，也只有這樣，才能讓反腐敗達到預期的效果。

官員，是一個比較特殊、敏感的羣體。官員在以身作則的同時，社會應該正確地來看待這個羣體，不要對他們抱以偏見，先入爲主。同時，作爲各級衛健委，應適時將精神心理衛生治療引入幹部保健工作，防止抑鬱症在幹部隊伍中的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