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王小魯：要減少不必要的政府支出，與企業減稅並進

中國經濟在機遇與挑戰中走過坎坷而又平穩的一年。在2018年行將結束時，民營經濟走到了“聚光燈”下，成爲全社會關注的焦點。年中，“民營經濟退場論”甚囂塵上，年尾，一場座談會廓清了對民企的思想迷霧。

11月1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民企座談會上說，我國的民營經濟只能壯大、不能弱化，不僅不能“離場”，而且要走向更廣闊的舞臺。隨後，各部門和各地政府聲勢浩大馳援民企，資金與政策並行，民營企業在艱難的環境中迎來希望。今年是改革開放40年，正如所言，40年中國經濟面貌翻天覆地變化的同時，也是民營經濟波瀾壯闊的發展史。

除了民營經濟，2018年房價快速上漲勢頭繼續被遏制，金融保持穩定，去槓桿進一步推進，傳統經濟和新經濟依然展現出巨大的潛能。2018年即將結束，2019年倏忽而來，明年民營經濟如何發展，中國經濟又將走向何方？

新京報經濟新聞部一如既往推出年度鉅獻《看2019.新聲》，邀請國內頂尖級經濟學家、企業家和官員，共話民營企業，問道中國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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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觀點：

紓解小微融資困境：要想市場能接受的辦法，儘量少用行政命令

消費走緩也不必過於驚慌，未來經濟發展仍然會有前途

讓老百姓敢花錢，經濟才能增長

居民槓桿率現在相當高，也擠壓了消費

即將告別的2018年，中國經濟領域熱議話題頻現。談及一年間印象最深刻的經濟事件，經濟學家、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脫口而出：“中央再次提出來公平對待民營企業，重新肯定民營企業的作用，鼓勵民營企業繼續做好。”

他說，此前有很多混亂的認識，如果不澄清認識的話，民營企業覺得沒有前途、沒有信心，不敢再幹下去了。他補充說，更關鍵的是需要切實改善營商環境，消除歧視性政策和待遇，把公平競爭落到實處。

同時，針對減輕民營企業負擔，王小魯建議，不能徵過頭稅，也要避免預徵預繳。企業社保繳費負擔需要有一個大幅度的下降，關鍵是拿出足夠多的國有資產補充社保基金，同時減輕企業繳費率。對於紓解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王小魯認爲，要想市場能接受的辦法，儘量少用行政命令，後者出發點是好的，但可能難以達到預期效果。

近期“消費降級”的說法頗爲流行，王小魯坦言，如果說整個經濟在逐漸走緩，未來幾年消費走緩並不奇怪。但是隻要堅持改革和結構調整，未來經濟發展仍然有前途，還會恢復。所以，消費走緩也不必過於驚慌。他表示，我們過去已經造成了一個投資率過高、消費率過低的狀況，現在要恢復到一個更合理的水平，經濟增長反而可以更快。讓老百姓敢花錢，經濟才能增長。

2018年11月13日，北京，經濟學家、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新京報記者 陳鵬攝

談民營企業紓困：公平對待民營企業 用市場的辦法紓解民營企業融資困局

新京報：2018年你印象最深刻的經濟事件是什麼？

王小魯：比較重要的還是中央再次提出來公平對待民營企業，重新肯定民營企業的作用，鼓勵民營企業繼續做好。這至少傳遞了一個重要信息，因爲此前確實有很多混亂的認識。過去媒體宣傳國有企業要做大做強，並沒有說民營企業要做大做強，是不是意味着將來民營企業要逐漸退出？再比如，有些地方說混改要以國有企業爲主，目的是加強國有企業的控制力。這個認識就有很大的問題，你把民營企業放在什麼位置上？民營企業不是共和國的企業嗎？民營企業沒有對中國經濟增長作出重大貢獻嗎？

實際上，改革開放以來，民營企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對中國經濟增長第一位的貢獻是民營企業做出來的。在這個問題上如果不澄清認識的話，民營企業覺得沒有前途、沒有信心，不敢再幹下去了。

我認爲，中央及時給出這麼一個信息非常重要。當然更重要的是，要實實在在讓民營企業感覺到處在一個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不同企業、不同所有制企業，都一樣公平競爭。要創造這樣一個企業經營環境是最重要的。

