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澄明、乾淨的文章境界值得後人追摹，他對新學術的發生與拓展也起到示範作用，堅持爲大衆寫作、爲中學生編書、大專家寫小文章，雖非一時耀眼的明星，但放長視野，其精神價值更恆久，也更耐人尋味

世人眼中，朱自清是詩人、學者、散文家，也是戰士。可還有一重身份不該被忽視，那就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傳道授業解惑的“教師”——在我看來，此乃其做人做文做學問的底色。一生如此短暫（1898—1948），居然有那麼多功業，去世多年仍被人掛念與懷想，這很不簡單。

1920年畢業於北大哲學系，暑假後開始教書：先在杭州第一師範，後移至揚州八中、吳淞中國公學、台州六師、溫州十中、寧波四中、白馬湖春暉中學；1925年秋，因清華學校加辦大學部，轉任國文系教授，開始其大學教師生涯。不同於今日讀研究生、拿博士學位的專門家，朱自清在北大唸的是哲學系，日後教的是語文或中國文學史，按今天的標準，專業還不太對口呢。先是寫詩作文出名，而後才進入大學教書，興趣廣泛，自強不息，有一點始終沒變，那就是堅持爲大衆寫作，爲中學生編書。如此大專家寫小文章，從沒感覺掉份，反而樂此不疲。

五年中學教員生涯，輾轉各地，很是辛苦，但鍛鍊了朱自清的生活態度與寫作策略。做事認真，爲人謙和，腳踏實地，不尚空談，這種生活姿態，更接近於恬淡的散文，而不是激揚的詩歌。因此，不妨就從朱自清最廣爲人知的散文家身份說起。

尊重讀者 透澈爲文

朱自清的散文特別受中學教師的青睞，且很早就進入各種《語文》教材。有政治家的推崇，也含新文學的升溫，但更關鍵的，還是因其文章風格以及寫作策略。教過五年中學語文，成爲大學教授後的朱自清，依舊關注中學生的閱讀。《歐遊雜記·序》稱：“本書絕無勝義，卻也不算指南的譯本；用意是在寫些遊記給中學生看。在中學教過五年書，這便算是小小的禮物吧。”別小看這爲中學生寫作的立意，文學史家王瑤便在《念朱自清先生》中稱讚此書“用精練的口語，細細地談着，使讀者如臨其境，如聞其聲”。若再考察《標準與尺度》《論雅俗共賞》《語文影及其他》等後期寫作，均混合評論、隨筆與雜感，既是學問，也是文章。讀者多欣賞朱自清描寫風景的《荷塘月色》《槳聲燈影裏的秦淮河》，以及抒寫人情的《背影》《給亡婦》等，這固然是現代文學史上的名篇，但我更喜歡他那些談古論今兼及社會問題的作品，肯爲讀者着想，從不逞才使氣，偶爾也會來個隱喻或排比，但筆墨極爲簡潔。

在《〈胡適文選〉指導大概》中，朱自清曾表彰胡適對中國文學的最大貢獻，不是新詩，而是文章：“他的長篇議論文尤其是白話文的一個大成功。一方面‘明白清楚’，一方面‘有力能動人’，可以說是‘達意達得好，表情表得妙’。”而以下評語，其實可套用來評說朱自清本人的文章：因爲曉得尊重讀者，故“他的說明都透澈而乾脆，沒有一點渣滓”。這種澄明、乾淨的文章境界，很是難得。

多年前，季鎮淮在《回憶朱佩弦自清先生》中稱：“作爲文學的散文，朱先生努力運用語言文字而得其自然。作爲國學的著作，他對運用語言文字亦非常努力，這一點我們應當特別指出。”這裏說的是抗戰中完成的《經典常談》。朱先生在此書的序言中謙稱：“各篇的討論，儘量採擇近人新說；這中間並無編撰者自己的創見，編撰者的工作只是編撰罷了。”此等提要鉤玄的工作，除了眼光與學識，還得有好的筆墨情趣。以“文第十三”爲例，開篇是“現存的中國最早的文，是商代的卜辭”，結束處則是“經過五四運動，白話文是暢行了”，整個一部中國散文史，用萬把字篇幅說清楚，條分縷析，井然有序，而且大致不錯，這談何容易。

五四新文化運動最堅實的成果是白話文，而如何“白話”，是個大問題。必須兼及“白話文學”與“白話學術”，方纔可能長治久安。不說詩歌戲劇小說，單是文章如何借鑑口語而不流於鄙俗，朱自清的苦心經營便值得後人追摹。這與日後葉聖陶提倡“想得清楚，說得明白”的《寫話》，頗爲神似。

關注當下 着眼民間

朱自清生前編定的最後一書《語文影及其他》，收錄有《說話》《撩天兒》《如面談》《論廢話》等十則分辨語詞的短文，該書的序言，開篇即自報家門：“大概因爲做了多年國文教師，後來又讀了瑞恰慈先生的一些書，自己對於語言文字的意義發生了濃厚的興味。”至於公開表態追摹燕卜蓀，更是在此前十幾年。《詩多義舉例》（1935）中，作者稱：“去年暑假，讀英國的Empson的《多義七式》（Seven Types of Ambiguity），覺着他的分析法很好，可以試用於中國舊詩。”在文史研究中，將語義分析和歷史考據相結合，朱自清的《詩言志辨》大獲好評。

