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七八十年代，位于江津县夏坝的国营晋江机械厂（5057厂）投产不久，新老工人都热火朝天地投身于繁忙的生产工作中。但那时的生活条件却相当困苦和艰辛。因为国防战备的需要，三线工厂坚持“先生产、后生活”的原则，所以，大量生活后勤设施和条件都不够完善。人们在工作之余，面对吃喝拉撒睡的事，总要遇到许多令人哭笑不得的“趣”事。

说起这些吃喝拉撒睡的事情，现在的年轻人觉得不可理解和好笑。但从那个历史阶段走过来的人，一旦说起这些故事，都会感慨万端，无尽烯嘘的罢！

“吃”的无奈

那时的晋江全厂只有两个食堂：一个是单工区的大食堂，一个是厂区里的保健食堂。笔者七十年代初从知青招工进厂时，上千的青年工人和部分单身老职工住在单工区，除了因倒班必须在厂区保健食堂就餐外，大家每日三餐都在单工大食堂解决。可想而知，每日就餐之时是何等热闹和壮观。每当下班军号吹响，各宿舍里就响起震天的盆碗敲击和楼道咚咚的脚步声。大家干活没话说，但“吃饭也打冲锋”。

那个年代脂肪蛋白质相当缺乏，对于工作要出大力、有的还在长身体的年轻人来说，“攻打甄子山”当然也是主力。记得与我一道进厂的陈光树等几个同学，好多次都是半斤米饭打出食堂，还没走回宿舍就吃光了，于是转身再去打三两，路上同样很快吃光，然后才敲着饭缸子回宿舍去。

毕竟我们从知青进厂时许多不到20岁，当清理工劳动强度很大，正是吃长饭出大力的时候，饭量相当大。许多年轻女工她们虽然也很想吃饱吃好，但是，微薄的工资收入和爱美的天性，使得她们要靠“抠肚皮”节省几个“脂粉钱”来打扮自己。因此，好几个年轻单身女工每天就买两分钱的豆腐乳作下饭菜。结果个别女工为此落下病体。那个年代的生活艰辛窘困可想而知。

若遇见食堂卖肉食和面条（因面臊子带油腥）时候，大食堂里人山人海，像一群炸开了锅的蚂蚁，熟人之间相互岔队，你挤过去，我拥过来，完全没有了平时老老实实排队打饭的规矩。如此一来，少不了相互间的吵架与谩骂，记得还发生过几次为岔队纠纷打架的事儿。不过，随着大家相互熟悉后，这些不良现象逐渐消停下来。

都说年轻女性是“馋猫”，其实那个年代晋江厂的男女青年大多还在20岁上下，正处于长身体的阶段，工作也劳累，对吃的问题都有些“馋嘴”。

记得跟我一起进厂的清理工樊世维师兄，个大老实，爱跟大家跑腿服务。有一次，听说夏坝镇有个商店有冰糖芝麻饼卖，大家就凑钱让他去买点回来吃。等了半天，樊世维气端嘘嘘，满脸沮丧的跑回来说，一到商店发现钱不见了，惹得大家一顿臭埋怨。这时已经跑得发热的樊世维师兄脱下衣服，突然摸到上衣口袋里钱还在，大喜过望！原来，他为了尽快买到东西，奔跑时敞开衣襟，到了商店穿衣服时上衣口袋卷在了肩膀上，慌乱之中没摸着装钱的口袋，以为钱掉了。结果白跑一趟，还被大家奚落埋怨了一番。

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71、72年时，单工区1-8栋楼里很多宿舍，以及当时单工区还有许多席棚、油毛毡棚里，都悄悄地烧起了电炉，还有用来热水的“水乌龟”（一种用砂钢片或钢锯条断片做的热水器）。有了电炉，一是可以热热剩饭剩菜、煮点面条之类的东西；二是可以自己做饭，或去自由市场买来一些肉菜加工以补充营养。