新京報：融資困境是民營企業、特別是小微企業時常面臨的一個問題，近期備受關注，也有一些針對性措施落地。對於紓解這個世界性難題，你有哪些建議？

王小魯：小微企業融資難的問題由來已久，其他國家也有這樣的問題，我們國家可能顯得更突出一些。我覺得主要一個問題是銀行體制限制太多、門檻太高，而且往往用限制進入來代替事後監管，因此我國小型、民間的銀行或金融機構沒怎麼發展起來，市場上主要是大中型銀行。但是這些大中型銀行，特別國有大銀行對小微企業貸款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除了政策導向可能有不公平的因素，還有一個客觀因素：大銀行面向全國、網絡分佈很廣，但你要讓它去一家一家地收集信息，瞭解各地方小微企業的情況，可能很困難。對它們來說，給小微企業貸款，相對來說可能成本比較高、風險比較大，因爲搞不清楚那麼多家小企業信用好不好，經營得怎麼樣，風險有多大。要是專門去做調查、做評估，最後貸個3萬、5萬，就得不償失。

實際上，小型金融機構在這方面有很多長處，因爲它可能就是在某個地區，在局部的一個區域從事經營，對當地情況比較瞭解，哪些企業經營得好，心裏有數。所以，怎麼樣在監管的同時，能夠做到讓這些草根型金融機構能夠進入、參與金融競爭。政策以後可能要更多往這個方向考慮。

因爲現在小微企業融資的外部融資條件不利，情況不好，所以主管部門比較急切地希望改變這種狀況。但是我覺得，用行政命令的辦法，可能難以達到預期效果。

下個命令讓銀行給小微企業貸款，但是銀行又要考慮到規避風險，要考慮成本問題，那麼在這幾種因素之間做選擇，往往就達不到主管當局希望的結果。比如，我聽到有些銀行說，逼得我沒辦法了，我就從小微企業搭個橋，讓國有企業給小微企業擔保。最後貸款實際上就到國有企業那去了，在小微企業那裏過一下。這種情況對銀行來說，可能是規避風險的一個辦法，但可能產生負面影響，貸款放出去，可能又進了虛擬經濟。所以，我覺得要想市場能接受的辦法，儘量少用行政命令。

新京報記者 張瑞傑攝

談減稅降費：企業社保繳費負擔要有一個大幅度的下降

新京報：除了融資，被關注比較多的是怎麼實現“實質性降低民營企業負擔”。今年政策層面圍繞“減稅降費”出臺了一系列措施，但減負的呼聲並未消減，甚至出現“稅負增多論”，依據是財政收入增速高於同期GDP增速。

王小魯：這種情況一直存在，但近一兩個月的財政收入增速減慢了。未來怎樣還需要觀察。出現這種情況可能有一個問題，對財稅部門來講，首先要考慮的是完成任務。我完成多少稅收，能夠保證政府必要的預算收入。那麼帶着這種任務觀去考慮問題的時候，往往會忽略了：稅收不光是政府獲得收入的手段，同時還是一個調節宏觀經濟的槓桿。

如果你僅僅是爲了完成任務，那稅務部門可能是多收一點比少收好。當然，上級稅務部門不一定會下達命令，去讓各基層部門去徵“過頭稅”，但只要有硬任務要完成，那基層稅務部門就有可能徵“過頭稅”。可能會採用很多強力手段，結果徵稅超過了該徵的範圍。 如果上級稅務部門對下級只有數量要求，不檢查徵得合理不合理，這種情況就很難避免。

這裏還有一個情況，企業在實際收入沒有發生之前，預繳所得稅或者其他的稅。對稅務部門來說，這樣能夠早一點完成任務，甚至超額完成任務，將來從以後的稅裏頭再扣除。但對企業來講，今年經營不好，本來應該交100萬，你收了200萬，可能就是雪上加霜，使企業面臨更大的困難。還是要實事求是，該徵多少徵多少，不能徵過頭稅，也要避免這種預徵預繳，給企業造成過重的負擔。

除了稅以外，還有繳費，其中特別重要的是社保繳費。如果一個企業給職工繳齊了的話，可能就是工資總額的40%，對企業來說是一個很重的負擔。而我們國家爲什麼社保繳費有這麼重的負擔？這裏頭有歷史原因。

改革以前，國有企業不存在社會保障的問題。改革以後，那些老職工陸陸續續退休，他（她）原來沒有繳過社保，但退休了要享受養老保險，要靠新人繳稅來養老一代。實際上，這是我們國家國有企業過去的一個欠債，該給工人上的保險過去沒有上，那麼靠後來徵繳來滿足老一代的退休職工的需要，無形之中負擔就要加重。前一個時期，（政府）在這方面做了一些事，即拿出一部分國有資產來劃撥給社保基金，減輕社保基金的資金壓力。我覺得這個方向是對的，但是力度還不夠，還是需要加大力度來做這件事。同時要降低企業社保費率。