《詩言志辨》確實是朱自清的代表作之一，可我還是更關注其學術起步階段的《中國歌謠》與《中國新文學研究綱要》。1928年8月17日，國民政府決定改清華學校爲國立清華大學，中文系主任楊振聲和朱自清多方規劃，希望突出自家面目——“那時清華國文系與其他大學最不同的一點，是我們注重新舊文學的貫通與中外文學的融會”。緊接着，就是朱自清的大動作——1929年春季開設“中國新文學研究”、秋季講授“中國歌謠”。這兩門讓人耳目一新的課程，同時出現在國立清華大學剛剛誕生的1929年，並非偶然。

據浦江清《〈中國歌謠〉跋記》：“朱先生在清華大學講授‘歌謠’這課程是從1929年開始的，在當時保守的中國文學系學程表上顯得突出而新鮮，很能引起學生的興味。”至於《中國新文學研究綱要》，早年只是作爲講義在師生間流傳，真正整理面世，遲至上海文藝出版社1982年2月推出的《文藝論叢》第十四輯。

一個是悠久但卑下的“民間文學”，一個是年幼而生氣淋漓的“新文學”，這兩門新課的開設，其實是服從於或者說得益於新大學的崛起。關注當下，着眼民間，努力介入思想建設與文學革命，讓清華中文系迅速獲得生機與活力。這不僅是一兩門新課程，更牽涉對大學中文系的定位，1931年的《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概況》開宗明義：“本系從民國十七年由楊振聲先生主持，他提供一個新的目的，這就是‘創造我們這個時代的新文學’。”朱自清批評其他大學國文系“他們所要學生做的是舊文學研究考證的功夫，而不及新文學的創進”。這裏的鋒芒所向，包括高傲且保守的北大中國文學系。楊振聲、朱自清、俞平伯等都是北大出來的，當然明白挑戰老大哥，必須找到很好的角度與策略。

因當年各大學尊古之風盛行，這兩門多有創見的課程，沒能長期堅持。但其篳路藍縷，對新學術的發生與拓展，起了示範的作用。半個多世紀後閱讀，依舊很有新鮮感。

誠摯律己 勤勉篤實

曾在清華大學修過朱自清三門課的小說家吳組緗，在《敬悼佩弦先生》中稱：“我現在想到朱先生講書，就看見他一手拿着講稿，一手拿着塊疊起的白手帕，一面講，一面看講稿，一面用手帕擦鼻子上的汗珠。他的神色總是不很鎮定，面上總是泛着紅。”朱自清講課極爲認真，甚至到了有點拘泥的地步。季鎮淮回憶在西南聯大念研究生時，旁聽朱先生講授“文辭研究”專題課，臺下就王瑤一個學生，他依舊認真板書。師生倆一個寫一個記，此舉既見學風，也顯性情。

閱讀朱自清日記，特別感慨其自我要求甚高，故內心十分緊張。雖長期擔當清華中文系主任，在學界及社會上聲譽日隆，日記中卻是不斷地自我檢討。1936年3月19日日記：“昨夜得夢，大學內起騷動。我們躲進一座如大鐘寺的寺廟。在廁所偶一露面，即爲衝入的學生們發現。他們縛住我的手，譴責我從不讀書，並且研究毫無系統。我承認這兩點並願一旦獲釋即提出辭職。”這可不是偶一爲之，請看以下日記——1931年12月5日：“這兩天夜裏做了一些奇怪的夢。在其中一個夢裏，我被清華大學解聘，並取消了教授資格，因爲我的學識不足。”1932年1月11日：“夢見我因研究精神不夠而被解聘。這是我第二次夢見這種事了。”可以和這些夢境相呼應的，當屬1935年1月17日的日記：“浦告以昨晚我醉後大講英語和日語，這大概是自卑感的表現。”如此不堪的夢境與醉態，朱自清居然都記錄在案，目的是自我警醒。其實，他的工作做得很好，如此律己過嚴，或許與他的胃病互爲因果。

同樣談古論今，胡適之寬容，聞一多決絕，朱自清通達（有時優柔寡斷），這都與個人性格及才情有關，勉強不得。1922年在臺州教書時，朱自清撰寫長詩《毀滅》，很能見其趣味與立場。此詩備受文學史家重視，但在我看來，這與其說是精美詩篇，不如說是人生宣言：“從此我不再仰眼看青天，/不再低頭看白水，/只謹慎着我雙雙的腳步；/我要一步步踏在泥土上，/打上深深的腳印！”

在《背影·序》中，朱自清說過：“我是大時代中一名小卒，是個平凡不過的人。”類似的意思，他在很多地方提及。你以爲是矯情，不是的，他真的就這麼想。性情平和的朱自清，在現代作家中，才氣不是很突出，可他一直往前走，步步爲營，波瀾不驚。《毀滅》長詩的最後是：“別耽擱吧，走！走！走！”如此坦誠、篤實、勤勉，很讓人感動。

有人習慣急轉彎，有人擅長回頭看，有人喜歡三級跳，朱自清則始終穩紮穩打，有堅守有追求也有收穫。平常心是其最大的特色。他和他那批在立達學園、春暉中學、開明書店共同奮鬥過的朋友，如葉聖陶、豐子愷、朱光潛、夏丏尊等，都是低調的理想主義者，“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業”。短期看，並非耀眼的明星，但放長視野，不能不佩服其精神與毅力。世人多喜歡絢麗的彩虹，那固然搶眼，可也迅速消逝；另一種景色，秋水長天，看似平常，但更恆久，也更耐人尋味。

（作者陳平原爲北京大學博雅講席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

製圖：蔡華偉

《 人民日報 》（ 2018年11月23日 24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