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王朝建立不久，四海稱臣，萬國來朝。唐武德二年（619年），罽賓國來朝，進貢寶帶、金鎖、玻璃碗、水晶杯，以及名爲“頗黎”的寶物490枚。《漢書·西域傳》記載：“罽賓國，王治循鮮城（今巴基斯坦塔克西拉），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不屬都護。戶口勝兵多，大國也。東北至都護治所（今新疆輪臺縣奎玉克協海爾古城）六千八百四十里，東至烏秅國（今巴基斯坦洪扎山谷）二千二百五十里，東北至難兜國九日行，西北與大月氏（今阿富汗西北）、西南與烏弋山離（今阿富汗西境）接。”故知罽賓國以阿富汗喀布爾河流域中下游爲中心，南至巴基斯坦印度河上游，也即古代迦畢試、犍陀羅、呾叉始羅等地。漢唐時代，西域諸國往往把都城之名當作國名。罽賓國的首都原來在迦畢試（今阿富汗貝格拉姆），故稱“罽賓國”。後來遷到循鮮城，仍沿用罽賓之稱。古希臘人稱喀布爾河爲Kōphēn（=拉丁語Cophen），罽賓之名或源於此。這個古希臘地名的賓格形式寫作Kōphēs（=拉丁語Cophes），故《大唐西域記》稱作“迦畢試國”，而唐宋正史或稱之爲“劫國”。

關於唐高祖武德二年罽賓國朝貢之事，我們查到三條史料：第一，《新唐書·西域傳》記載：“罽賓，隋時漕國也，居蔥嶺南……武德二年，遣使貢寶帶、金鎖、水精盞、頗黎狀若酸棗。”第二，《太平寰宇記》記載：“劫國……婚姻同突厥，土俗與嚈噠同……唐武德二年，遣使貢寶帶、金鎖甲、玻璃水精杯各一；玻璃四百九十枚，大者如棗，小者如酸棗。”第三，《文獻通考》記載：“劫國，隋時聞焉，在蔥嶺中。西與南俱與賒彌國界接，西北至挹怛國（嚈噠的別稱），去長安萬二千里。有戶數萬。氣候熱，有稻、麥、粟、豆、羊、馬，出洛沙、青黛。婚姻同突厥。死亡棄于山。唐武德二年，遣使貢寶帶、金鎖、玻璃水精盃各一，玻璃四百九十枚，大者如棗，小者如酸棗。”

我們最近發現，唐初罽賓國覲獻的五種貢品（寶帶、金鎖、玻璃碗、水晶杯，以及形狀如酸棗的“頗黎”寶物），皆見於西安南郊何家村唐代窖藏，現存陝西曆史博物館。2017年4月，我們赴西安實地考察何家村唐代窖藏文物，與陝西曆史博物館研究人員聯合檢測了相關文物的化學成分，收穫巨大。草擬此文，介紹這次西安考察的初步成果。若有不當之處，還望海內外研究者不吝賜教。

第一，寶帶（骨咄玉一具）：何家村唐代金銀器窖藏共發現10副蹀躞玉帶，以前認爲皆屬唐代之物。不過，近年有學者考證，只有銀盒墨書提到的9副蹀躞玉帶是唐代之物，無墨書記錄的九環金玉蹀躞帶，以前在北周古墓中發現過，實乃傳世品。這10副蹀躞玉帶中有9副分別置於4個銀盒裏，盒蓋內有墨書記錄這些蹀躞帶的玉色、名稱、形制和組成數量。其中一個銀盒裝有三條玉質蹀躞帶。盒蓋內墨書讀作：“光明碎紅砂（旁註：四兩）一六斤。白玉純方胯，十五事失玦；骨咄玉一具，深斑玉一具，各一十五事並玦”（圖一）。所謂“光明碎紅砂”，即丹砂，又名硃砂、汞砂，是古代煉丹的主要藥品。

 圖一　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銀盒“骨咄玉一具”墨書題記

玉石工藝本爲中國新石器時代以來傳統工藝，不過，公元5～6世紀中亞粟特工匠也掌握了這門手藝。2013年，國家文物局和中國考古學會在揚州召開揚州曹莊隋唐墓考古發掘成果論證會，10餘位專家一致確認揚州曹莊隋唐墓葬爲隋煬帝墓。我們感興趣的是，隋煬帝墓隨葬了一套十三環金玉蹀躞帶。《隋書·何稠傳》記載：