可能還有一些認識上的障礙需要掃除。不要動不動就說什麼國有資產流失了。你要知道，國有資產就是那麼多職工多年來通過工作、努力付出形成的，回過頭來用於解決職工面臨的社會保障問題，是理所當然的事。哪怕多拿出一些國有資產來，用到社會保障方面，來補充社保基金，同時把企業的繳費負擔減下來。我覺得要有一個相當大幅度的下降，這樣企業才能鬆一口氣，纔會覺得負擔減輕了。

這裏面還涉及一個問題。國有資產劃撥給社保基金，因爲現在國有資產的盈利狀況不太好，利潤率通常很低，那麼看起來是劃撥了一大筆國有資產，但真正能夠用的是它獲得的盈利。盈利非常有限，所以遠水解不了近渴，解決不了燃眉之急。

這種情況下，辦法可以多想一點。比如說，一直在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那麼改革中有一些國有企業要出讓股權，有些經營不好的國有企業要退出，都可以通過市場渠道，把國有資產變現。假定說，原來的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共同組成一家企業，可能要拿出一部分股份來進行轉讓，那轉讓獲得的收入是不是可以直接用來彌補社保基金的不足？在市場上直接轉讓，比把國有資產劃撥給社保基金，可能起作用會更快一點。

圖/視覺中國

新京報：減稅減到何種程度才合適？

王小魯：我們國家稅費負擔到底多少是合理的，對企業而言稅費負擔是不是重？我個人覺得重，如果要減輕的話，當然意味着財政收入要減少，有很大的空間可以減少。

經常有人拿我們國家政府收入和發達國家政府收入做對比，說我們不算太高。如果我們把財政預算收入加上其他收入，比如說政府賣地的收入、社保基金收入，還有國有資本的收入都加上的話，大概至少是GDP的1/3。

這個比例高不高？有些人說不高，因爲有些發達國家可能超過三分之一，可能到40%，甚至超過40%。這種情況確實有， 但我們要看一下發達國家這麼高的政府收入主要用在什麼地方？他們政府收入的主要部分是用在民生，用在社會保障，用在公共服務，老百姓的住房、醫療、教育這些方面。看起來稅收很高，但是用在老百姓身上。

我們國家如果說政府收入佔了GDP的1/3，那麼這1/3的GDP用在哪了？這些年醫療、教育這些公共服務有改善，社會保障有改善，但以國際水平衡量，我們的醫療、教育，包括保障性住房這些方面的政府支出比例仍然是偏低的。

而高在什麼地方？主要是政府的行政支出，發達國家的行政支出可能佔財政支出的10%左右，我們國家如果算算賬的話，大約在20%以上。這麼高的行政支出是不是必要？是不是用得都合理？其實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比如說，我們政府機構很臃腫，機構很多，好幾套班子，領導幹部一個正職，七八個、十來個副職，人浮於事。多年來沒有解決這個問題，常常是精簡了，又膨脹，人員在不斷增加。好多政府支出未必是合理的，壓縮的餘地很大。

再一點就是政府的投資支出。當然這個投資支出來源不一，不光是來自財政預算，還有來自賣地的收入、來自銀行的貸款，或者建立融資平臺來借款，大量的借款最後都變成政府負擔。因此，過多的政府投資支出，而且其中有相當數量是效率很低的，或者是無效的投資。

過去我們好多產業領域裏不斷投資，最後造成大量過剩產能，然後又要靠行政手段去除這些產能，就造成資源的重大浪費。另外，比如說城市建設，很多地方拆舊城建新城，樓房還在完好的狀態就拆掉建新樓，搞花園型城市，搞大廣場，拓寬馬路，蓋地標建築、形象工程，一切都要講氣派、貪大求洋，無形之中大量花費投資，而這些投資中間有相當一部分是無效的、低效的，或者說造成浪費。城市建設和基礎設施建設也需要根據我們現在實際的發展狀況，需要有一個合理的支出水平，不是越大越好、越多越好、越高檔越好，否則必然要造成浪費。

所以，這方面我覺得餘地很大。把不必要的投資減下來，一方面可以減輕企業的負擔，另一方面可以拿出一部分政府收入來改善老百姓的生活，改善公共服務、社會保障。那麼多農民工在城市裏沒有戶口，怎麼能儘快改變這個狀況，儘快地轉化成市民，能夠在城市裏安家落戶，這是政府首當其衝要解決的。

