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陈庆林"到"陈去病"，他改名表决心的故事值得我们细细品读

摘要：虽后来陈去病忙于追随孙中山的革命事业，无心顾及南社的发展，但他对南社的首创之功，仍值得称道。2 日，陈去病在该报发表《南社例十八条》，后又发表《南社诗文词选叙》，提倡文学需是在国家危难背景下书写的“不得已”之作，并隐晦提出此社追随的乃是惊隐诗社反清的政治主张。

陈去病本名陈庆林，出生于苏州城内平江路的庆林旅社，又在同里度过了他的童年时光。他的母亲倪太夫人是元代著名画家倪瓒后裔，自小熟谙诗文，知书达理。自庆林五岁起，倪太夫人便设几于室内，亲自教授他识文解字；两年后，又在家设私塾请来先生，教他读史识大义；此后还不时为他购买时务报册，从小培养他的家国精神。

关于陈庆林在同里的早年时光，记载很少，但通过他曾经居住的房屋的形态，或许可以猜测一番。陈去病故居位于同里古镇边缘，三元桥畔，是一栋典型的江南式粉墙乌瓦建筑，外表朴素，只有高厚的院墙能体现出主人家是有些社会地位的。从滨水的门洞进入，陈家旧宅院落紧凑，陈庆林少时居住读书的二层略微有些狭窄，由此可见，他年轻时代的经济条件并非很优越。或许在那个时候，对社会的思考、对变革的渴望就已开始埋藏在这个少年的心中。

摄影：张律堂

1900 年，陈庆林受邀前往退思园私塾教书，其所教学生任传薪即是后来丽则女学的创办者。这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携光绪逃往西安；次年，《辛丑条约》签订，陈庆林听闻后评议道：“幸生虽一时，丑态中外耻”。

同年，倪太夫人去世。许是丧母之痛间接刺激到了陈庆林。他需要做些什么，让自己从悲痛中抽身而出，也不枉母亲的养育、期待。1902 年，他受邀赴上海参与蔡元培、章太炎等人组建的中国教育会，回同里后，便与金松岑等共同成立了“中国教育会同里支部”，兼代售《新民丛报》。革命的思想在这一番与外面世界的接触中渐渐成型。

彼时，维新后的日本蒸蒸日上、朝气十足，一水之隔的清帝国则上上下下忙于抓捕革命人士。不少青年转而留学日本以避乱，兼图大事，“中国教育会”也决定选派一批成员留日，陈庆林名列其中。1903 年2 月，陈庆林登上了去日本的轮船，此时他还不知道，随轮船一同远去的还将有陈庆林这个名字。再回来时，他已与那个自己成长所在的旧中国划清界限，成为了后人所熟知的陈去病。

摄影：李坚强

陈去病这一名字的由来，要从日本之行的第一站大阪说起。1903 年3月，陈庆林等一行十一人抵日，先至大阪。当时大阪天王寺正举办博览会，设有人类、参考、机械、教育、台湾等馆。3 月12 日，他们前往参观，游览完其他馆后，行至台湾馆。只见台湾馆的大门俨然如衙署，甫一进门，便见茶肆内有两名台湾妇女，着古装，裹小脚。左边一间屋子设有几具人偶，有的穿翎顶补服、有的小足盛装、有的着白色丧服，还有的伸手乞讨，而大门右边走廊处，竟设有福建出品之展览，显示出日本觊觎福建之野心。

陈庆林等一行人深感日本辱华之重，当即找到负责此事的清廷官员及日方主办人交涉，终将有辱华形象之物品除去，并将福建出品移出台湾馆。而后不久，陈庆林听闻广西巡抚王之春为剿灭革命者，以全省之电线、铁道、矿产权为筹码换取法国人援助。他去信教育学会同仁，表露亡国之忧，并赋诗道，“警警警，白祸燃眉鹿走铤；醒醒醒，庞然巨物勿高枕；奋奋奋，伟大国民莫长病；兴兴兴，舍身救国为牺牲。”

此后，他便以“去病”为名，取其“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之意，体现了其革命目标和手段的日趋明确。事实上，此时他已有了追随孙中山之意，只是尚未得机会相见。

右一为陈去病。供图：张夷

1907年年底，刘师培夫妇由日本归国，陈去病、柳亚子、高天梅等为其设宴接风。也正是在此次宴席上，陈去病提议创立文社以继承明末几社事业。次年1 月7 日，《神州日报》发表了他们在席间的唱和诗作，此可谓南社之先声。1 月12 日，陈去病携诸友再聚酒楼，提出“借文酒聊盟，好图再举”，遂结南社并摄影留念。文社虽“文”，但正如高旭所说，其“意实不在文字间也”。而南社之“南”，则正是其“意”之所举。陈去病自日本归国后，尤喜欢“南”字。他有感于“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一句，一度更名“巢南”，还将自己的诗集取名为《巢南集》。而他自己也解释道，“南者，对北而言，寓不向满清之意”。

1909 年10月17日，高旭在《民吁报》发表《南社启》。2 日，陈去病在该报发表《南社例十八条》，后又发表《南社诗文词选叙》，提倡文学需是在国家危难背景下书写的“不得已”之作，并隐晦提出此社追随的乃是惊隐诗社反清的政治主张。11 月6 日，陈去病又发表《南社雅集小启》一文，宣布将于一个星期后在苏州虎丘召开第一次雅集。雅集选址虎丘，想来是为了纪念当年复社千人集会的盛况；而南社的社址定于张公祠，可见其反清宗旨。

13日这天，南社成立大会如期举行。与会者一行十九人，坐着游船于阿黛桥出发，沿七里山塘直驱虎丘张公祠。当日，张公祠内设了两桌船菜，席间觥筹交错，边饮边议事，当场便选出陈去病为文选编辑，高天梅为诗选编辑，庞树柏为词选编辑，柳亚子为书记，朱少屏为联络宣传和会计，同时还决议刊行《南社丛刻》。值得注意的是，与会者十九人，除却两名来宾，其余十七人中就有十四人为同盟会会员，足见革命者在南社中的分量，而事实上，二者在未来革命道路上也确实一文一武互成犄角、相互助力。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革命文学团体，南社在辛亥革命期间引导并集结了大批文人走向革命，在思想上、组织上都起到了巨大作用。虽后来陈去病忙于追随孙中山的革命事业，无心顾及南社的发展，但他对南社的首创之功，仍值得称道。

摄影：张律堂

1931 年春，陈去病以年老多病为由，辞去所有职务，回到同里过起了隐居生活。此时他儿孙绕膝，本可尽享天伦之乐，然而时局的动荡注定了他不能安享晚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朱梁任父子遇难……陈去病看到的是“四海兵戈漫不收，万花成阵总含愁”。

风起云涌的上海近在咫尺，近代化浪潮拍打下的江南市镇注定不可能成为一个静好的温柔乡。这里并不与世隔绝，更不是世外桃源，哪怕是深居水网之中、往来进出都只能乘船的同里也一样。心灰意冷的陈去病希望避居家乡，乃至落发出家，却终难了断俗世烦恼。在同里，若想做一个不闻世事的自了汉，并非不能，但对一个曾胸怀大志且投身进革命潮流的人来说，家事国事天下事，戒不掉、躲不开。把时间倒回半个世纪前，陈去病曾经在这里接受的启蒙和教育就注定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