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笨又慢平天下的曾国藩，会是一个好领导吗？

　　每个领导者都会关注这样一个问题：在中国社会文化的情景下，究竟什么样的领导力才会使领导者走向成功？对于这个问题，曾国藩或许是揭开答案的线索之一。

　　无论是毛泽东曾说过的“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还是蒋介石说的曾国藩为人行事“足为吾人之师资”，都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作为一个领导者，曾国藩身上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立德立功立言

　　中国古人对一个人的最高评价，是所谓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几位可以真正达到“三不朽”境界的人物之一。

　　“立德”就是品德的修养，修为的境界。曾国藩在这方面的成就是非常高的。慈禧太后对曾国藩曾有一个评价，说他是“古今第一完人”，即古往今来最完美的一个人。

　　曾国藩一生的追求是做什么呢？做圣贤。什么是圣贤？简单来说就是道德完美的人。所以他的座右铭是“不为圣贤，便为禽兽”。在他看来，人生只有两种境界：要么是圣贤，要么是畜生。这种成为圣贤的理念，构成了他一生追求卓越的强大的内在驱动力。

　　除了“立德”之外，曾国藩还“立功”了。所谓“立功”，就是建功立业，把事情给做成了。

　　曾国藩做的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镇压了太平天国。这件事从政治上来说，当然可以作出完全不同的评价，但是你不得不承认，他把这件事做成是非常不容易的。

　　曾国藩是文人，并非武将。他领导的湘军也不是国家的正规军，而是地方武装。湘军最早是团练，也就是民兵，是国家体制之外的意志临时招募的、地方性的武装，得不到国家资源的支持。

　　一个不懂军事的文人，带领一支体制之外的临时武装，竟然完成了正规军都完成不了的事业，这自然与曾国藩的领导有很大的关系。曾国藩能够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把湘军有一群草根起家的乌合之众，打造成了那个时代最有战斗力的部队，这就反映出曾国藩极强的领导力。

　　在“立言”方面，曾国藩也是超乎常人的。曾国藩阅历丰富同时他又善于总结，经常把自己对人生、对社会的体悟总结成一个字、一句话、一副对联，与他人分享。他的总结往往很通俗，但又很深刻，耐人寻味。

　　譬如，他总结的人生三畏“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天道三忌“忌巧、忌盈、忌腻”，都是人生的经验之谈。

　　他所指出的居官四败“昏堕任下者败，傲狠妄为者败，贪鄙无忌者败，反复多诈者败”，可谓深刻。今天官场上那些出事的官员，几乎都跌跤于这四败之中。

　　李鸿章对曾国藩的这一点就非常佩服，他曾经对人说：“古人谓一言可以终身行，真有此理！”（古人说一个字就可以一辈子遵行不悖，真是有这样的道理！）

　　梁启超在谈到曾国藩所总结出来的人生道理时也说：“彼其所言，字字皆得之阅历，而切于实际，故其亲切有味，资吾侪当前之受用者，非唐宋以后儒先之言所能逮也。”

　　梁启超的话翻译成白话就是：他（指曾国藩）所说的话，字字都是从阅历中来，符合实际，所以亲切有味，可以使我们受益无穷，不是唐宋之后的那些儒生们所能比拟的。

　　大道至拙

　　不少人心中的曾国藩，往往是精于权谋的形象。曾国藩因此也成为官场权谋的代名词。事实上，曾国藩能够成功的核心，并非权谋，而是理念。

　　曾国藩并非天资聪明的那种人。左宗棠对曾国藩的评价是“才略太欠”，是个“书憨”，即书呆子。梁启超也说曾国藩“非有超群轶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他没有超群绝伦的才华，在当时的杰出人物中，被认为是最笨的一个）。

　　然而，曾国藩的成功之处在于他恰恰因此发展出一套“困勉”“拙诚”的功夫。

　　所谓“困勉”，就是一步步从艰苦中勉力做出。曾国藩说“自以秉质愚柔，舍困勉二字，别无入处。”（我天资愚钝柔弱，除了困知勉行之外，别无下手之处。）

　　所谓“拙诚”，就是做事做人不存投机取巧之心，一步一步、实实在在地做。

　　在我们今天看来，曾国藩的领导力中，并非完全没有权谋的因素，但其大体是以卫道为激励之本、以纯朴为用人之本、以推诚为驭将之本、以耐烦为治心之本、以包容为处事之本、以大局为决策之本、以勤实为治事之本。而其核心，则是“忠义血性”的理念。