记得有次傍晚，我去单工六栋同事宿舍聊天，晚上李吉富大哥、余时何、苟正明同学让我跟他们一起用电炉下点干面条“宵夜”。那时的干面条比现在的好多了，十分经煮。在这里，我第一次知道了面条煮熟与否的“鉴别”方法是：挑起一根面条摔在墙上，能粘在墙上不掉，就是煮熟了，可以吃了。至今想来，那时的白水面条加点盐巴，吃起还是挺香的。

虽然那时什么东西都要凭票供应，但是用钱还是可以在外面买到一些粮票购物券，或直接买到主副食品的。有了电炉，大家对吃的追求和花样也多了起来。仅我们这个全厂最苦最累的202车间的单身青工们，当从单工8栋搬到单工2栋后，许多班组如清砂班、喷砂班、气割班等的师兄弟们，劳动之余，经常就会大家凑钱，去割肉打酒，或买鸡鸭、买山羊来宰杀，用电炉加工，大家聚在一起，打打牙祭，改善生活、喝喝小酒、高兴一番。

那时的电炉，除个别人买到正式的电炉外，大多数是青工们自己用工厂里的耐火砖，抠挖出凹槽，安上电炉丝，接上插头就成了。由于电炉和“水乌龟”使用过多，而且电炉丝从300~5000千瓦的都有。那几年，单工区经常出现停电现象，一到晚上，电灯丝红红的不亮堂还算可以，九、十点钟以前电路跳闸或烧坏，大家“打黑摸”是常事。维修电工则忙得不亦乐乎。工厂虽多次检查、没收电炉，批评处理，但在1975年以前，这个现象还是没有完全杜绝下来。

1975年前后，许多年轻人已到25岁左右，已达那时晚婚的条件，开始考虑结婚安家了，工厂也着手为单工区改善吃喝拉撒睡这些生活细节问题，私烧电炉就慢慢杜绝下来。不过，人们在生活上的艰辛和经济的窘困还是改变不大。

1977年我结婚时，工厂没有分配住房，两人还是各自居住在自己的单工宿舍里。当铸件补焊工的妻子怀孕后，一次她对我说：“太'嘈耗'了，肚里没油水，老冒酸水，想吃油荤的东西，去割点肉吃吧。”我说：“怎么加工啊？”她说：“我们寝室还有一个电炉，我上夜班，在宿舍弄好，明天过来一起吃。”我即答应明早去肉店割肉让她打打牙祭，补充点营养。虽然第二天我六点不到就赶去肉店排队，但夏季的天亮得早，肉店门前早有不少的人在等着割肉，当我快排拢柜台时，屠户宣布肉已卖完，我只好悻悻地空手而归，妻子的念想落了空。

至今想来，结婚后我们在一个厂里还两处分居，相互间不能照顾不说，妻子想自己煮点肉食一类的东西来吃，我这个丈夫都没法实现，实在有些愧疚！

由此想象，那些完全两地分居的年轻夫妇又是怎样的感受呢？!

小孩出生后，56天产假刚满，妻子就把小孩留在重庆我父母家中，回到工厂上班。第二年工厂给我们分了一间9平米的“母子宿舍”，我们即把小孩接回厂里。为了“劳苦功高”产后体弱的妻子，我不时也购买一些肉、蛋来改善生活。而幼女的营养，我们则购买那时挺不错的“炼乳”、“泸州肥儿粉”来喂养她。由于我们工资收人都不高，而本厂自由市场鸡蛋要1.5元到2元10个。为节约点开支，每逢附近乡场赶集，我就早早往来步行去购买需要的东西。我还去过距离工厂几十里路外的綦江县永兴镇赶场，一次就买了1.5元10个的鸡蛋200多个。这一趟去来都要过綦江河，几十里的乡村小道全都是步行。好在人年轻不怕累，30来斤的东西也不算重，倒也是为“吃”伤心为“家”愁了。

