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王朝建立不久，四海称臣，万国来朝。唐武德二年（619年），罽宾国来朝，进贡宝带、金锁、玻璃碗、水晶杯，以及名为“颇黎”的宝物490枚。《汉书·西域传》记载：“罽宾国，王治循鲜城（今巴基斯坦塔克西拉），去长安万二千二百里。不属都护。户口胜兵多，大国也。东北至都护治所（今新疆轮台县奎玉克协海尔古城）六千八百四十里，东至乌秅国（今巴基斯坦洪扎山谷）二千二百五十里，东北至难兜国九日行，西北与大月氏（今阿富汗西北）、西南与乌弋山离（今阿富汗西境）接。”故知罽宾国以阿富汗喀布尔河流域中下游为中心，南至巴基斯坦印度河上游，也即古代迦毕试、犍陀罗、呾叉始罗等地。汉唐时代，西域诸国往往把都城之名当作国名。罽宾国的首都原来在迦毕试（今阿富汗贝格拉姆），故称“罽宾国”。后来迁到循鲜城，仍沿用罽宾之称。古希腊人称喀布尔河为Kōphēn（=拉丁语Cophen），罽宾之名或源于此。这个古希腊地名的宾格形式写作Kōphēs（=拉丁语Cophes），故《大唐西域记》称作“迦毕试国”，而唐宋正史或称之为“劫国”。

关于唐高祖武德二年罽宾国朝贡之事，我们查到三条史料：第一，《新唐书·西域传》记载：“罽宾，隋时漕国也，居葱岭南……武德二年，遣使贡宝带、金锁、水精盏、颇黎状若酸枣。”第二，《太平寰宇记》记载：“劫国……婚姻同突厥，土俗与嚈哒同……唐武德二年，遣使贡宝带、金锁甲、玻璃水精杯各一；玻璃四百九十枚，大者如枣，小者如酸枣。”第三，《文献通考》记载：“劫国，隋时闻焉，在葱岭中。西与南俱与赊弥国界接，西北至挹怛国（嚈哒的别称），去长安万二千里。有户数万。气候热，有稻、麦、粟、豆、羊、马，出洛沙、青黛。婚姻同突厥。死亡弃于山。唐武德二年，遣使贡宝带、金锁、玻璃水精盃各一，玻璃四百九十枚，大者如枣，小者如酸枣。”

我们最近发现，唐初罽宾国觐献的五种贡品（宝带、金锁、玻璃碗、水晶杯，以及形状如酸枣的“颇黎”宝物），皆见于西安南郊何家村唐代窖藏，现存陕西历史博物馆。2017年4月，我们赴西安实地考察何家村唐代窖藏文物，与陕西历史博物馆研究人员联合检测了相关文物的化学成分，收获巨大。草拟此文，介绍这次西安考察的初步成果。若有不当之处，还望海内外研究者不吝赐教。

第一，宝带（骨咄玉一具）：何家村唐代金银器窖藏共发现10副蹀躞玉带，以前认为皆属唐代之物。不过，近年有学者考证，只有银盒墨书提到的9副蹀躞玉带是唐代之物，无墨书记录的九环金玉蹀躞带，以前在北周古墓中发现过，实乃传世品。这10副蹀躞玉带中有9副分别置于4个银盒里，盒盖内有墨书记录这些蹀躞带的玉色、名称、形制和组成数量。其中一个银盒装有三条玉质蹀躞带。盒盖内墨书读作：“光明碎红砂（旁注：四两）一六斤。白玉纯方胯，十五事失玦；骨咄玉一具，深斑玉一具，各一十五事并玦”（图一）。所谓“光明碎红砂”，即丹砂，又名朱砂、汞砂，是古代炼丹的主要药品。

 图一　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银盒“骨咄玉一具”墨书题记

玉石工艺本为中国新石器时代以来传统工艺，不过，公元5～6世纪中亚粟特工匠也掌握了这门手艺。2013年，国家文物局和中国考古学会在扬州召开扬州曹庄隋唐墓考古发掘成果论证会，10余位专家一致确认扬州曹庄隋唐墓葬为隋炀帝墓。我们感兴趣的是，隋炀帝墓随葬了一套十三环金玉蹀躞带。《隋书·何稠传》记载：