　　曾国藩以书生身份从戎，所面临的环境非常险恶。一方面太平军所向披靡，势如破竹。另一方面他所处的时代，又正是封建王朝的末世。整个统治集团中人心涣散、物欲横流、唯利是图、风雨飘摇。

　　在曾国藩看来，可怕的不是太平军的造反，而是人心的陷溺。军事失败只是一种表象，它背后其实是价值体系的崩溃。因此当务之急是以“忠义血性”为核心的理念来激发天良，改变人心。在“舍身卫道”“忠义血性”的驱动下，曾国藩的湘军的确表现出了异于其他军队的战斗力。

　　因此曾国藩的领导力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他用理念激励起一批有着同样价值观的人共同投身于他所谓的事业，从而使湘军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支有主义的军队”（蒋百里语），这也是他最终能够完成平定“大乱”事业的根本原因。

　　中国式领导力

　　曾国藩的领导力，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式领导力。这种领导力所体现的全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心，强调的是“修己安人”“内圣外王”“有体有用”。在中国人看来，领导者必须具备“圣”“王”的双重资格；有“圣”人修己之体，然后才能为“王”者治人之用。中国文化所强调的是，内在品格的养成是领导力成长的前提。用最通俗的话说，就是先学做人，后学做事，做人是领导力之本。

　　曾国藩兼具圣王双重的资格，造成精神事业的领袖，其领导力正是从传统文化中浸润而来的。这确实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大智慧与大境界。

　　有意思的是，曾国藩身上虽然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时代的局限性，但是他所总结出来并亲身践行的、在我们今天看来典型地与中国文化特性密切相关的许多内容，如耐烦、包容、谨慎、谦卑、果断、坦诚、朴实、恕道、毅力等，也恰恰是当代西方管理学理论中越来越重视的领导品质。这些内容，既是中国情境下领导者成功所必备的要素，也是成就伟大的领导者所必备的共同特质。

　　曾国藩的领导力，可以用“仰之弥高”来形容。北京大学管理学教授宫玉振老师在其著作《曾国藩领导力十二讲》一书中，用十二个字概括总结了曾国藩领领导力的要诀：重、耐、浑、明、辣、慎、勤、实、暇、裕、恕、强。

　　“重”，厚重、稳重。吕坤在《呻吟语》中曾说，“深沉厚重，是第一等资质”，“重”反映了在中国文化环境下一个领导者应该具备的外在形象和内在涵养。

　　“耐”，耐烦、耐心。曾国藩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做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对于领导者来说，情绪化的反应是一种不成熟的表现，耐烦是领导者的必修之课。

　　“浑”，浑含、浑厚。精明是领导者的第一层境界，浑厚则是领导者的第二层境界。用曾国藩的话说，“精明亦要十分，只须藏在浑厚里作用”。“浑”是一种包容的境界。

　　“明”，明白、清醒。曾国藩说：“办事以明字为第一要义”。“明”对于领导者领导行为的成败具有根本的价值。优秀的领导者，是高明与精明的集合体。

　　“辣”，泼辣、果断。眼明还要手辣，“辣”是一种决断力，关键时刻敢出手、敢拍板、敢下决心、敢承担责任。“辣”是成大事者必备的素质。

　　“慎”，谨慎、自制。“常存敬畏之心，才是惜福之道”，对于领导者来说这是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自制的意识的关键。自制对于领导者来说永远是一种美德。

　　“勤”，勤奋、勤恳。“勤字为人生第一要义。”“天下事未有不由艰苦中来而可大可久者。”“勤”要做到“五到”，即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

　　“实”，扎实、朴实。“天道忌巧”，管理最忌讳的就是投机取巧。管理的关键就是要把事情实实在在地做到位，“扎硬寨，打死仗”“尚朴实，耐劳苦”是湘军的基本精神，也是湘军战斗力的来源。

　　“暇”，空闲、从容。“世事多因忙里错，且更从容”，“暇”字强调的是安详从容的处事风格，着眼的是对做事节奏的把握。“暇”代表的是成熟大气的领导境界。

　　“裕”，宽裕、坦荡。“裕”是“万事浮云过太虚”的达观，是“尽人事、知天命”的释然，是“活泼泼之胸襟、坦荡荡之意境”的开怀。“裕”是对生命本质的深刻体悟。

　　“恕”，恕道、宽容。恕是将心比心，是同情的理解，是对自我的一种突破，是走出小我、成就大我，从而成就事业的关键。恕是中国式领导力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