记得有一年的初夏时节，一个星期天的中午，同厂老乡李吉富大哥、黄坤辉、余时何、苟正明等同学来我家聚会玩耍。他们自行买了5斤猪肉、5斤大葱来到我那个9平米的家，我就赶快拿出5斤多灰面（面粉）,一些莴笋菜，大家一起动手包饺子。就这些东西，当天中午我们五个男性加我妻子六个人全部一扫而光。一瓶江津圆瓶老白干喝完，大家就兴，也不再买白酒，就着饺子汤，相互划拳猜子，一滴不剩，连汤喝了个干净。可见那个年代人们的身体对脂肪蛋白质是多么的需要啊。

艰苦年代，肚皮的需求往往大过舌尖上的感觉。经济上的贫寒，往往让家庭生活困难的职工勒紧裤袋出卖一些节省下来的票证变成钱，聊补家用，个别职工则收购这些票证外出倒卖，以增加收入。虽说那时这种行为属于所谓的“投机倒把”行为，有的人还被工厂处分过，但毕竟“民以食为天”！个别人的这种“盗心”，却少有偷窃公私财物的现象出现，说明晋江人的心是明白的，骨头还是挺硬的。

即使九十年代后，也还有少数“农转非”职工家庭因厂里效益不好，子女没工作，经济困难，在自由市场捡拾农民交易后的剩菜脚叶做菜食的情况存在。

就这些鸡毛蒜皮的“吃”事，故事太多了，谁都可以说出一串串辛辣悲酸、揪心无奈的事情来。时过境迁，今天虽然“吃”的丰富了，但食品安全问题又出现了，还是“吃”的无奈。

“喝”的轶事

“喝”的问题其实很多，酒水糖茶、油盐酱醋，都跟“喝”有关。

晋江厂，地处山沟，家属区沿坡建在桃子沟上面，所以，大家记忆里熟悉的是“桃子沟”。“桃子沟”往往就是晋江厂的代名词。而厂内生产区那片叫“火烧沟”的地儿，大家都不愿意叫它。

建厂元老多数来自山西，“醋老西”多；重庆地区的人则豪放喜酒，“酒仙“不少；加上那个年月“火烧沟”这地方和本厂是热加工铸造厂，与“水”就结下了不解之缘。这里就说说跟“喝”有关的“酷”“酒””水”的趣事吧。

1973年我调到车间任办事员，属于车间业务组管辖，业务组长是我一直很敬重的赵贵林师傅。大约是那年的中秋节前后吧，很喜欢我的赵贵林师傅邀我到他家作客吃中午饭。赵师傅家连师母，大儿子赵金龙（刚参加工件，略比我小一岁多点）,二儿子赵玉龙、三儿子赵双龙，好像还有个幼小的赵跟龙弟弟，一家六口人，生活是相当艰辛的。但他们却保持着北方人的传统习俗：一是用饺子招待客人，表示对客人的尊重和讲究；二是吃饭时，女性、小孩都不得上桌。当时我还不知道这些。当饺子煮好摆上桌，我看只有两双筷子，两个酒杯，赵师傅就让我坐下一起喝酒。我拘束不敢坐下，跟师傅说：等师母和金龙弟弟他们一起来吃吧。赵师傅立即说，你别管这些他们在那边吃，咱们坐下好好吃吧。其实当时赵师傅家只有我们吃饭这张桌子，待我们开吃后，才见赵师母和几个孩子围着一张很小的包装木板钉成的小方桌，上面一盘饺子、一大碗醋，或站或蹲，在那里吃饭。赵师傅不怎么喝酒，我当时也不太会喝酒，看着师母和孩子没上桌，我内心真不是滋味，也喝不下酒。但挺香挺香的肉、蛋、韭菜做馅的饺子让我还是吃了起来。赵师傅边吃边教我把饺子粘上小碗中的醋，说这样吃更香。其实，我是不喜欢吃醋的人。但第一次到赵师傅这个山西人家里做客，我还是硬着头皮，老老实实地吃了回饺子粘醋。饺子吃完后，赵师傅说“原汤化原食”，让师母端了两碗饺子汤出来，赵师傅喝了两口，再把一些醋倒在汤里，说这样更好喝、香！面对赵师傅的盛情和示范，也是礼貌的需要，我也如法炮制，碗里我吃剩下的余醋倒进汤里，由于舌尖上的感觉实在不习惯，喝了几口就喝不下去了。于是就给赵师傅说：师傅，不好喝，我喝不下去了。赵师傅知道我不会撒谎，就让我别喝就是了，浪费了一碗好汤。