何稠，字桂林，国子祭酒妥之兄子也。父通，善斫玉。稠性绝巧，有智思，用意精微。年十余岁，遇江陵陷，随妥入长安。仕周御饰下士。及高祖为丞相，召补参军，兼掌细作署。……大业初，炀帝将幸扬州，谓稠曰：“今天下大定，朕承洪业，服章文物，阙略犹多。卿可讨阅图籍，营造舆服羽仪，送至江都（今扬州）也。”稠于是营黄麾三万六千人仗，及车舆辇辂、皇后卤薄、百官仪服，依期而就，送于江都（今扬州）。所役工十万余人，用金银钱物巨亿计。

由此可知，何稠不仅为隋朝皇室制作御衣，而且他父亲何通还是粟特玉器工艺大师，那么，隋炀帝墓所出十三环金玉蹀躞带很可能是何稠为隋炀帝监造的。

据研究者考证，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了骨咄玉蹀躞带一副16件，玉质青绿，杂有黑色和淡黄色斑点。其中包括4件长3.7、宽3.5厘米的方形玉带板，9件长3.6、宽2.6厘米的半椭圆形玉带板，以及圭形玉带板、铊尾和带扣各一件，总计16件，总重246.8克（图二）。骨咄国乃西突厥一支，又称“坷咄”，《大唐西域记》作“坷咄罗”。《新唐书·西域传》记载：“骨咄，或曰珂咄罗，广长皆千里。王治思助建城。多良马、赤豹，有四大盐山，山出乌盐。”这个帕米尔西部小国，地处阿姆河上游喷赤河流域山谷，在今塔吉克斯坦首府杜尚别东南125公里处库利亚布。何家村窖藏银罐墨书提到“骨咄玉一具”，说明骨咄国工匠也掌握了玉石加工手艺，那么，唐初罽宾国贡奉的宝带或许就是这条中亚骨咄国白蹀躞带。

图二　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中亚骨咄国白玉蹀躞带

第二，金锁（鎏金银锁）：唐初罽宾国第二件贡品是“金锁”，亦见于1970年西安南郊何家村唐代窖藏，实乃鎏金银锁（图三）。何家村唐代窖藏共发现17件菱格纹鎏金银锁和6件银锁。这些银锁分锁体和钥匙两部分，采用弹簧结构；做工考究，工艺相同，纹样相似，通体饰菱格纹；长度约在10～19厘米之间，至今尚能使用，开锁自如。一般认为，“锁具的发源地有两个中心：一是两河流域及埃及，以后传到希腊、罗马以及整个西欧，直到英伦三岛，再到美国；一是中国，以后传到朝鲜、日本以及越南等地。中国起初用木锁，汉代出现铜质簧片结构锁，俗称三簧锁或簧片锁，利用两三片板状铜片的弹力来达到封关和开启作用。由于簧片装置能作多种变化，并可用钥匙孔形来决定钥匙的式样，安全性能、保密性较木质锁前进了一大步，使用范围也更加广泛。公元前2世纪，中国三簧锁开始沿丝绸之路传播到世界各地。唐初罽宾国贡奉的鎏金银锁就属于中国三簧锁体系，只是用金银材料制作。

图三　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鎏金银锁

2006年，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武汉市武昌区梅家山发掘了一座方形砖室墓，随葬遗物相当丰富，包括精美的白釉瓷器、八棱体漆木葬具、木法器等。由塔铭可知，墓主为五代杨吴国高僧超惠大师。我们感兴趣的是，超惠大师墓出土了一把铜锁，与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鎏金银锁大同小异。锁体通长12.4厘米，由铜锁和门环组成。锁套和锁芯均呈竹节状，锁杆为圆柱体，一端细，一端粗，粗端弯曲连接锁芯。锁杆上套有双环卡子，为我们了解铜锁在五代时期的发展提供了另一实物标本。