新京報：目前來看，減少財政收入的環境是不是已經形成了？

王小魯：這恐怕取決於一個重要條件，就是政府支出結構要變，要減少不必要的支出。與此同時，減少企業的繳稅負擔。這兩件事需要同時並進，都需要做，單做一件可能效果都不好。現在整個經濟形勢不算好，經濟增長還在走緩。在這種情況下，企業經營會面臨很多困難，那麼政府收入下行也會帶來一些麻煩。

但畢竟這是暫時的，下決心給企業減輕負擔，讓企業能夠回到一個正常經營的狀態。那麼，現在面臨的經濟困難就可以早一點過去。我覺得在這方面不要眼光太短，要放得長遠。現在給企業減負，減少政府收入，帶來了一些當前的困難。也許一下子還看不到效果，要有一個恢復期。所以，未來幾年就得準備過苦日子，但這是爲長遠發展創造條件。不是非要把今年GDP搞到增長百分之多少，或者今年財政收入保證多少，這些都太短期。有些短期的困難不是承受不了，是可以承受的。只要長遠來看有前途，能看到光明，那短期承受有點困難，社會各界、企業、老百姓我覺得都是可以理解、可以接受的。

談“消費降級”：未來幾年消費走緩不奇怪

新京報：剛纔說政府準備過苦日子，實際上民衆現在也有反映“勒緊褲腰帶過日子”，包括前段時間“消費降級”的說法流行。你怎麼看待這個現象？目前我國家庭債務的水平會不會對消費形成擠出效應？

王小魯：前一時期，消費對經濟增長起了很重要的支撐作用。我們最近幾年的經濟情況不好，出口減速、投資減速，相對來說，消費增長還比較正常，前幾年一直是消費在起重要支撐作用。如果說整個經濟在逐漸走緩，消費是否能始終保持一枝獨秀，始終很好？不可能。只不過它是一個滯後變量，可能反應會慢一點。

如果今年經濟情況不太好，不見得消費馬上受影響。但是如果持續幾年，消費必然受影響。所以，消費放緩是個必然現象，只不過和經濟增長相比，放緩的速度存在時間上的滯後，反應慢一些。從這個角度來看，未來幾年消費繼續走緩也不奇怪。但是隻要堅持市場導向的改革和結構調整，未來經濟發展仍然會有前途，還會恢復。所以，消費走緩也不必過於驚慌，這個事情是必然性的。

另一個方面，高槓杆率和高房價造成了很多問題。居民買房子負擔非常重，有一些人要買房子也得大量借貸，結果就形成“高槓杆”。而且房地產市場又給人這種預期——越不買將來會越貴，房價只會升不會降。有些人可能把祖孫三代的錢都攢在一塊，咬牙也得把房子買下。那麼，一方面就造成了很高的槓桿率，另一方面可以看到金融機構貸款中居民貸款是在快速上升的。

居民槓桿率過去不高，現在已經相當高了。原因和房地產市場密切相關。一方面高槓杆帶來高風險，另一方面給老百姓造成了很重的負擔，同時也擠壓了消費。我把家裏所有的存款和我父母的存款，都拿去買房交首付了，還有很大一筆貸款要還，我怎麼還敢消費？可能未來多少年他的消費都會受影響。

房地產價格只升不降，到底什麼原因造成的？我覺得兩個原因很重要。一個是，過去很長時間，貨幣一直寬鬆。你發了那麼多票子，總要有地方去。如果不去股市，可能就去房市。如果CPI漲不起來，那地價房價就得漲起來。

票子去哪了？那就是去土地市場和房市。不恢復中性的貨幣政策，必然就造成地產泡沫不斷增大，給將來也會造成重大風險。因爲泡沫越來越大，總有破的時候。什麼時候破了，就會對經濟造成重大打擊，而且可能是一個長期的打擊。與其這樣，爲什麼不從現在做起？就把貨幣政策調到一個更合理的水平。我想這是一個因素，那麼還有一個因素就是現行的土地制度推高了地價，也就推高了房價。因爲房價都和地價連在一起。

地價爲什麼高？大城市地價當然要更高，這一方面是市場因素。但是不是該高到現在這種程度？北京四環外一套普普通通的房子可能就上千萬，老百姓多少年的收入能買這麼一套房？對普通工薪階層來說，可望不可及。有人說這和發達國家比，我們不算太高，但是你的人均GDP才八千美元，人家是好幾萬，人均GDP跟人家差幾倍，房價和人家一樣高，甚至更高，你還說不高？房價就是過高。過高的原因，除了剛纔說的和貨幣政策、流動性有關，再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土地制度。