何稠，字桂林，國子祭酒妥之兄子也。父通，善斫玉。稠性絕巧，有智思，用意精微。年十餘歲，遇江陵陷，隨妥入長安。仕周御飾下士。及高祖爲丞相，召補參軍，兼掌細作署。……大業初，煬帝將幸揚州，謂稠曰：“今天下大定，朕承洪業，服章文物，闕略猶多。卿可討閱圖籍，營造輿服羽儀，送至江都（今揚州）也。”稠於是營黃麾三萬六千人仗，及車輿輦輅、皇后滷薄、百官儀服，依期而就，送於江都（今揚州）。所役工十萬餘人，用金銀錢物巨億計。

由此可知，何稠不僅爲隋朝皇室製作御衣，而且他父親何通還是粟特玉器工藝大師，那麼，隋煬帝墓所出十三環金玉蹀躞帶很可能是何稠爲隋煬帝監造的。

據研究者考證，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了骨咄玉蹀躞帶一副16件，玉質青綠，雜有黑色和淡黃色斑點。其中包括4件長3.7、寬3.5釐米的方形玉帶板，9件長3.6、寬2.6釐米的半橢圓形玉帶板，以及圭形玉帶板、鉈尾和帶扣各一件，總計16件，總重246.8克（圖二）。骨咄國乃西突厥一支，又稱“坷咄”，《大唐西域記》作“坷咄羅”。《新唐書·西域傳》記載：“骨咄，或曰珂咄羅，廣長皆千里。王治思助建城。多良馬、赤豹，有四大鹽山，山出烏鹽。”這個帕米爾西部小國，地處阿姆河上游噴赤河流域山谷，在今塔吉克斯坦首府杜尚別東南125公里處庫利亞布。何家村窖藏銀罐墨書提到“骨咄玉一具”，說明骨咄國工匠也掌握了玉石加工手藝，那麼，唐初罽賓國貢奉的寶帶或許就是這條中亞骨咄國白蹀躞帶。

圖二　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中亞骨咄國白玉蹀躞帶

第二，金鎖（鎏金銀鎖）：唐初罽賓國第二件貢品是“金鎖”，亦見於1970年西安南郊何家村唐代窖藏，實乃鎏金銀鎖（圖三）。何家村唐代窖藏共發現17件菱格紋鎏金銀鎖和6件銀鎖。這些銀鎖分鎖體和鑰匙兩部分，採用彈簧結構；做工考究，工藝相同，紋樣相似，通體飾菱格紋；長度約在10～19釐米之間，至今尚能使用，開鎖自如。一般認爲，“鎖具的發源地有兩個中心：一是兩河流域及埃及，以後傳到希臘、羅馬以及整個西歐，直到英倫三島，再到美國；一是中國，以後傳到朝鮮、日本以及越南等地。中國起初用木鎖，漢代出現銅質簧片結構鎖，俗稱三簧鎖或簧片鎖，利用兩三片板狀銅片的彈力來達到封關和開啓作用。由於簧片裝置能作多種變化，並可用鑰匙孔形來決定鑰匙的式樣，安全性能、保密性較木質鎖前進了一大步，使用範圍也更加廣泛。公元前2世紀，中國三簧鎖開始沿絲綢之路傳播到世界各地。唐初罽賓國貢奉的鎏金銀鎖就屬於中國三簧鎖體系，只是用金銀材料製作。

圖三　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鎏金銀鎖

2006年，武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武漢市武昌區梅家山發掘了一座方形磚室墓，隨葬遺物相當豐富，包括精美的白釉瓷器、八棱體漆木葬具、木法器等。由塔銘可知，墓主爲五代楊吳國高僧超惠大師。我們感興趣的是，超惠大師墓出土了一把銅鎖，與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鎏金銀鎖大同小異。鎖體通長12.4釐米，由銅鎖和門環組成。鎖套和鎖芯均呈竹節狀，鎖杆爲圓柱體，一端細，一端粗，粗端彎曲連接鎖芯。鎖杆上套有雙環卡子，爲我們瞭解銅鎖在五代時期的發展提供了另一實物標本。

