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大听讲座——山西文博人的燕园故事（一）

输

北京大学、山西省文物局文博领军后备人才培训班与对外交流人才培训班开班已月余，作为山西省文物局人才培养计划项目参与人员，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精心安排下，我们已经聆听了近20位本院教授、老师近40节的课程。能较长时段地离开办公室，坐在中国最高学府的教室里学习知识，这对于40名山西省文博系统的学员来说，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幸甚之至！

我们的到来，赶在了北京最美的季节。与郁达夫笔下的秋味比一比，有些相似，也有些不同。

每天，都会与作为北大标志物的西门打个照面，绕过无数拍照的“剪刀手”，混入人群中，银杏和枫的落英散漫，使你不得不看上一眼，即便阳光正好、脚步匆忙。经常会遇上身材肥硕的猫和鸟，运气好的话，还能看到从光秃的树枝上抱了柿子从你身旁穿过的松鼠。燕园，是个神奇的地方，好像每一个浸透了岁月的物都成了精，自在而和谐。

这里的人，无论老师，还是学生，都形影匆匆，好像时间偏见了他们，不容半点的浪费。身临此境，我好像功力也多了两成，修得“心无旁骛”的意念，甚至都没有闲情把那些旧物看一看，把一些旧闻寻一寻。

我知道我面对的是海量优质的教学资源，除了上课之外，和同学们一样，我还会去听对自己领域有益的讲座或者课程，感受那些久闻大名的学者的风采。我把北大文科类的课表下载下来，把必要上的课抄出来，在课余安排好时间去旁听。

这些教授、老师都是本领域一流的学者，每个人都极具魅力和个性，他们的授课内容均是自己的研究心得和学术成果，他们的讲述可能是活泼的、费解的、低沉的或者高亢的，但不管怎么样，你务必集中注意力去听，收获时刻都会有。我听过的课程和讲座有孙庆伟先生的《中国考古学史》与《中国早期玉器》、何嘉宁、曲彤丽先生的《旧石器考古》、魏正中先生的《佛教考古》、韦正先生的《汉代城市》、秦岭先生的《新石器时代考古的多学科研究》、邓振华先生的《植物考古》、张颖先生的《动物考古》、雷兴山和张海先生的《田野考古方法和技术》、李崇峰先生的《佛教艺术与考古》、吴国武先生的《版本目录学基础》、张辛先生的《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和《中国礼制》、朱青生先生的《艺术史》、朱凤瀚先生的《新发现出土史学文献研读》、董珊先生的《出土文献研究中的逻辑》、孙华先生的《中国青铜文化与铜器》、秦大树先生的《宋代对古代青铜礼器的研究和仿造》等等……一个月来，我用掉了2个笔记本、4个笔芯、6节电池。

曾在上完雷兴山老师的一堂课后的日记里写道：

“人人都喊雷老师叫雷公，雷公肤色如铁，个码堪比孔圣，他总是那么激情有朝气，学生们都很爱戴他。他有一头有型的白发，与他英健的体格并不相配，但是也成了他独特的标签。他的白发是半年蹴就的，那一年还是青年。北大的考古田野实习，四十年的追溯，先后是天马-曲村遗址、琉璃河遗址和周原（包括周公庙）遗址，这三个商周考古的圣地培养了无数考古学家，有力的推动着考古学科的发展。故事远比研究报告有趣的多，那些被考古工作者亲手捧出的文物本身也远没有背后的幕布艳丽，人类思想的光辉，从古人映衬到今人。说北大人狂、傲，我想，如果我也能因为自己不懈的努力和独立的思考而被历史验证，我也会狂、会傲，兴奋感并不停歇，人怎会变老。”

若问我，聆听教授、老师们的讲授，最大的感受是什么？首先是一丝不苟、诲人不倦的师道正德；再次，就是升华能力及事功、最大价值发挥智库功能的社会大德。这份事功可以为解决某一重大问题的著述、可以为推动学科创新的理论方法、可以为造福一方的建设蓝图……总之，他们顶着思想与文化的光环，他们教授着全国最强的大脑，肩负着“横渠四句”的知识分子的使命。

比拟朱青生老师在讲述“山水社会”的“介入”一节中提到的一个理念，他说江山不在于山河的大小，而在于人的介入，未来社会每个人都有巨大的机会也有巨大的责任。

听的愈多，在他们深厚的知识体系和高妙的精神世界里，我愈多的感受到自己的自卑和渺小，感受到文化的璀璨和知识的浩瀚。其实，这么短的时间，学习知识并不是最主要的，更重要的是学习思维的方式、以及思考的习惯，甚至思想的解放。这个传统并不止百廿年，所以，我们在北大看花、看树，花非花，树非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