第三，玻璃碗（琉璃椀）：《新唐书·西域传上》称作“水精盏”，《太平寰宇记》称之为“玻璃杯”，《文献通考》称作“玻璃盃”。西安南郊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了一件三足提梁银罐。器盖墨书注明罐内贮物名称、件数等，读作：“玉盃一、玛瑙杯二、琉璃盃椀各一，珊瑚三段，颇黎等一六段，玉臂环四”。何家村唐代窖藏只发现一件玻璃器，置于三足提梁银罐内，当即器盖墨书所言“琉璃椀”。此碗呈淡黄色，透明度较好。直筒形、深腹平底，外壁饰凸环纹。口径14.1、高9.8厘米；平底侈口，口沿外翻成圆唇，口沿下有一凸弦纹，腹部纵向排列8组，每列3个凸环纹（图四，右）。目前研究者普遍认为，这件异国情调的凸环纹玻璃碗是从伊朗高原输入的萨珊玻璃器。

图四　新疆和田出土凸环纹玻璃器残片与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凸环纹玻璃碗 

20世纪70年代，美国康宁玻璃博物馆古玻璃专家罗伯特·布里尔（Robert Brill）赴伦敦调查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M.A.Stein）在新疆各地采集的古代玻璃残片，大英博物馆实验室科技考古专家米歇尔森（Carol Michaelson）和弗利斯通（Ian Freestone）负责接待，并向他提供了斯坦因收集品中13件古代玻璃测试样本。2005年，罗伯特·布里尔在上海丝绸之路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刊布了13件新疆出土古玻璃残片的化学成分及其相关研究，可惜他没有同时发表检测对象的照片，无法知道究竟是斯坦因考古报告中哪些古玻璃标本。

2017年3月，我们专程赴伦敦调查斯坦因收集品中的新疆古玻璃残片。在大英博物馆中国部负责人霍吉淑（Jessica Harrison-Hall）的陪同下，我们考察了该博物馆库房所藏斯坦因收集品，并取得意外收获。1907年，斯坦因在新疆和田Moji Tagujai采集到一片淡黄色凸环纹玻璃残片（图四，左）。经我们核实，这个遗址在新疆和田地区皮山县木吉乡。令人振奋的是，罗伯特·布里尔2005年刊布的斯坦因采集的古玻璃残片测试标本中，居然有这个玻璃残片（编号8505）。它的化学成分并非萨珊植物灰玻璃，而是中亚植物灰玻璃。那么，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凸环纹玻璃碗当为中亚植物灰玻璃。2017年4月，我们到陕西历史博物馆检测这件凸环纹玻璃碗的化学成分，检测结果正是中亚植物灰玻璃。

目前国际学术界根据化学成分将东西方古代玻璃分为钠钙玻璃（碱石灰玻璃）、铅钡玻璃、钾钙玻璃三大类。由于助溶剂不同，钠钙玻璃又进一步分为草木灰（plant ash）、泡碱（natron）两类。草木灰玻璃的助熔剂常选用植物燃烧后的灰烬，始于青铜时代晚期埃及、两河流域、帕提亚王国、萨珊王朝和阿拉伯帝国。中亚玻璃亦为植物灰玻璃，但是氧化钾含量与萨珊－伊斯兰玻璃不同。罗马帝国时期（公元前27年～公元476年），地中海地区玻璃成分高度相似，泡碱（苏打）玻璃占据主导地位。古代中国也能烧造玻璃，但是工艺与西方钙钠玻璃不同，采用铅钡玻璃工艺。古代印度玻璃以硝石为助溶剂，属于钾钙玻璃（potash）系统。汉代以来，中国两广和交趾（今越南北方）亦流行钾钙玻璃，目前尚不清楚它们与古代印度玻璃之间的关系。

2007年，美国学者丹尼尔·沃（Daniel C.Waugh）博士在华盛顿大学丝绸之路网站上刊布了3件古玻璃器照片，20世纪40年代流散海外，现藏大英博物馆。其中一件为模制玻璃佛立像，丹尼尔·沃定为8～9世纪唐朝之物（图五，左）。在波斯文化的影响下，中亚很早就有模制人物肖像的工艺传统，如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干城出土公元1世纪模制人物陶范（图五，右），现藏塔什干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历史博物馆。佛教在犍陀罗地区兴起后，中亚艺术家利用这门技术创作了大批佛像或观音像，而唐代中国工匠并不掌握这门技术。