第三，玻璃碗（琉璃椀）：《新唐書·西域傳上》稱作“水精盞”，《太平寰宇記》稱之爲“玻璃杯”，《文獻通考》稱作“玻璃盃”。西安南郊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了一件三足提樑銀罐。器蓋墨書註明罐內貯物名稱、件數等，讀作：“玉盃一、瑪瑙杯二、琉璃盃椀各一，珊瑚三段，頗黎等一六段，玉臂環四”。何家村唐代窖藏只發現一件玻璃器，置於三足提樑銀罐內，當即器蓋墨書所言“琉璃椀”。此碗呈淡黃色，透明度較好。直筒形、深腹平底，外壁飾凸環紋。口徑14.1、高9.8釐米；平底侈口，口沿外翻成圓脣，口沿下有一凸弦紋，腹部縱向排列8組，每列3個凸環紋（圖四，右）。目前研究者普遍認爲，這件異國情調的凸環紋玻璃碗是從伊朗高原輸入的薩珊玻璃器。

圖四　新疆和田出土凸環紋玻璃器殘片與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凸環紋玻璃碗 

20世紀70年代，美國康寧玻璃博物館古玻璃專家羅伯特·布里爾（Robert Brill）赴倫敦調查英國考古學家斯坦因（M.A.Stein）在新疆各地採集的古代玻璃殘片，大英博物館實驗室科技考古專家米歇爾森（Carol Michaelson）和弗利斯通（Ian Freestone）負責接待，並向他提供了斯坦因收集品中13件古代玻璃測試樣本。2005年，羅伯特·布里爾在上海絲綢之路國際學術討論會上刊佈了13件新疆出土古玻璃殘片的化學成分及其相關研究，可惜他沒有同時發表檢測對象的照片，無法知道究竟是斯坦因考古報告中哪些古玻璃標本。

2017年3月，我們專程赴倫敦調查斯坦因收集品中的新疆古玻璃殘片。在大英博物館中國部負責人霍吉淑（Jessica Harrison-Hall）的陪同下，我們考察了該博物館庫房所藏斯坦因收集品，並取得意外收穫。1907年，斯坦因在新疆和田Moji Tagujai採集到一片淡黃色凸環紋玻璃殘片（圖四，左）。經我們覈實，這個遺址在新疆和田地區皮山縣木吉鄉。令人振奮的是，羅伯特·布里爾2005年刊佈的斯坦因採集的古玻璃殘片測試標本中，居然有這個玻璃殘片（編號8505）。它的化學成分並非薩珊植物灰玻璃，而是中亞植物灰玻璃。那麼，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凸環紋玻璃碗當爲中亞植物灰玻璃。2017年4月，我們到陝西曆史博物館檢測這件凸環紋玻璃碗的化學成分，檢測結果正是中亞植物灰玻璃。

目前國際學術界根據化學成分將東西方古代玻璃分爲鈉鈣玻璃（鹼石灰玻璃）、鉛鋇玻璃、鉀鈣玻璃三大類。由於助溶劑不同，鈉鈣玻璃又進一步分爲草木灰（plant ash）、泡鹼（natron）兩類。草木灰玻璃的助熔劑常選用植物燃燒後的灰燼，始於青銅時代晚期埃及、兩河流域、帕提亞王國、薩珊王朝和阿拉伯帝國。中亞玻璃亦爲植物灰玻璃，但是氧化鉀含量與薩珊－伊斯蘭玻璃不同。羅馬帝國時期（公元前27年～公元476年），地中海地區玻璃成分高度相似，泡鹼（蘇打）玻璃佔據主導地位。古代中國也能燒造玻璃，但是工藝與西方鈣鈉玻璃不同，採用鉛鋇玻璃工藝。古代印度玻璃以硝石爲助溶劑，屬於鉀鈣玻璃（potash）系統。漢代以來，中國兩廣和交趾（今越南北方）亦流行鉀鈣玻璃，目前尚不清楚它們與古代印度玻璃之間的關係。

2007年，美國學者丹尼爾·沃（Daniel C.Waugh）博士在華盛頓大學絲綢之路網站上刊佈了3件古玻璃器照片，20世紀40年代流散海外，現藏大英博物館。其中一件爲模製玻璃佛立像，丹尼爾·沃定爲8～9世紀唐朝之物（圖五，左）。在波斯文化的影響下，中亞很早就有模製人物肖像的工藝傳統，如烏茲別克斯坦撒馬爾幹城出土公元1世紀模製人物陶範（圖五，右），現藏塔什干烏茲別克斯坦國家歷史博物館。佛教在犍陀羅地區興起後，中亞藝術家利用這門技術創作了大批佛像或觀音像，而唐代中國工匠並不掌握這門技術。

