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敏洪。资料图

近日，在2018“学习力大会”上，新东方集团董事长俞敏洪表示，衡量和评价的方向决定了教育的方向，比如，中国女人挑选男人的标准是要男人会赚钱，至于良心好不好不管，所以中国女性的堕落导致了国家的堕落。此言一出，舆论哗然。

随后，俞敏洪致歉时解释说，自己想表达的是，一个国家女性的水平，就代表国家的水平，“女性素质高，母亲素质高，就能够教育出高素质的孩子，女性强则男人强，则国家强。”

经俞敏洪的辩白，这样的观点看似有理，但反过来说，如果个体没有成功，难道也要怪罪女性？鲁迅说，“向来男性的作者，大抵将败亡的大罪，推在女性身上，这真是一钱不值的没有出息的男人。”在男女平权已经深入人心、妇女在事实上已经能顶半边天的时代，俞敏洪有关言论引起舆论轩然大波，甚至被揶揄是否要进军“女德教育”，也就不足为奇了。

中国近代史，也是中国的女性逐步解放的历史。非但“缠足”等日常生活中的现象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女性通过抗争的社会运动，更是促成了女性社会角色的重大转变。比如近代中国的女权先驱秋瑾等人，曾发起中国的女性解放运动。1907年，秋瑾在上海创办了《中国女报》，该报以“开通风气，提倡女学”，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成立妇女联合会的主张。与此同时，男性中的一些富有性别平等意识的人也在为此努力。

女性解放，是历史潮流；妇女事业的发展，是历史事实。上述有关言论，自然被视为“旧”的意识又沉渣泛起。那么，男性和女性不平等的根源又在何处呢？

在笔者看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女性遭受的不平等待遇与历史文化有关系，甚至一些符号上的表述也是如此，如“他们”可以代替男性和女性，但“她们”却无法代替。第二，女性和男性因社会分工所致，正如有些人所说的那样“长期以来，男女之所以不平等，不是‘心理’‘生理’上的原因，中心关系，还在经济”，这就导致在“资源意味着权力”的层面上，女性被处在了低位。

只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智力型劳动的增强和观念的转变，女性的地位得到空前提升。在当今社会，如果有人还坚持女性应该回到家庭中相夫教子，乃至“三从四德”，一定会会让人恍如隔世。这种时不时还会冒尖的“男权病”固然不值一哂，俞敏洪上述言论对性别意识认知存在的偏差也显而易见，但应该如何从根源上进行“治疗”？

笔者认为，“男权思想”最应该学习的就是“平权思维”。平权不仅仅意味着男女在地位上的平等，更重要的是通过“弱势优先”的原则，从制度上保证公平与公正，尤其在就业和教育上赋权于女性，从制度上到思维上彻底告别女性只是男性的附庸状况。这才是现代社会需要注意的地方。

《第二性》作者波伏娃说：“女人不是天生的，女人是变成的，因为改变而软弱，因为改变而强大。”女性可以改变，但我们千万别忘了女性还处在文化与结构之中，这就需要我们不仅要剔除的“男尊女卑”思想，更要在制度上赋予女性更多的主体性地位和实质性权利。只有这般，才能让“平权”改变“男权”，“新东方”也才不至于沦落为“旧东方”。

文丨刘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