须知，那个年月人们生活是相当艰苦的，赵师傅家孩子多，读书的、长身体的，一家人油盐酱醋茶、吃喝拉撒睡，都靠赵师傅一个人的工资来承担。我吃的那些饺子、浪费的汤和醋，可都是师傅一家人口中节省出来的。就是这样一顿现在看来再简单不过的一个午餐，那时年代不同，其情其意，他不比请上一餐希尔顿海鲜差！它显示的是师傅对青年徒弟的看重和爱惜，表达的是一个三线老军工对青年小辈的额外尊重。被我浪费的那碗汤，忤逆的可是赵师傅一家满满的盛情哪。作为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我，昨这么不知道珍惜呢？赵师傅要养活的可是一大家人哪！至今想来，都觉得愧疚和遗憾！

山西人好“醋”，全国闻名。在我们厂，最出名的“醋老西”，要数原供应处采购员王书田师傅了。他喜欢喝酒，是个一喝就醉的“酒仙”。他的喝酒，是因为生活的艰辛和家庭的困着造成的。酒只是他思想不愉快的消愁水，是避世入梦的麻醉剂，但他更是全厂有名的“醋坛坛”。

厂里许多人都说王书田师傅每天要喝起码一斤醋，全家每月少了三十斤醋是不行的。在家属区，我看见过王书田在马路上跟跑的醉态，但更多的时候，看见他手中经常拿的是醋瓶子。即使当时醋价很便宜，但醋的大量消耗，还是日常家庭生活中一笔不少的开支。幸亏王书田师傅是采购员，有条件外出购买相对便宜的醋回来，以减轻这笔增量开支。

王书田师傅的喝醋，是他日常生活的绝对必需品。平时，醋是解渴的饮料；吃饭，醋是佐餐的高汤；病了，醋是医治的良药。总之一句话，王书田师傅绝对“嗜醋如命”，醋才是他生活中的甘露醇酿。

喝酒

晋江厂是大口径火炮生产厂，许多钢铁铸件都“傻、大、黑、粗”的，劳动强度大，一天工作下来，喝酒往往就是职工们休闲解乏最容易选择的方式。

如果说“烟是和气草”，那么酒是“忘忧水”、“通情药”还真是不假。

工厂地处以“酒乡”出名的江津地盘上，那时60度的圆瓶白底红字商标的“江津老白干”价廉物美，是干部工人、对内对外普遍饮用的“玉液琼浆”。那时官场的“腐败”主要形式就是“吃吃喝喝”，很少出现把钱装进自己腰包的现象。什么“酒杯一端，政策放宽”“筷子一举，可以可以”。酒一喝，解乏忘忧，感情增进，什么事情就好办了。

就是这个喝酒的事，还让军管会后的首届厂领导王文俭先生因为“好这一口”在厂党政领导整风会议上做过检查。

其实。王文位先生是全厂上下都很尊重的好领导。他1938年16岁时就投笔从戒奔赴延安，先在陕北公学后在抗大晋南分校学习，在延安大生产运动中学习过酿酒，开始与酒有缘。解放战争时期他又在河北阜平从事繁重的军工生产，太原解放后，他就一直在国防军工企业里工作。先是厂首任工会主席，1958年又调山西大同616厂工作，“文革”中他挨过造反派批斗。