 圖五　大英博物館藏模製玻璃佛立像與中亞撒馬爾幹出土公元1世紀模製人物陶範

佛教在罽賓一直流行到隋唐時代。《新唐書·西域上》記載：“罽賓，隋漕國也，居蔥嶺南。距京師萬二千里而贏，南距舍衛三千里。王居脩鮮城，常役屬大月氏。地暑溼，人乘象，俗治浮屠法。”公元8世紀，慧超法師在中亞遊記中提到罽賓國信仰佛教。其文曰：“罽賓國冬天積雪，爲此冷也。此國土人是胡，王及兵馬突厥，衣着言音食款，與吐火羅國大同小異。……國人大敬信三寶，足寺足僧。百姓家各並造寺，供養三寶”。因此，大英博物館藏模製玻璃佛立像很可能出自罽賓工匠之手。如果此說成立，那麼它將爲研究中亞玻璃工藝提供另一實物標本。

第四，水晶杯（琉璃盃）：《新唐書·西域傳上》稱作“水精盞”，《太平寰宇記》稱之爲“水精杯”，《文獻通考》稱作“水精盃”，而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銀罐墨書則稱“琉璃盃”，皆指這個銀罐所藏八曲水晶長杯，通長9.6、寬6、高2.5釐米；通體素面無紋，晶瑩透亮，橢圓形，以弧形四面構成花形器身，底部是寬沿橢圓形圈足（圖六）。

圖六　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八曲水晶杯

《漢書·西域傳》記載：“罽賓地平，溫和，有苜蓿、雜草奇木、檀、槐、梓、竹、漆。種五穀、蒲陶諸果，糞治園田。地下溼，生稻，冬食生菜。其民巧，雕文刻鏤，治宮室，織罽，刺文繡，好酒食。有金銀銅錫，以爲器。市列。以金銀爲錢，文爲騎馬，幕爲人面。出封牛、水牛、象、大狗、沐猴、孔爵、珠璣、珊瑚、虜魄、璧流離。它畜與諸國同。”有學者將“璧流離”解釋爲“玻璃”，不一定正確。我們在《絲綢之路考古十五講》一書指出，“璧流離”一詞源於波斯語，相當於婆羅鉢語belur/bylwl（水晶）。“玻璃”一詞在梵文中是s’il ā，在婆羅鉢語中是j ā m。爲什麼古漢語不直接用這兩個詞呢？看來，波斯胡商最初用玻璃冒充水晶與中國人進行交易。商人之奸詐，古亦有之。既然罽賓國盛產水晶，那麼，何家村唐代窖藏所出八曲水晶長杯當爲唐初罽賓國貢品。除了罽賓國之外，中亞撒馬爾幹城粟特使者也向唐朝貢獻過水晶杯。《新唐書·西域傳》記載：“康國（今烏茲別克斯坦撒馬爾幹）……開元初，貢鎖子鎧、水精杯、碼碯瓶、駝鳥卵及越諾、朱儒、胡旋女子。”不過，罽賓國四種貢品皆見於何家村唐代窖藏文物，那麼，這件水晶杯更可能是罽賓國貢品。

1970年，山西大同市南郊發現一座北魏建築遺址，從中發掘出八曲銀洗一件。這件八曲銀洗高4.5、口徑23.8×14.5釐米，紋飾樸素，形制獨具特色，八曲每一曲都在器腹凹入較深，在口沿處又向器內側深深盤曲，形成小彎，彎口處飾忍冬紋。洗心在橢圓形環內捶出二海獸。與其共同出土的還有高浮雕人物紋高足鎏金銅杯、鑲嵌高足銅杯、線雕人物紋高足銀盃（高足佚失）、錘雕纏枝葡萄紋高足鎏金銅杯各一件。有研究者將這件八曲銀洗定爲波斯薩珊之物，不一定正確。聖彼得堡埃米爾塔什博物館收藏的一件薩珊波斯的八曲銀盤的造型和它很相似，但兩者圈足、口沿和壁面紋飾均不同。故夏鼐認爲這個窖藏中的“三件鎏金高足銅杯和一件部分鎏金銀碗，也是輸入的西亞或中亞的產品，帶有強烈的希臘化的風格，但不是薩珊式的。”此外，這個八曲銀洗上鐫刻有大夏銘文，產地應在中亞地區。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唐初罽賓國貢品八曲水晶長杯的發現，再次說明八曲造型是中亞古代器物的藝術特徵，那麼，北魏平城出土八曲銀洗更可能出自中亞工匠之手。

（未完待續）

文章來源：《考古與文物》2017年第06期

責任編輯：梅雅萱

審覈：郝麗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