因爲我們現在土地市場沒開放，土地的一級供應商就是政府。政府先從農村徵地，再賣地。可能一兩萬塊錢徵來的，一賣就賣好幾百萬一畝地，這些收入都是政府的。當然還要扣除一部分成本，但是終歸政府每年從土地上得到大量收入，這個收入也給地方政府一個刺激。你要擴大政府收入，就得把地價抬高，所以地方政府希望地價越高越好。但政府要考慮社會公衆的利益，不能只考慮收入，要考慮社會長期的可持續發展。

從這個角度來講，我們現在這種土地制度鼓勵各級政府抬高地價、擴大政府賣地收入，我認爲不能再維持下去。其實十八屆三中全會早就說了，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而且講了農村集體建設用地應該和國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權同利。這幾年這方面改革沒有多少進展，我覺得這是需要推進的。推進目標是什麼？就是形成一個土地市場、城鄉建設用地市場，靠市場來配置資源。當然也需要有規劃，比如說耕地不能再減少了，也不能隨便佔耕地。但是在這個前提之下，要靠市場來配置資源，而不是靠政府獨家配置資源。

新京報記者 張瑞傑攝

新京報：在當今的經濟環境下，如何進一步激發消費潛力？

王小魯：我們國家從改革開放以後，消費率（GDP中最終消費佔的比重）在80年代、90年代基本上都百分之六十幾，就是說2/3是消費，1/3是投資。在世界上，這個消費率相比而言是低的，我們儲蓄率、投資率是高的。因爲很多國家基本上沒什麼儲蓄，都消費掉了，所以他們沒有錢投資、經濟發展慢。我們就有這個好處，80年代、90年代拿GDP的1/3來投資，經濟增長很快。

但後來發生一個變化，2000年以後儲蓄率和投資率都急劇上升，消費率急劇下降。如果和80年代、90年代相比，消費率降低了十幾個百分點，投資率提升了十幾個百分點。那這麼一升一降帶來什麼？投資率上升了，是不是經濟增長更快了？沒有。80年代、90年代百分之九、百分之十的增長，2000年以後基本上還是這個速度。而且當時還有個有利條件，中國加入WTO以後，大量出口帶動經濟增長。2008年金融危機以後，出口放緩，中國經濟增長慢下來。現在那麼高的儲蓄率和投資率，並沒有使經濟增長恢復到過去的水平。相反現在經濟增長越來越慢，只有百分之六點幾。

說明什麼？就是我們過去已經造成了一個投資率過高、消費率過低的狀況，這是結構失衡的核心。其實現在要恢復到一個更合理的水平，經濟增長反而可以更快。因爲投資很多，但是大量的無效投資，造成了過剩產能，造成了投資的浪費，它對經濟增長反而變成負擔。現在消費率百分之五十多，如果說讓消費率再回升十個百分點，到百分之六十多，那經濟增長會更快還是更慢？會更快，而且會更可持續。

因爲老百姓敢消費，企業的產品才能賣得出去，經濟才能增長。不要老等到企業賣不出東西了，然後再政府大舉投資來拉動增長，結果投資又造成了一些沒有用的項目，造成過剩。這是得不償失的。讓老百姓敢花錢，經濟才能增長。

同題問答

要做好政府和市場之間的分工

新京報：展望2019年和接下來的幾年，你認爲中國經濟領域的哪些改革是特別迫切的？

王小魯：擺正政府和市場的關係，將來恐怕首先要解決這個問題。像十八屆三中全會講的，市場要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當然不是說政府不能參與，有些事情是需要政府來做的，基礎設施建設、企業不能解決的重大科技攻關項目，還有教育、公共醫療、社會保障等要做好，這都是政府的責任。但是要做好政府和市場之間的分工，哪些事情市場能做，政府就不要和市場來搶，市場做不了的事情，政府要承擔主要責任，這恐怕是未來要繼續解決的問題。

財稅體制改革也很重要。這幾年做了一些事兒，比如營改增、有些稅率下調了，某種程度上減輕了企業負擔，但可能還有很大的潛力繼續推動減負。另外，政府支出結構要改善。現在政府支出中行政管理支出太多、投資支出太多，要把不必要的支出減下來。還有一些事很迫切，現在兩億多農村轉移人口在城市裏就業、工作、居住，但是沒有戶口，很大一部分人沒有納入城市社會保障。戶籍改革要加快，儘快讓這些人能夠在城市裏安家落戶，能夠享受城鎮社會保障，變成市民。還有土地制度的改革，建設一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這方面需要加快推進。

記者 陳鵬 編輯 陳莉 金彧 校對 李銘