三线建设展开后，他调到四川广安338厂主持工作。1971年2月，他再调来我厂，为军管会之后我厂首任党委书记，后来还兼“革委会主任”（厂长）。

那时，他的妻子没有工作，大儿子和大女儿都在内蒙建设兵团当知青。

二女儿刚进厂当学徒，还有一个儿子待业在家，最小的儿子和女儿都在校读书。老革命也要养家糊口，也要为油盐柴米操心。一家8口人的拖累，家庭现实状况摆在那儿，这些困难作为工厂“一把手”，是没法也没地方向谁倾诉的，够王书记焦心犯愁的了。虽然他工作上怪尽职守、兢兢业业。业余时间免不了经常“借酒消愁”。由于“好这一口”，所以就出现了他在厂党政会上为“喝酒”作“检讨”的情况。

老百姓也喜欢酒。都说“酒是一包药”，一般人的确把酒当成“忘情水”：“好朋友，豆豆酒”、“感情深，一口闷”、“感情好，一口了”等等。工作累了、喜怒悲乐、生张满日，几个朋友就可能凑在一起来个“冷单碗”。恩怨情仇，一喝了之。

那时的酒还都是粮食烤的，但毕竟要用钱才能买到。为节约点酒钱，有的人就买食用酒精，兑上蒸馏水来一了酒瘾。记得73年夏天，职工医院还为厂警卫连一个因喝酒精兑水酒过量的同志洗过胃。

酒也是“吃吃喝喝”联络相互之间感情的“通情药”。单位对外业务交往中，酒也是少不了的“润滑剂”。5057晋江厂喝酒的“名头”很早就在兵工南线片区叫响了名头。其酒言子“东风吹、战鼓擂，咱晋江人喝酒谁怕谁！”这句经典的酒言子后来还传遍了全国。晋江厂喝酒的故事实在太多，主要还是专业生产性质和空间地域的相对狭小，人们在生活上的另一面追求吧。

灌水

我厂处在夏坝“火烧沟”这个地方，而我们又是热加工厂，补水和适当补充能量是必须的事情。每年夏季，工厂除了给个人发放清凉饮料外，高温时期，工厂还采取了给各主要生产车间额外增加“十滴水”、“酸梅汤”、“绿立场“等防暑温的措施。这些汤汤水水加有食盐和白糖，在那个年月还是有限供应，各车间也只按人头分工种一人一份。特别是在高温高热一线岗食上的，汗出得多，肚皮也俄得快，一旦下来，端上自己那份“饮料”，一顿鲸吞狼饮，迅速就灌下了肚皮。而那些拖家带口的职工，往往自己强忍干渴，总要把饮料节约下来，带回家给自己的家人、孩子解暑解馋。往事回想，悲以中来。

我工作过的清理车间，有好几个爱下象棋的同事。笔者曾有诗说象棋比赛：“楚河汉界刀兵现，往来搏杀数十番。谨思慎行淮阴候，霸王泪洒乌江边。”

业余时间，这些象棋爱好者为了增加下棋的乐趣，便生出许多“方”来赌输赢。如输家不许坐凳，只能蹲着下棋，赢棋后自己坐下，对方则蹲着再下。说起“灌水”，尤以下象棋赌输赢加“灌水”最为有趣。

其“规则”是：在一个能装一斤多水的大茶缸里倒满开水，每对奕一局输者必须喝干茶缸，然后又倒满，再来第二盘，如此往返拼杀，以三局一场比赛，终赛以前谁也不许去厕所小解。谁受不了中途想退出比赛，必须向对方威“投降”，方可结束比赛。三局以后，双方可自行增加局数。我车间开始时，有好几对象棋爱好者做过这种打赌游戏。但是，最爱相互拼杀和坚持时间最长的，当数杨炳坤、颜家全两师傅，他们二人爱捉对斯杀，兴趣蛮高，经常性地多次进行这样的赌棋“灌水”再加输了就蹲着下棋的游戏。每次他们竞技时，旁边都围着不少的师兄弟们看热闹。当然他们是“棋逢对手”往往是“杀人一万、自损三千”。一场比赛下来，两人的肚里都灌了不少水。起身后的首要任务不是争论相互的逻误，而是狼狈地跑步上厕所，观者也笑得个人仰马翻。

