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大聽講座——山西文博人的燕園故事（一）

輸

北京大學、山西省文物局文博領軍後備人才培訓班與對外交流人才培訓班開班已月餘，作爲山西省文物局人才培養計劃項目參與人員，在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的精心安排下，我們已經聆聽了近20位本院教授、老師近40節的課程。能較長時段地離開辦公室，坐在中國最高學府的教室裏學習知識，這對於40名山西省文博系統的學員來說，是一次非常難得的機會，幸甚之至！

我們的到來，趕在了北京最美的季節。與郁達夫筆下的秋味比一比，有些相似，也有些不同。

每天，都會與作爲北大標誌物的西門打個照面，繞過無數拍照的“剪刀手”，混入人羣中，銀杏和楓的落英散漫，使你不得不看上一眼，即便陽光正好、腳步匆忙。經常會遇上身材肥碩的貓和鳥，運氣好的話，還能看到從光禿的樹枝上抱了柿子從你身旁穿過的松鼠。燕園，是個神奇的地方，好像每一個浸透了歲月的物都成了精，自在而和諧。

這裏的人，無論老師，還是學生，都形影匆匆，好像時間偏見了他們，不容半點的浪費。身臨此境，我好像功力也多了兩成，修得“心無旁騖”的意念，甚至都沒有閒情把那些舊物看一看，把一些舊聞尋一尋。

我知道我面對的是海量優質的教學資源，除了上課之外，和同學們一樣，我還會去聽對自己領域有益的講座或者課程，感受那些久聞大名的學者的風采。我把北大文科類的課表下載下來，把必要上的課抄出來，在課餘安排好時間去旁聽。

這些教授、老師都是本領域一流的學者，每個人都極具魅力和個性，他們的授課內容均是自己的研究心得和學術成果，他們的講述可能是活潑的、費解的、低沉的或者高亢的，但不管怎麼樣，你務必集中注意力去聽，收穫時刻都會有。我聽過的課程和講座有孫慶偉先生的《中國考古學史》與《中國早期玉器》、何嘉寧、曲彤麗先生的《舊石器考古》、魏正中先生的《佛教考古》、韋正先生的《漢代城市》、秦嶺先生的《新石器時代考古的多學科研究》、鄧振華先生的《植物考古》、張穎先生的《動物考古》、雷興山和張海先生的《田野考古方法和技術》、李崇峯先生的《佛教藝術與考古》、吳國武先生的《版本目錄學基礎》、張辛先生的《中國古代物質文化史》和《中國禮制》、朱青生先生的《藝術史》、朱鳳瀚先生的《新發現出土史學文獻研讀》、董珊先生的《出土文獻研究中的邏輯》、孫華先生的《中國青銅文化與銅器》、秦大樹先生的《宋代對古代青銅禮器的研究和仿造》等等……一個月來，我用掉了2個筆記本、4個筆芯、6節電池。

曾在上完雷興山老師的一堂課後的日記裏寫道：

“人人都喊雷老師叫雷公，雷公膚色如鐵，個碼堪比孔聖，他總是那麼激情有朝氣，學生們都很愛戴他。他有一頭有型的白髮，與他英健的體格並不相配，但是也成了他獨特的標籤。他的白髮是半年蹴就的，那一年還是青年。北大的考古田野實習，四十年的追溯，先後是天馬-曲村遺址、琉璃河遺址和周原（包括周公廟）遺址，這三個商周考古的聖地培養了無數考古學家，有力的推動着考古學科的發展。故事遠比研究報告有趣的多，那些被考古工作者親手捧出的文物本身也遠沒有背後的幕布豔麗，人類思想的光輝，從古人映襯到今人。說北大人狂、傲，我想，如果我也能因爲自己不懈的努力和獨立的思考而被歷史驗證，我也會狂、會傲，興奮感並不停歇，人怎會變老。”

若問我，聆聽教授、老師們的講授，最大的感受是什麼？首先是一絲不苟、誨人不倦的師道正德；再次，就是昇華能力及事功、最大價值發揮智庫功能的社會大德。這份事功可以爲解決某一重大問題的著述、可以爲推動學科創新的理論方法、可以爲造福一方的建設藍圖……總之，他們頂着思想與文化的光環，他們教授着全國最強的大腦，肩負着“橫渠四句”的知識分子的使命。

比擬朱青生老師在講述“山水社會”的“介入”一節中提到的一個理念，他說江山不在於山河的大小，而在於人的介入，未來社會每個人都有巨大的機會也有巨大的責任。

聽的愈多，在他們深厚的知識體系和高妙的精神世界裏，我愈多的感受到自己的自卑和渺小，感受到文化的璀璨和知識的浩瀚。其實，這麼短的時間，學習知識並不是最主要的，更重要的是學習思維的方式、以及思考的習慣，甚至思想的解放。這個傳統並不止百廿年，所以，我們在北大看花、看樹，花非花，樹非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