 图五　大英博物馆藏模制玻璃佛立像与中亚撒马尔干出土公元1世纪模制人物陶范

佛教在罽宾一直流行到隋唐时代。《新唐书·西域上》记载：“罽宾，隋漕国也，居葱岭南。距京师万二千里而赢，南距舍卫三千里。王居脩鲜城，常役属大月氏。地暑湿，人乘象，俗治浮屠法。”公元8世纪，慧超法师在中亚游记中提到罽宾国信仰佛教。其文曰：“罽宾国冬天积雪，为此冷也。此国土人是胡，王及兵马突厥，衣着言音食款，与吐火罗国大同小异。……国人大敬信三宝，足寺足僧。百姓家各并造寺，供养三宝”。因此，大英博物馆藏模制玻璃佛立像很可能出自罽宾工匠之手。如果此说成立，那么它将为研究中亚玻璃工艺提供另一实物标本。

第四，水晶杯（琉璃盃）：《新唐书·西域传上》称作“水精盏”，《太平寰宇记》称之为“水精杯”，《文献通考》称作“水精盃”，而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银罐墨书则称“琉璃盃”，皆指这个银罐所藏八曲水晶长杯，通长9.6、宽6、高2.5厘米；通体素面无纹，晶莹透亮，椭圆形，以弧形四面构成花形器身，底部是宽沿椭圆形圈足（图六）。

图六　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八曲水晶杯

《汉书·西域传》记载：“罽宾地平，温和，有苜蓿、杂草奇木、檀、槐、梓、竹、漆。种五谷、蒲陶诸果，粪治园田。地下湿，生稻，冬食生菜。其民巧，雕文刻镂，治宫室，织罽，刺文绣，好酒食。有金银铜锡，以为器。市列。以金银为钱，文为骑马，幕为人面。出封牛、水牛、象、大狗、沐猴、孔爵、珠玑、珊瑚、虏魄、璧流离。它畜与诸国同。”有学者将“璧流离”解释为“玻璃”，不一定正确。我们在《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一书指出，“璧流离”一词源于波斯语，相当于婆罗钵语belur/bylwl（水晶）。“玻璃”一词在梵文中是s’il ā，在婆罗钵语中是j ā m。为什么古汉语不直接用这两个词呢？看来，波斯胡商最初用玻璃冒充水晶与中国人进行交易。商人之奸诈，古亦有之。既然罽宾国盛产水晶，那么，何家村唐代窖藏所出八曲水晶长杯当为唐初罽宾国贡品。除了罽宾国之外，中亚撒马尔干城粟特使者也向唐朝贡献过水晶杯。《新唐书·西域传》记载：“康国（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干）……开元初，贡锁子铠、水精杯、码碯瓶、驼鸟卵及越诺、朱儒、胡旋女子。”不过，罽宾国四种贡品皆见于何家村唐代窖藏文物，那么，这件水晶杯更可能是罽宾国贡品。

1970年，山西大同市南郊发现一座北魏建筑遗址，从中发掘出八曲银洗一件。这件八曲银洗高4.5、口径23.8×14.5厘米，纹饰朴素，形制独具特色，八曲每一曲都在器腹凹入较深，在口沿处又向器内侧深深盘曲，形成小弯，弯口处饰忍冬纹。洗心在椭圆形环内捶出二海兽。与其共同出土的还有高浮雕人物纹高足鎏金铜杯、镶嵌高足铜杯、线雕人物纹高足银杯（高足佚失）、锤雕缠枝葡萄纹高足鎏金铜杯各一件。有研究者将这件八曲银洗定为波斯萨珊之物，不一定正确。圣彼得堡埃米尔塔什博物馆收藏的一件萨珊波斯的八曲银盘的造型和它很相似，但两者圈足、口沿和壁面纹饰均不同。故夏鼐认为这个窖藏中的“三件鎏金高足铜杯和一件部分鎏金银碗，也是输入的西亚或中亚的产品，带有强烈的希腊化的风格，但不是萨珊式的。”此外，这个八曲银洗上镌刻有大夏铭文，产地应在中亚地区。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唐初罽宾国贡品八曲水晶长杯的发现，再次说明八曲造型是中亚古代器物的艺术特征，那么，北魏平城出土八曲银洗更可能出自中亚工匠之手。

（未完待续）

文章来源：《考古与文物》2017年第06期

责任编辑：梅雅萱

审核：郝丽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