正是三线荒僻、文化单调，自寻其乐、妙趣横生。

“拉、撒”糗事

生命的存在，在于能量的补充与代谢后废物的排泄。有进有出，新陈代谢，生命方能维系下去。这个新陈代谢的形式，在人的身上就是食物转化为能量、废物排出。帝王将相、贩夫走卒，谁要是三天不拉屎，包你怀个“金娃娃”。是人就不能逃避这个自然规律，否则你就只有爬“高烟肉”升天成仙的份了。

三线时期，国家在投资上对三线企业还是重视的，总原则是“先生产、后生活”。所以，许多企业在后勤生活设施上还是相对不完善。晋江厂八十年代前期，全厂没有一栋带卫生间的宿舍；家属区连学校托儿所在内，公共厕所不到十间，一个公共澡堂；单工区共八栋宿舍，只有三间公共厕所，没有公共深堂。全厂职工家属五千余口人，拉拉撒撒是人们一件十分困难和尴尬的事情。

每天清晨，广播里军号声刚响起，家属区的第一道风景线就是许多匆奔向厕所的人们，然后是有水龙头的地方就有人在“吵吵”地涮屎盆尿罐。

在这些“倒罐”洗涮的人群中，不乏许多男性职工。毕竟厂里许多家庭都来自城市，南方地区男女平等思想解放，加上重工业厂女性更受重视，清早女性要做早餐，承担“进”的事务，男方自然就解决“出”的问题，“倒罐”去了。

第二道风景线是公路上穿梭如流的工人和学生奔走在上班上学的路上。但此时附近农民也到厂里集市上卖东西。人流一多，自由市场附近唯一的一间厕所就“打涌堂”，男女厕所门口挤着不少的人，最可怜的是女厕所蹲位少，女孩子们内急的、怕迟到的，往往急得直踩脚，只有哭泣叫唤前面的“快点、快点！”。那个年代这桩糗事，至今想起都让人唏嘘喟叹！

在单工区，一千多人分住八栋集体宿舍，每间房一般18平米，住四个人。而每栋宿舍都离厕所较远。这就让单身职工的拉拉撒撒出现另一番景象：白天，男女单身们内急时，都很自觉地上厕所去解决问题，一到晚上，每栋宿舍总有“普降甘霖”的现象出现。许多人洗脸洗脚水用完不是倒向窗外的坡地，就是泼向正面的楼坝；一些住二三楼的男工小解时，往往“出门就尿”，直接在走廊上就向下冲撒，稍注意点的还能到楼角处尽量撒在边坝上。下夜班的职工回来，一到楼前就得“听风听雨”，匆匆躲进走廊下行走；住底楼的职工更得随时“小心头上”。“拉撒”本为自然事，环境条件不同，也可变为如此糗糗的尴尬事。

在7栋这幢唯一的女单工集体宿舍，乱倒脏水的现象同样避免不了。因为7栋离公共厕所相对更远，洗涮脏水除了倒在窗外坡地，有些也倒在楼前院坝一角。解手的问题，则每个女生们都有一个小尿盆或尿罐，拉撒后谁也不敢也不会让它留在宿舍里，否则，同宿舍的女工绝对不会同意。因此也只有倒掉。勤快点爱面子的，开始都能下楼去倒在远点的土里，但是，一到晚间总是有乱倒的出现。若遇刮风下雨，特别是冬季，对于年轻女性解决些拉撒废物始终是个问题，结果，大家基本上都约定俗成，出门都向院坝一角倾倒脏物了。

那时，晋江单工区各个宿舍前的院坝除6栋因是内走廊，正面道路为上下班必经之地相对不太航脏外，其他楼栋的院坝基本上都是臭气氨氢，坝子上总有青青绿苔，臭气熏天，夏季的晴天尚可，其余时间不小心走上去人就会滑到。

面对这种情况，打扫卫生的家属工对此无可奈何，多次向工厂反映，厂也多次宣传教育，集中几次整治清扫，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职工上下对此意见纷纷、怨声载道。

主动改变这种状况的，是我们三车间男单工所住的2栋宿舍。大约是1973年前后，在车间副指导员（支书）张万荣同志组织下，我们自己动手，利用工厂废旧材料，向走廊接好自来水，另在两边各安装一根铁管做下水道，通向院坝外的农田水沟。然后在每层楼的铁管上接一个味叭形的大漏斗作导流槽。这样大家漱口、倒脏水、夜间撒尿问题就解决了但其他楼栋因是几个单位的职工住在一起，没单位组织，仍然没有改变原先的局面。

随着进厂青工越来越多，工厂终于在74年左右，拨专款为每栋单工宿舍加盖起了集中的洗漱间，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脏、乱、差的状况。

时代不同，环境特殊，条件简陋，谁愿自己的生活有这些糗事呢。

“睡”的尴尬

八十年代的晋江厂，地处山沟，冬季潮湿寒冷，夏天高温炙人。在人们“睡觉”方面就常常有些尴尬的事情出现。

对南方人来说，冬季相对比较好过。热加工的铸造厂，多数车间都是与火打交道，只要上班，即使手脚冻僵了，只要凑近冶炼炉烘窑热处理炉，或靠近发红发烫的铸件，一会儿就浑身暖和了。在宿舍休息时，毕竟都是青壮年时期，御寒力较强，虽然被褥单薄，也能入眠，或者可以和衣而眠，实在不行还可以两个人挤一个铺相互取暖。

但是对从北方地区来到重庆远郊夏坝山沟的人来说，的确很难适应也很不习惯。山沟里冬季阴冷潮湿，出太阳的日子少，阴天或雾天多，往往还连续几天绵绵雨。每到夜晚，就让在冬季有暖坑或暖气供应的北方人着实难受一番。他们说：“看天气预报，气温都在零上的时候多，就是感觉比北方冷，冷得浸骨的痛。晚上在被窝里难得睡着，睡着了有时也要冷醒，真受不了！”即使在冬季的白天，他们有的也无法象南方人一样穿戴。驻202车间的检验工随继赫师傅，每到冬季，即使在车间上班，每天都是头上戴帽、脖系围巾，棉衣紧裹，裤腿紧扎，还觉得四川的天气太冷了。不适应夏坝山沟气候的北方师傅不在少数，所以，1974年以后，继赫师傅等一些北方来的老师博就陆续调回原北方的单位工作了。

夏天来临，夏坝这个地方热起来不比“重庆火炉”差。工厂所在地素有“火烧沟”的俗称。高温时节，屋里什么东西摸着都发烫，连空气中的风都是热的，热得让人端不过气来。那个年代，空调、冰箱还没进入普通家庭，条件好的有个电风台扇就比较奢侈了，一般的人就是蒲扇、竹扇、纸扇来降降温。劳累一天，晚上要想好好睡一觉实在困难。上晚班的员工白天更难得休息好。记得有一年的夏季，气候也是非常炎热，工厂临近的綦江地区已经连续五天三十八九度的高温不退。为关心工人，一天上午10点左右，田学良厂长让我陪他一起去员工宿舍查看情况。在202车间喷砂工颜家全的房间里，几乎全裸的颜家全师傅眼睛红红的说“厂长，哪个办哟，楞个热，还没到中午就50多度了，这个星期我们上夜班，白天根本就没法休息，热死个人，好多天都没有睡成觉了。这个房子又当西晒，白天又不能睡走廊，冲凉后，最多有个把小时迷糊又遭热醒了，老冲凉人也遭不住。”说着，他就拿出放在床头的温度计给我们看，温度计上，红色秉柱硬是直指在54℃的地方。田厂长只有好言安慰。

回办公室后，田厂长当即决定：高温期间，一线生产工人每天增发2角钱的高温补贴；每人每天可领几支“霍香正气水”（特殊情况不限）;车间里清凉饮料不对生产工人限制；“十滴水”必须保证常供应；职工医院派员到车间随时做好医备工作。这已经是那时工厂力所能及的应急措施了，也体现出那个年代干部们还是能把心放在群众和工作上。这也是许多晋江人至今对前期多数老一批厂干印象比较好的具体事例的反映。

夏天的傍晚，厂里许多人除了去跃进桥河沟或较远的綦江河里游泳乘凉外，工厂周边的林间散步也是一个消暑纳凉的好去处。但是，第二天要上班，不可能谁都会打“青山旅馆”。回到家里休息，往往又热的睡不着。

在家属区，再怎么热，老同志们都会穿个半长裤和褂子，搬个凳子，相互间在走廊上歇凉聊天一会，十点一过，哪怕睡不着，都要进屋睡觉去了。年轻一些的就不一样了，天气太热，有些女性们和孩子们则就着躺椅、凉板床，带一张毛巾被，将就在走廊直睡到有凉意再回屋里去睡。许多男的往往赤裸上身，只穿一条短裤，在走廊楼道铺上凉席或木板，准备一张盖肚皮的毛中，就此过夜。以致有时下夜班回来的邻居们从走廊经过都不好下脚通过。

在单工区，大多数女工都是未婚青年，夏季无论多热，矜持与爱美之心往往让她们只要走出室外，都会注意穿着不太暴露，以免招来别人非议。但是，“暑天无君子”这话在男单工宿舍就比较适用了。天气太热时候，不少的小伙子基本上一回宿舍就赤裸上身，下身只穿一条火把窑裤。走廊、院坝喝茶、打牌、吹牛、聊天，谁也不笑话谁。屋里热得睡不着时，也是凉席、躺椅、木板铺满各栋走廊、楼道。记得有一年因为实在太热，各栋院坝、蓄水池盖板上面都有人在那里睡觉。更有甚者，爬上水泥槽板盖的屋顶上去乘凉过夜。

1976年的天气既异常，夏季也炎热。7月28日，唐山大地震发生，家属区凡是空旷一点的地方，都是人们临时的铺位和毡棚。工厂也曾组织单职工们到相对空旷安全的大食堂里暂住下来。临时床铺既睡不好，也不安宁，两天后，大家都纷纷搬回宿舍去住了，但住二三楼的有人还是心有余悸，有几间宿舍的青工们便在自己宿舍里把脸盆斜扣过来，撑上一根木棍，稍有震动，木棍就偏倒，脸盆落地即会发出“哐哐当当”的响声。岂料这个“土法地震报警器”灵敏度太高，第二天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这脸盆就突然扣下地“哐哐当当”的狂响起来，瞬间一栋楼就响遍慌乱的脚步声，马上又波及和影响到其他楼栋，单工好几栋楼的人都跑出了房间站到地坝里。一番折腾喧闹后，大家才明白是虚惊一场，自己折腾自己。我住在二栋底楼，那晚上恰巧没住在单工区。第二天听说，这场虚惊还有人因慌不择路，直接就从二楼跳下来，被楼下的丝瓜棚架挂伤和摔伤了。有说两人，有说三人，不一而足。幸好都没大伤也无大碍。吃一亏长一智。此后，再也没有人搞这种自己吓自己的“报警”方式了。

时过境迁，往事如烟。这个因唐山地震和闹地震的“趣闻”，表现出人们和工厂对生命的重视，也反映出那时候的人们对地震预测的群测群防的重视。

人的生命是珍贵的，珍贵的生命离不开每天的“吃喝拉撒睡”。当我们经历过三线时期那段艰难日子，一路风雨走到今天，我们不是更应该从人的月吗？

生命价值上去回顾历史、再现生活、正视我们曾经为之奉献、牺牲的峥嵘岁月吗？人的一生流走的是时间，增加的只是年龄。年龄的增长，让我们在累积生活知识和对自然与社会进一步认知的同时，也留下了溶入我们生命里不可忘却的“三线精神”中，最为宝贵的精髓——人间真情！

（本文由吴学辉撰稿授权发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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